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般曆史和美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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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莫裡斯·曼德爾鮑姆提請注意一個&ldquo相當奇怪的事實&rdquo&mdash&mdash&ldquo有些人曾經關心史學方法中存在的一般問題，【164】卻很少探讨&lsquo特殊曆史&rsquo（比如哲學史，或藝術史，或技術史，或法律史）的研究方法與所謂的史學實踐典型案例之間有什麼關系。
&rdquo(1)當我們把曆史粗略視為知識分支時，這些典型案例是最容易記起的一種陳述；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便是人物史或時代史。
總之，這種叙事方式自成一類，據曼德爾鮑姆的定義，被稱為&ldquo一般曆史&rdquo或&ldquo通史&rdquo（&ldquo普通&rdquo[general]一詞最初用于政治曆史，後者在鼎盛時期受到特别的重視）。
無論今天是否取得了極大發展，一般曆史都是現代史學的主要類别。
一般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性：其覆蓋領域廣，本質上不同于特殊曆史。
【165】特殊曆史學家關注同一領域内發生的曆史現象&mdash&mdash而且是相對同質化的現象&mdash&mdash而通史學家則關心構成整個時間序列或某個場景的幾乎所有事件。
顯然，這種差異必然會帶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一般理論陳述很少揭示細節的方方面面。
因此，審視通史的實際結構不僅有回報，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原則上通史學家會調查時空單位，不論其大小；但他們未必都贊成對曆史叙事過于鋪陳。
實際上，通史屬于宏觀曆史研究。
而且，這兩類曆史在實踐中界限模糊。
幾乎所有的專門曆史調查都會超出設定的界限。
如果某一特定領域中的事件無法與外部活動和變化分開，那這種&ldquo越界&rdquo就顯得更有必要了。
斯塔布斯的《英國憲政史》（ConstitutionalHistory）和梅特蘭的《英國法律史》（HistoryofEnglishLaw）被譽為中世紀英國（通）史中的佼佼者；(2)藝術史居然獲得如此殊榮，在我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至于其他領域史，即使在所有方面模仿通史，仍會保留其特殊性。
其身份明顯，是因為研究意圖不同。
專史學家介入相鄰領域，而通史學家則試圖整理不同領域中的大量史實。
前者旨在補充自己的特殊見解，後者在研究之初就以綜合為目标。
的确，必須把通史的研究主題視為對整體的呈現。
【166】如果沒有統一的參考框架，通史就不複存在。
通史的存在正取決于曆史學家是否有可能從相關素材中發現共性。
他尋找的共性是發現的還是被強加的？毫無疑問，史學家往往相信共性為曆史現實的固有共性。
而這個共性又包含什麼呢？對此沒有明确的答案。
曼德爾鮑姆認為，通史總是圍繞社會的整體生活，通史學家因而&ldquo關注社會環境中的思想和行為及其社會啟示&hellip&hellip&rdquo(3)這一說法顯然受到了當前青睐社會史研究的啟發，既片面又狹隘，因而并沒有回答上述問題。
共同的基礎可能是指經年累月形成的民族身份，也可能是指帝國或有着普遍信仰的團體。
任何基礎都可以，都有望産生統一的編排和解釋，這是基于不同元素形成叙事的前提。
如果通史學家不能将這些元素關聯起來，突出其連續性和連貫性，那麼他最好還是放棄。
但是這意味着其整個工作都建立在不确定基礎之上。
他需要的統一&mdash&mdash不管是通過尋找還是通過假設&mdash&mdash都無法得到保證；他難以駕馭自己收集的事實。
然而，通史仍一直存在。
那麼這種令人費解的曆史類型何以成為可能呢？ 不管通史學家知不知道，他已陷入困境。
他必須解決一個棘手的難題&mdash&mdash時序時間的本質矛盾。
(4)一方面，時間流逝無疑對整個人類活動産生了部分影響。
