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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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腳上的一隻，怪滑稽的。
沒遭到這個“損失”的，就瞧着他們的笑話，揶揄着他們大尋開心。
我光着雙腳回到了地質博物館，為自己“損失”了一雙半新的“解放”鞋悶悶不樂。
更是發愁，因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親。
父親很久沒往家中寫信了。
我要親眼看到他現在的“下場”怎樣。
倘他在受折磨，我決心留在他身邊，陪伴他，給他些慰藉。
總不能光着腳出現在父親面前，使父親見了我傷心啊！ 正愁得沒法兒，一個上海的紅衛兵，湊過來與我商議，要拿一雙新布鞋，換我搶到手那塊礦石。
那是很好的紀念品。
但換一雙新布鞋還是很合算的。
遺憾的是他那雙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遺憾了半天，他也遺憾了半天。
傍晚，聽人說，首都體育場（或者是另一個體育場，記不清了）擺滿了鞋，在被檢閱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認領。
吃過晚飯，光着雙腳去了體育場。
偌大的足球場地上，一圈一圈擺了幾十圈鞋，起碼兩三千隻。
還真有不少紅衛兵去認領。
天色以暗，我從最外圈繞到最裡圈，沒尋找到我那雙鞋。
那是“解放”鞋的時代，兩三千隻中，半數是“解放”鞋。
而且，我的鞋，絕不可能成雙成對地擺在一起，哪裡辯認得出來呢？ 一個毛主席的“小老鄉”對我說：“尋麼子麼，哪雙‘孩’合腳，穿去就是了喲！天下紅衛兵一家子嘛，你穿我麼我穿他！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來的麼，莫啥子關系喲！” 受他啟發，一隻隻往腳上穿，試了二十來隻，終于兩腳都選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樣的“解放”鞋，很新。
舊鞋換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後來者一眼認出，忙不疊地就離開。
乘錯了車，又到了天安門廣場。
檢閱早已完畢，仍有不少人，在紅牆下幹着什麼。
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紅牆上的紅粉。
抹了，再往筆記本上按下一個個指印或掌印。
不消問，那也是一種留取紀念的方式。
紅牆人手夠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難看極了。
我也擠上去抹。
抹了一手紅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帶筆記本。
覺得沒趣，又無處洗手，更無手絹（十七歲的我還不懂随身帶手絹是一種文明的教養），從地上撿起團肮髒的紙擦擦了事。
又見一群人忽地圍攏起來。
不免又好奇。
又擠進人牆看究竟。
原來被圍攏的是兩位蒙古少女。
圍攏他們的人認定她們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兩位為救集體的羊群而與暴風雪博鬥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
紛紛将筆記本和手絹塞給她們，讓她們用蒙文簽名留念。
她們不懂漢話，也不會說漢話，卻明白人們的意思，認認真真地用蒙文簽名，滿足大家的心願。
人們中有一個大煞風景地說：“她們不是‘草原小姐妹’，我從《人民畫報》上見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長得跟她倆完全不一樣！” 這話引起了衆怒。
大家認為她們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卻道不是！掃大家的興！真是罪該萬死！ “是！當定是！” “你胡說！”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紅衛兵還是冒牌的紅衛兵！” 衆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趕緊離開了。
誰破壞了群衆的某種情緒，誰就成了群衆的敵人。
即使明知群衆在自欺欺人，也千萬不要點破。
點破了，沒有好下場。
當年的廣大革命群衆更多的時候是不但甘于而且樂于自欺欺人。
因為自欺欺人的辦法可使沒意義沒意義的某些事變得有意義有意義。
當年的廣大革命群衆善于尋找到各種他們認為有意義有意義的事做。
比如有些革命群衆認為，凡是毛主席語錄，不論刷寫在牆上的或是印在紙上的，同時都應該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頭像，于是便會組織起來，用硬紙闆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種頭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牆有語錄，便“制作”上一個毛主席的頭像。
還寄聯名公開信與《人民日報》，于是《人民日報》頭版的語錄欄左上角，從此也有了毛主席頭像。
于是全國各省市地縣的報紙以及各紅衛兵組織的戰報、傳單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頭像。
沒有這一類有意義的事層出不窮，革命群衆就會漸漸感到“文化大革命”沒多大意思了。
