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墳》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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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
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
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
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隻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
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
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别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确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
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
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
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⑷的毒，時而很随便，時而很峻急。
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幹。
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
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鍊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
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
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麼前途的目标，範本。
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
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裡讨生活，卻将活人的唇舌做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
至于對于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幹資料，以供使役，但這并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内，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
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
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
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後來的青年。
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
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
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
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
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複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幹毒害。
隻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将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
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将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着曾經和過的軀殼。
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塵謗于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凄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魯迅。
注釋： ［1］南普陀寺在廈門大學附近。
該寺建于唐代開元年間，原名普照寺。
［2］劉伶字伯倫，晉代沛國（今安徽宿縣）人。
《晉書·劉伶傳》中說，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 ［3］指當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一般》月刊。
關于“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的議論，見該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載明石（朱光潛）《雨天的書》一文，其中說：“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幹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
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适之、吳稚晖、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處所（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 ［4］莊周（約前369－前286）戰國時宋國人，道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莊子》一書。
韓非（前280－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先秦法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5］見《青年必讀書》，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後收入《華蓋集》。
［6］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文學家。
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題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晉朝王室的藏書閣中看到了曹操的《遺令》而作的。
曹操在《遺令》中說，他死後不要照古代的繁禮厚葬，葬禮應該簡單些；遺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樂仍留在銅雀台按時上祭作樂。
陸機這篇吊文，對曹操臨死時仍然眷戀這些表示了一種感慨。
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
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
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隻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
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
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别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确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
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
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
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⑷的毒，時而很随便，時而很峻急。
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幹。
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
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鍊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
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
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麼前途的目标，範本。
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
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裡讨生活，卻将活人的唇舌做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
至于對于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幹資料，以供使役，但這并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内，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
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
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
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後來的青年。
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
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
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
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
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複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幹毒害。
隻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将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
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将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着曾經和過的軀殼。
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塵謗于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凄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魯迅。
注釋： ［1］南普陀寺在廈門大學附近。
該寺建于唐代開元年間，原名普照寺。
［2］劉伶字伯倫，晉代沛國（今安徽宿縣）人。
《晉書·劉伶傳》中說，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 ［3］指當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一般》月刊。
關于“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的議論，見該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載明石（朱光潛）《雨天的書》一文，其中說：“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幹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
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适之、吳稚晖、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處所（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 ［4］莊周（約前369－前286）戰國時宋國人，道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莊子》一書。
韓非（前280－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先秦法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5］見《青年必讀書》，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後收入《華蓋集》。
［6］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文學家。
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題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晉朝王室的藏書閣中看到了曹操的《遺令》而作的。
曹操在《遺令》中說，他死後不要照古代的繁禮厚葬，葬禮應該簡單些；遺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樂仍留在銅雀台按時上祭作樂。
陸機這篇吊文，對曹操臨死時仍然眷戀這些表示了一種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