【167】隻有結合某些限制和環境，談論某段時間内的發展和已選定時期的共性才有意義。
這似乎一定程度上為通史學家的探索找到了理由。
當他打算描寫和解釋曆史事實的一般趨勢，順風可使得航行相對順利。
另一方面，他又屢屢受阻，因為他試圖關聯起來的事件分屬不同的領域，無法置于統一和重要的時序中。
之所以很難把它們融入共同的研究中，很可能是因為它們原本就分屬不同的序列，有着對各自領域獨特的時間計劃。
空洞的媒介&mdash&mdash由虛假單位和一堆瑣事構成的時間流&mdash&mdash是時序時間完全不同的方面，但是同樣有影響力。
在理想情況下，時間曲線由系列現象構成，現象之間相互連貫，專史學家正是沿着這樣的曲線展開探索。
相比之下，通史學家則處于劣勢，陷入了紛繁複雜的時間中。
（因為時間的對立性常常遭到忽視，至今很少有人關注綜合化與專門化兩種方法之間的區别，這不足為奇。
） 回到原來的問題：通史何以成為可能呢？答案很簡單：曆史學家設法消除注定使研究失敗的障礙，才能實現這種類型的曆史。
當然不是讓他去彌補暫時存在的分歧，更不是消除這些分歧；他也不可能将遇到的許多随機事件轉變為真實的曆史單位。
他隻能盡力減弱這些永遠存在的幹擾。
為此，通史學家必須求助于旨在操控的計策和手段，【168】從而自信地推進其曆史叙事。
這讓我們（及曆史學家本人）忘記了時序時間這條高速公路實際上并非坦途。
以下兩種情況可以促進史學家這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ldquo視角原理&rdquo效應。
通史學家與證據保持一定的距離，從宏觀層面上對它們進行檢查。
在他站立的地方，細節變得模糊，空氣變得稀薄。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獨自一人&mdash&mdash而且比他在宏觀維度上面對鋪天蓋地的史實時還要孤單。
但是受到史實的壓力越小，就（越能）更自由地塑造曆史。
自然就能放開手腳使用各種計策，做出各種調整。
(5) 其次，史學家講的故事具有較強的一般性，做出的概括似乎可以脫離最初的語境，能輕松用于其他任何情況，這種假象幫了曆史學家大忙。
這些概括一旦被接受，就會宣稱自己是獨立的，可用于諸多場合。
它們普遍适用，對擅長綜合的曆史學家而言可謂夢寐以求。
為什麼史學家不應該借助這些概括，繼續講述自己的曆史故事呢？當然不能，因為這麼做冒着一定的風險。
概括是脆弱的，須謹慎對待。
一旦脫離原來的土壤，服務于陌生的環境，就失去了聲音，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意義。
在《歐洲史》（AHistoryofEurope）中，皮雷納對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形勢做了如下總結：【169】 衆所周知，查士丁尼關閉了雅典學院&hellip&hellip但是，宗教教義和宗教儀式為追捧辯證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辯證法數百年以來都保持着希臘思想特色。
基督教一出現，東方就充斥着異端邪說；大都市内發生激戰，議會之間相互攻擊&hellip&hellip(6) 追捧辯證法？充斥着異端邪說？概括的蒙太奇特色晦澀難懂，表現得最為充分。
為了故事的連續性，這些概括會遮蔽本該喚起的場景。
毫無疑問，通史學家最關心叙事中難以駕馭的内容。
為了滿足需要，也許最明顯的做法就是改編這部分内容，以适應曆史的表現方式，反映那些假裝涵蓋和解釋整個曆史進程的宏大哲學觀念。
（還需要我重申哲學觀點與曆史觀點互不相同嗎？）(7)很多通史似乎不是充斥着進步或發展觀念，就是兩者兼而有之。
這些觀點好像不是被叙述者硬塞到曆史材料中，它們無處不在，對叙述者而言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天賜之物。
事實上，叙述者依賴這些觀點尋求本質上的一緻性時，可能看不出它們隻是抽象思辨的産物。
這通常可在曆史著作的典型用語中找到佐證；J.H.赫克斯特是當代曆史學家，眼光獨到，認為&ldquo趨向、發展、趨勢、進化、增長&rdquo等詞語是曆史著作中經久不變的習慣用語。
(8)【170】（受這些概念的實質影響，曆史學家有時把民族史及其他曆史描述成延續至今的系列曆史事件。
最終講述了一個差不多完整的成功故事，這個故事依賴目的論，不僅産生了大量虛假的事後之見，強化了叙事元素之間的聯系，而且消除了所有現存的裂隙、遺漏、徒勞和矛盾。
