第二章 青年時代
關燈
小
中
大
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
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hellip&hellip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
家若自有盈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
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
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
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裡正催驅之勞。
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
若盡數收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 又論免役法曰： “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
今兩稅如故，奈何複欲取庸。
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别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人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
”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東坡即利用此弱點，力加攻擊。
東坡且進一步以國家之興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論調，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蕩以去。
他說道：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于長而存。
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hellip&hellip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
&hellip&hellip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獲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 又駁安石“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段道：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于必行。
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幸之說。
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
” 更就制舉之法而痛論之，其言曰：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審好惡以表俗。
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使天下相率而為僞也。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
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
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
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人，不過如此也。
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欲廢之。
” 這一段文章，仿佛似《韓非》。
又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
知人之法，在于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于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複古之制，臣以為不足。
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
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
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
故風俗之變，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複之則難為力。
&hellip&hellip至于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謂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
今所欲改變，不過數端。
或欲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欲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貼墨，而考大義。
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願陛下留意于遠大者，此數者皆非也，區區之法可預焉。
” 讀完這篇文章，東坡的面目，已躍然生動于紙上。
蓋東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對于一切，鹹主聽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風波，擾擾自勞，所以他說：“風俗之變，法制随之，強而複之難為力。
”以主張萬事不受繩墨規矩之蘇東坡，而與固執不能容人的王安石，并立于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馳了。
試将此二人一比較之，則安石緻密，東坡粗放。
惟其緻密，故度量偏狹，動辄猜忌，不能容人
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
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hellip&hellip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
家若自有盈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
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
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
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裡正催驅之勞。
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
若盡數收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 又論免役法曰： “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
今兩稅如故，奈何複欲取庸。
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别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人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
”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東坡即利用此弱點，力加攻擊。
東坡且進一步以國家之興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論調，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蕩以去。
他說道：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于長而存。
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hellip&hellip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
&hellip&hellip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獲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 又駁安石“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段道：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于必行。
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幸之說。
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
” 更就制舉之法而痛論之，其言曰：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審好惡以表俗。
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使天下相率而為僞也。
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
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
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
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人，不過如此也。
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欲廢之。
” 這一段文章，仿佛似《韓非》。
又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
知人之法，在于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于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複古之制，臣以為不足。
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
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
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
故風俗之變，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複之則難為力。
&hellip&hellip至于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謂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
今所欲改變，不過數端。
或欲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欲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貼墨，而考大義。
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願陛下留意于遠大者，此數者皆非也，區區之法可預焉。
” 讀完這篇文章，東坡的面目，已躍然生動于紙上。
蓋東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對于一切，鹹主聽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風波，擾擾自勞，所以他說：“風俗之變，法制随之，強而複之難為力。
”以主張萬事不受繩墨規矩之蘇東坡，而與固執不能容人的王安石，并立于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馳了。
試将此二人一比較之，則安石緻密，東坡粗放。
惟其緻密，故度量偏狹，動辄猜忌，不能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