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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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使個眼色，意思是喊她說句話。
老夫人上來，雙手輕輕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說：“走吧，珍弟，總是要走的，師娘等着你來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邁開步子，往門口走去，卻沒有話語，腳步也是輕輕的，像夢遊似的走，把家裡人都弄得糊裡糊塗的，都如夢遊似的跟他走。
走到門前，金珍猛然轉過身來，咚地一聲跪在地上，對着兩位老人沒有猶豫地磕了一個響頭，帶淚地喊一聲：“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們的兒……”這是1956年6月11日淩晨五點多鐘，就是從這一刻起，幾乎像一棵樹又像一個傳說一樣在N大學校園裡既沉靜又喧嚣地度過十餘年的數學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歸路。
臨行前，他向兩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個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與親人們作别，從而使原本已帶淚的離别變得更加淚流滿面，好像離别的雙方都預先知道這次離别的不同尋常。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那之後，沒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裡，他随着吉普車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隻大鳥帶走，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消失了。
感覺是這個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經擁有便把他的過去和以後徹底隔開了，也把他和現實世界徹底隔開了。
以後，人們隻知道他呆在某一個地方，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３６号信箱。
仿佛很近，就在身邊。
可實際上無人知曉這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容先生訪談實錄】我曾問過幾個在郵局工作的學生，本市36号信箱是個什麼單位、在哪裡，得到的答複都是不知道，好像這是地球以外的一個地址。
開始我們都以為這地方就在本市，但當我們收到珍弟第一封來信時，信在路上走的時間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東西。
他去的地方可能很遠，甚至可能在很遠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後第三天寫的，我們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沒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欄裡是毛主席的一句詩：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是毛主席的親筆手迹，印成紅色。
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沒有始發郵局的郵戳，隻有接收局的郵戳。
以後，每次來信都這樣，同樣的信封，同樣的沒有始發郵戳，郵路時間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
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主席的詩句被換成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還一樣。
什麼叫國家機密？從珍弟神秘怪誕的來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點點。
是珍弟走的當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風，天氣驟然降溫，吃飯的時候，父親突然覺得有點頭痛，都以為是着涼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後，便早早上樓去休息了。
沒幾個小時，等母親上床去休息時，發現父親身上還是熱乎的，但人已沒了氣息。
父親就這樣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幾片藥是毒藥，好像父親知道沒有珍弟他的課題研究注定要流産，所以就幹淨利索地結束了自己。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的，是腦溢血奪走了父親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來，開始我們有些猶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單位又那麼神秘重要，又那麼遠——我當時已笃定珍弟沒在本市。
但母親最後還是決定喊，母親說：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們的兒子，父親去世當然要喊他回來。
就這樣，我們給珍弟拍去電報，通知他回來參加葬禮。
但來的卻是一個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給父親敬獻了花圈。
花圈很大，是葬禮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個，但我們還是感覺不到安慰，甚至還有些憂傷。
說真的，以我們對珍弟的了解，隻要他能回來是一定會回來的，他是個非常認死理的人，認定的事他會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會前怕狼後怕虎的。
他不回來，我們當然想法很多，不知為什麼，也許是來人說的有些話太隐晦，什麼以後家裡有啥事金珍回來的可能性都很小；什麼他們都是容金珍親密無間的兄弟，他們來就代表容金珍來；什麼這個他無法回答我們，那個他不能說的，等等。
這些話我聽着想着，有時候我會突然懷疑珍弟已經出事了，死了。
尤其是看他以後的來信越來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這樣，老是見信見不到人，我真的越來越懷疑珍弟已不在人世。
在一個事關國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機構裡，生命也許是最容易偉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榮的，而給死者親屬制造人死猶在的假象，可以說就是我們體現光榮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光榮的一部分。
總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來，看不到他人，聽不到他聲，光憑幾封信，我對他能不能安然回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了。
然後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跟着是埋在我個人命運裡幾十年的一枚炸彈也爆發了。