） 哲學不僅提出許多觀點，均支持進步、完善和／或不同形式的達爾文方案，還提出了呈周期性變化的模型概念。
哲學的生物學版本&mdash&mdash針對自然發展和衰變這一循環過程的形象化描繪&mdash&mdash同樣為曆史學家提供了便利，使他們得以成功地把過去盡可能包裝成既連貫又清晰的事件序列。
這種形象化描述的内化程度不亞于進步概念，甚至在原本無涉生物學類比的叙述中也會提到前述形象化描述。
&ldquo在羅馬帝國建立之初&rdquo，尼爾森（Nilsson）說道，&ldquo世界就已疲憊不堪。
&rdquo(9)很明顯，哲學觀念起初隻是對闡釋的勇敢嘗試，後來往往轉變為麻醉劑和危險物标識。
我提到過這些以觀念為導向的曆史，隻是為了從一開始就把它們排除在外。
因為思辨回避問題的實質，認真負責的曆史學家對思辨小心翼翼，試圖在沒有此類意識的支撐下繼續摸索。
事實上，很多一般性叙事都避免對曆史方向和意義作出先驗假設；它們既不将其等同于進步運動，也不将其假定為循環運動。
例如，皮雷納未曾想過接受哲學總體看法的引導或誤導。
【171】可以說，這些未經篡改的叙事特别有趣，讓人們能夠認識到推進故事發展所需要的一般手段&mdash&mdash作者必須利用這些手段，才能講述他們希望傳達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有責任心的曆史學家當然不希望操控故事的内容；但是如果他們不做出适當的調整，整個故事架構就會轟然倒塌。
因此，他們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違心地從事不得不做的一切。
這類曆史就是這麼迫使曆史學家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調整時猶豫不決，而且修整的幅度非常小，施加的壓力也很輕微&mdash&mdash就像玩魔術一樣讓人幾乎覺察不到。
然而，畢竟做出了調整。
可以理解的是，許多修整旨在加深有關時間連續性的印象。
現在時間序列随時都有可能分解成不同類别的事件，因此維持前述印象存在着可想而知的困難。
難怪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連嚴謹的曆史學家也隻能使用想象出的論據，以支撐統一的序列。
随意舉兩個例子就能說明這一點。
保羅·文德蘭（PaulWendland）在他的經典著作《希臘羅馬文化》（Diehellenistisch-roemischeKultur）中，對羅馬帝國時期迷信的興起描述如下：&ldquo在帝國時期，嚴苛的宗
&rdquo(1)當我們把曆史粗略視為知識分支時，這些典型案例是最容易記起的一種陳述；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便是人物史或時代史。
總之，這種叙事方式自成一類，據曼德爾鮑姆的定義，被稱為&ldquo一般曆史&rdquo或&ldquo通史&rdquo（&ldquo普通&rdquo[general]一詞最初用于政治曆史，後者在鼎盛時期受到特别的重視）。
無論今天是否取得了極大發展，一般曆史都是現代史學的主要類别。
一般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性：其覆蓋領域廣，本質上不同于特殊曆史。
【165】特殊曆史學家關注同一領域内發生的曆史現象&mdash&mdash而且是相對同質化的現象&mdash&mdash而通史學家則關心構成整個時間序列或某個場景的幾乎所有事件。
顯然，這種差異必然會帶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一般理論陳述很少揭示細節的方方面面。
因此，審視通史的實際結構不僅有回報，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原則上通史學家會調查時空單位，不論其大小；但他們未必都贊成對曆史叙事過于鋪陳。
實際上，通史屬于宏觀曆史研究。
而且，這兩類曆史在實踐中界限模糊。
幾乎所有的專門曆史調查都會超出設定的界限。
如果某一特定領域中的事件無法與外部活動和變化分開，那這種&ldquo越界&rdquo就顯得更有必要了。
斯塔布斯的《英國憲政史》（ConstitutionalHistory）和梅特蘭的《英國法律史》（HistoryofEnglishLaw）被譽為中世紀英國（通）史中的佼佼者；(2)藝術史居然獲得如此殊榮，在我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至于其他領域史，即使在所有方面模仿通史，仍會保留其特殊性。
