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關燈
小
中
大
四字以賜之。
初，公以康熙己醜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
”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
其略雲：“科舉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
況積弊已深，僥幸日衆。
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
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
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
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拟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
表判可以預拟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
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
今之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
探本清源，應将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雲雲。
奉旨饬議。
時鄂文端公為首相，力持議駁雲：“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
科舉之法，每代不同。
而自明至今，則皆出于時文。
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複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熙朝新語。
莫不有弊。
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于一人之口。
至于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雲‘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
科舉之弊，詩賦則隻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
唐趙匡舉所谡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
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
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
蘇轼有言，觀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責實。
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
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複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終無所益。
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
夫凡宣之于口，筆之于書者，皆空言也。
何獨今之時文為然。
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在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
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适于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
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
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寝食經書，冥搜幽讨，殚智畢精，殆于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
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于其中。
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
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并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雲數月為之而有餘者。
今若著令為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淺。
表判策論皆加核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
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
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
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
凡此諸科，内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于土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于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将治宮室，養遊士，百裡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将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
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
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
相率為僞，其弊尤繁。
甚至借此虛名，以幹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
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
至于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于文義多緻面牆。
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枝，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
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
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纖悉畢照。
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幸，将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
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于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
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無俟更張定制為也，舒赫德所
初，公以康熙己醜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
”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
其略雲：“科舉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
況積弊已深，僥幸日衆。
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
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
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
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拟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
表判可以預拟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
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
今之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
探本清源，應将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雲雲。
奉旨饬議。
時鄂文端公為首相，力持議駁雲：“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
科舉之法，每代不同。
而自明至今，則皆出于時文。
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複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熙朝新語。
莫不有弊。
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于一人之口。
至于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雲‘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
科舉之弊，詩賦則隻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
唐趙匡舉所谡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
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
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
蘇轼有言，觀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責實。
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
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複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終無所益。
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
夫凡宣之于口，筆之于書者，皆空言也。
何獨今之時文為然。
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在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
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适于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
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
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寝食經書，冥搜幽讨，殚智畢精，殆于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
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于其中。
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
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并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雲數月為之而有餘者。
今若著令為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淺。
表判策論皆加核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
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
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
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
凡此諸科，内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于土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于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将治宮室，養遊士，百裡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将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
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
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
相率為僞，其弊尤繁。
甚至借此虛名，以幹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
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
至于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于文義多緻面牆。
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枝，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
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
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纖悉畢照。
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幸，将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
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于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
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無俟更張定制為也，舒赫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