一張大字報揭發我，說我一直在苦戀那個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種大膽離奇的設想、妖怪的推理相繼粉墨
老夫人上來，雙手輕輕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說：“走吧，珍弟，總是要走的，師娘等着你來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邁開步子，往門口走去，卻沒有話語，腳步也是輕輕的，像夢遊似的走，把家裡人都弄得糊裡糊塗的，都如夢遊似的跟他走。
走到門前，金珍猛然轉過身來，咚地一聲跪在地上，對着兩位老人沒有猶豫地磕了一個響頭，帶淚地喊一聲：“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們的兒……”這是1956年6月11日淩晨五點多鐘，就是從這一刻起，幾乎像一棵樹又像一個傳說一樣在N大學校園裡既沉靜又喧嚣地度過十餘年的數學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歸路。
臨行前，他向兩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個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與親人們作别，從而使原本已帶淚的離别變得更加淚流滿面，好像離别的雙方都預先知道這次離别的不同尋常。
可以不誇張地說，從那之後，沒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裡，他随着吉普車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隻大鳥帶走，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消失了。
感覺是這個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經擁有便把他的過去和以後徹底隔開了，也把他和現實世界徹底隔開了。
以後，人們隻知道他呆在某一個地方，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３６号信箱。
仿佛很近，就在身邊。
可實際上無人知曉這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容先生訪談實錄】我曾問過幾個在郵局工作的學生，本市36号信箱是個什麼單位、在哪裡，得到的答複都是不知道，好像這是地球以外的一個地址。
開始我們都以為這地方就在本市，但當我們收到珍弟第一封來信時，信在路上走的時間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東西。
他去的地方可能很遠，甚至可能在很遠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後第三天寫的，我們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沒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欄裡是毛主席的一句詩：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是毛主席的親筆手迹，印成紅色。
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沒有始發郵局的郵戳，隻有接收局的郵戳。
以後，每次來信都這樣，同樣的信封，同樣的沒有始發郵戳，郵路時間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
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主席的詩句被換成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還一樣。
什麼叫國家機密？從珍弟神秘怪誕的來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點點。
是珍弟走的當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風，天氣驟然降溫，吃飯的時候，父親突然覺得有點頭痛，都以為是着涼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後，便早早上樓去休息了。
沒幾個小時，等母親上床去休息時，發現父親身上還是熱乎的，但人已沒了氣息。
父親就這樣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幾片藥是毒藥，好像父親知道沒有珍弟他的課題研究注定要流産，所以就幹淨利索地結束了自己。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的，是腦溢血奪走了父親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來，開始我們有些猶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單位又那麼神秘重要，又那麼遠——我當時已笃定珍弟沒在本市。
但母親最後還是決定喊，母親說：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們的兒子，父親去世當然要喊他回來。
就這樣，我們給珍弟拍去電報，通知他回來參加葬禮。
但來的卻是一個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給父親敬獻了花圈。
花圈很大，是葬禮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個，但我們還是感覺不到安慰，甚至還有些憂傷。
說真的，以我們對珍弟的了解，隻要他能回來是一定會回來的，他是個非常認死理的人，認定的事他會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會前怕狼後怕虎的。
他不回來，我們當然想法很多，不知為什麼，也許是來人說的有些話太隐晦，什麼以後家裡有啥事金珍回來的可能性都很小；什麼他們都是容金珍親密無間的兄弟，他們來就代表容金珍來；什麼這個他無法回答我們，那個他不能說的，等等。
這些話我聽着想着，有時候我會突然懷疑珍弟已經出事了，死了。
尤其是看他以後的來信越來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這樣，老是見信見不到人，我真的越來越懷疑珍弟已不在人世。
在一個事關國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機構裡，生命也許是最容易偉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榮的，而給死者親屬制造人死猶在的假象，可以說就是我們體現光榮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光榮的一部分。
總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來，看不到他人，聽不到他聲，光憑幾封信，我對他能不能安然回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了。
然後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跟着是埋在我個人命運裡幾十年的一枚炸彈也爆發了。
一張大字報揭發我，說我一直在苦戀那個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種大膽離奇的設想、妖怪的推理相繼粉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