其身份明顯，是因為研究意圖不同。
專史學家介入相鄰領域，而通史學家則試圖整理不同領域中的大量史實。
前者旨在補充自己的特殊見解，後者在研究之初就以綜合為目标。
的确，必須把通史的研究主題視為對整體的呈現。
【166】如果沒有統一的參考框架，通史就不複存在。
通史的存在正取決于曆史學家是否有可能從相關素材中發現共性。
他尋找的共性是發現的還是被強加的？毫無疑問，史學家往往相信共性為曆史現實的固有共性。
而這個共性又包含什麼呢？對此沒有明确的答案。
曼德爾鮑姆認為，通史總是圍繞社會的整體生活，通史學家因而&ldquo關注社會環境中的思想和行為及其社會啟示&hellip&hellip&rdquo(3)這一說法顯然受到了當前青睐社會史研究的啟發，既片面又狹隘，因而并沒有回答上述問題。
共同的基礎可能是指經年累月形成的民族身份，也可能是指帝國或有着普遍信仰的團體。
任何基礎都可以，都有望産生統一的編排和解釋，這是基于不同元素形成叙事的前提。
如果通史學家不能将這些元素關聯起來，突出其連續性和連貫性，那麼他最好還是放棄。
但是這意味着其整個工作都建立在不确定基礎之上。
他需要的統一&mdash&mdash不管是通過尋找還是通過假設&mdash&mdash都無法得到保證；他難以駕馭自己收集的事實。
然而，通史仍一直存在。
那麼這種令人費解的曆史類型何以成為可能呢？ 不管通史學家知不知道，他已陷入困境。
他必須解決一個棘手的難題&mdash&mdash時序時間的本質矛盾。
(4)一方面，時間流逝無疑對整個人類活動産生了部分影響。
【167】隻有結合某些限制和環境，談論某段時間内的發展和已選定時期的共性才有意義。
這似乎一定程度上為通史學家的探索找到了理由。
當他打算描寫和解釋曆史事實的一般趨勢，順風可使得航行相對順利。
另一方面，他又屢屢受阻，因為他試圖關聯起來的事件分屬不同的領域，無法置于統一和重要的時序中。
之所以很難把它們融入共同的研究中，很可能是因為它們原本就分屬不同的序列，有着對各自領域獨特的時間計劃。
空洞的媒介&mdash&mdash由虛假單位和一堆瑣事構成的時間流&mdash&mdash是時序時間完全不同的方面，但是同樣有影響力。
在理想情況下，時間曲線由系列現象構成，現象之間相互連貫，專史學家正是沿着這樣的曲線展開探索。
相比之下，通史學家則處于劣勢，陷入了紛繁複雜的時間中。
（因為時間的對立性常常遭到忽視，至今很少有人關注綜合化與專門化兩種方法之間的區别，這不足為奇。
） 回到原來的問題：通史何以成為可能呢？答案很簡單：曆史學家設法消除注定使研究失敗的障礙，才能實現這種類型的曆史。
當然不是讓他去彌補暫時存在的分歧，更不是消除這些分歧；他也不可能将遇到的許多随機事件轉變為真實的曆史單位。
他隻能盡力減弱這些永遠存在的幹擾。
為此，通史學家必須求助于旨在操控的計策和手段，【168】從而自信地推進其曆史叙事。
這讓我們（及曆史學家本人）忘記了時序時間這條高速公路實際上并非坦途。
以下兩種情況可以促進史學家這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ldquo視角原理&rdquo效應。
通史學家與證據保持一定的距離，從宏觀層面上對它們進行檢查。
在他站立的地方，細節變得模糊，空氣變得稀薄。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獨自一人&mdash&mdash而且比他在宏觀維度上面對鋪天蓋地的史實時還要孤單。
但是受到史實的壓力越小，就（越能）更自由地塑造曆史。
自然就能放開手腳使用各種計策，做出各種調整。
(5) 其次，史學家講的故事具有較強的一般性，做出的概括似乎可以脫離最初的語境，能輕松用于其他任何情況，這種假象幫了曆史學家大忙。
這些概括一旦被接受，就會宣稱自己是獨立的，可用于諸多場合。
它們普遍适用，對擅長綜合的曆史學家而言可謂夢寐以求。
為什麼史學家不應該借助這些概括，繼續講述自己的曆史故事呢？當然不能，因為這麼做冒着一定的風險。
概括是脆弱的，須謹慎對待。
一旦脫離原來的土壤，服務于陌生的環境，就失去了聲音，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意義。
