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睜了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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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
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
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
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
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
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于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
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
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并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
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
”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
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
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
呸！ 我并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将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裡，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并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
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于有“終身之約”。
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
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于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
明未的作家便閉上眼睛，并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
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于報章雜志之濫登。
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纣王已曾在女娲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
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于應付。
做詩不刻木闆，去藏之名山，卻要随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實寫的，而那結果也并不壞。
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
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
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
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
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
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于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
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
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并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
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
”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
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
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
呸！ 我并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将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裡，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并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
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于有“終身之約”。
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
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于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
明未的作家便閉上眼睛，并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
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于報章雜志之濫登。
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纣王已曾在女娲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
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于應付。
做詩不刻木闆，去藏之名山，卻要随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實寫的，而那結果也并不壞。
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