在《歐洲史》（AHistoryofEurope）中，皮雷納對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形勢做了如下總結：【169】 衆所周知，查士丁尼關閉了雅典學院&hellip&hellip但是，宗教教義和宗教儀式為追捧辯證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辯證法數百年以來都保持着希臘思想特色。
基督教一出現，東方就充斥着異端邪說；大都市内發生激戰，議會之間相互攻擊&hellip&hellip(6) 追捧辯證法？充斥着異端邪說？概括的蒙太奇特色晦澀難懂，表現得最為充分。
為了故事的連續性，這些概括會遮蔽本該喚起的場景。
毫無疑問，通史學家最關心叙事中難以駕馭的内容。
為了滿足需要，也許最明顯的做法就是改編這部分内容，以适應曆史的表現方式，反映那些假裝涵蓋和解釋整個曆史進程的宏大哲學觀念。
（還需要我重申哲學觀點與曆史觀點互不相同嗎？）(7)很多通史似乎不是充斥着進步或發展觀念，就是兩者兼而有之。
這些觀點好像不是被叙述者硬塞到曆史材料中，它們無處不在，對叙述者而言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天賜之物。
事實上，叙述者依賴這些觀點尋求本質上的一緻性時，可能看不出它們隻是抽象思辨的産物。
這通常可在曆史著作的典型用語中找到佐證；J.H.赫克斯特是當代曆史學家，眼光獨到，認為&ldquo趨向、發展、趨勢、進化、增長&rdquo等詞語是曆史著作中經久不變的習慣用語。
(8)【170】（受這些概念的實質影響，曆史學家有時把民族史及其他曆史描述成延續至今的系列曆史事件。
最終講述了一個差不多完整的成功故事，這個故事依賴目的論，不僅産生了大量虛假的事後之見，強化了叙事元素之間的聯系，而且消除了所有現存的裂隙、遺漏、徒勞和矛盾。
） 哲學不僅提出許多觀點，均支持進步、完善和／或不同形式的達爾文方案，還提出了呈周期性變化的模型概念。
哲學的生物學版本&mdash&mdash針對自然發展和衰變這一循環過程的形象化描繪&mdash&mdash同樣為曆史學家提供了便利，使他們得以成功地把過去盡可能包裝成既連貫又清晰的事件序列。
這種形象化描述的内化程度不亞于進步概念，甚至在原本無涉生物學類比的叙述中也會提到前述形象化描述。
&ldquo在羅馬帝國建立之初&rdquo，尼爾森（Nilsson）說道，&ldquo世界就已疲憊不堪。
&rdquo(9)很明顯，哲學觀念起初隻是對闡釋的勇敢嘗試，後來往往轉變為麻醉劑和危險物标識。
我提到過這些以觀念為導向的曆史，隻是為了從一開始就把它們排除在外。
因為思辨回避問題的實質，認真負責的曆史學家對思辨小心翼翼，試圖在沒有此類意識的支撐下繼續摸索。
事實上，很多一般性叙事都避免對曆史方向和意義作出先驗假設；它們既不将其等同于進步運動，也不将其假定為循環運動。
例如，皮雷納未曾想過接受哲學總體看法的引導或誤導。
【171】可以說，這些未經篡改的叙事特别有趣，讓人們能夠認識到推進故事發展所需要的一般手段&mdash&mdash作者必須利用這些手段，才能講述他們希望傳達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有責任心的曆史學家當然不希望操控故事的内容；但是如果他們不做出适當的調整，整個故事架構就會轟然倒塌。
因此，他們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違心地從事不得不做的一切。
這類曆史就是這麼迫使曆史學家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調整時猶豫不決，而且修整的幅度非常小，施加的壓力也很輕微&mdash&mdash就像玩魔術一樣讓人幾乎覺察不到。
然而，畢竟做出了調整。
可以理解的是，許多修整旨在加深有關時間連續性的印象。
現在時間序列随時都有可能分解成不同類别的事件，因此維持前述印象存在着可想而知的困難。
難怪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連嚴謹的曆史學家也隻能使用想象出的論據，以支撐統一的序列。
随意舉兩個例子就能說明這一點。
保羅·文德蘭（PaulWendland）在他的經典著作《希臘羅馬文化》（Diehellenistisch-roemischeKultur）中，對羅馬帝國時期迷信的興起描述如下：&ldquo在帝國時期，嚴苛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