我雖然沒帶筆記本，但又不甘錯過機會，靈機一動，脫了外衣，打手勢讓“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寫字，并指指天安門城樓，舉起雙手跳躍兩次，意思是讓她們寫“毛主席萬歲！” 也不知她們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反正她們點了點頭。
于是我向她們背過身去。
感覺她們寫完了，我還有些不放心，問旁邊的人：“給我寫完了麼？” “寫完了！快躲開，該給我寫啦！”那人一把将我推開。
穿好上衣，懷着得到意外收獲的喜悅，怕再乘錯車，走回了地質博物館。
臨睡前，脫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賞。
寫得很大，很清楚。
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彎彎地象花邊。
離我近的那個上海紅衛兵又湊過來，問：“誰給你寫的？寫的什麼？” 我炫耀地說：“‘草原小姐妹’寫的！毛主席萬歲！” 他兩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問：“你在哪兒碰到她們的？讓她們寫她們就肯寫麼？” 我說：“在天安門前，隻要是戴紅衛兵袖标的她們就肯給寫！” “你又到天安門去了？我也去，現在就去！路上買幾條手絹，讓她們全寫上！”他說着，站起來就打算走出去。
我說：“老弟，别去啦！你以為人家會在天安門那兒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點不相信：“真的？” 我說：“騙你幹什麼呢？我在天安門那兒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們，我瞧着她們，心想，好象在哪兒見過呀！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嗎？就攔住她們，問：‘你倆是龍梅和玉榮吧？’她們回答：‘是呀，你怎麼知道？’我說：‘《人民日報》上登過你倆的照片啊，給我留個紀念吧！’姐姐說：‘行！’妹妹說：‘那你可别聲張，否則人們該圍住我們，都請求我們留紀念啦！’我趕緊撩起衣服，讓她們往我背心上寫字。
她們一寫完就走了！全北京沒有第二個人會得到這樣的紀念！” 他聽我說完，捧着我的背心，沒夠地欣賞那些曲曲彎彎的蒙文字，愛不釋手。
我十分得意。
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編出那麼一番謊話騙他。
他低聲說：“咱倆商議商議吧！” 我說：“又想用你
沒遭到這個“損失”的，就瞧着他們的笑話，揶揄着他們大尋開心。
我光着雙腳回到了地質博物館，為自己“損失”了一雙半新的“解放”鞋悶悶不樂。
更是發愁，因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親。
父親很久沒往家中寫信了。
我要親眼看到他現在的“下場”怎樣。
倘他在受折磨，我決心留在他身邊，陪伴他，給他些慰藉。
總不能光着腳出現在父親面前，使父親見了我傷心啊！ 正愁得沒法兒，一個上海的紅衛兵，湊過來與我商議，要拿一雙新布鞋，換我搶到手那塊礦石。
那是很好的紀念品。
但換一雙新布鞋還是很合算的。
遺憾的是他那雙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遺憾了半天，他也遺憾了半天。
傍晚，聽人說，首都體育場（或者是另一個體育場，記不清了）擺滿了鞋，在被檢閱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認領。
吃過晚飯，光着雙腳去了體育場。
偌大的足球場地上，一圈一圈擺了幾十圈鞋，起碼兩三千隻。
還真有不少紅衛兵去認領。
天色以暗，我從最外圈繞到最裡圈，沒尋找到我那雙鞋。
那是“解放”鞋的時代，兩三千隻中，半數是“解放”鞋。
而且，我的鞋，絕不可能成雙成對地擺在一起，哪裡辯認得出來呢？ 一個毛主席的“小老鄉”對我說：“尋麼子麼，哪雙‘孩’合腳，穿去就是了喲！天下紅衛兵一家子嘛，你穿我麼我穿他！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來的麼，莫啥子關系喲！” 受他啟發，一隻隻往腳上穿，試了二十來隻，終于兩腳都選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樣的“解放”鞋，很新。
舊鞋換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後來者一眼認出，忙不疊地就離開。
乘錯了車，又到了天安門廣場。
檢閱早已完畢，仍有不少人，在紅牆下幹着什麼。
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紅牆上的紅粉。
抹了，再往筆記本上按下一個個指印或掌印。
不消問，那也是一種留取紀念的方式。
紅牆人手夠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難看極了。
我也擠上去抹。
抹了一手紅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帶筆記本。
覺得沒趣，又無處洗手，更無手絹（十七歲的我還不懂随身帶手絹是一種文明的教養），從地上撿起團肮髒的紙擦擦了事。
又見一群人忽地圍攏起來。
不免又好奇。
又擠進人牆看究竟。
原來被圍攏的是兩位蒙古少女。
圍攏他們的人認定她們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兩位為救集體的羊群而與暴風雪博鬥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
紛紛将筆記本和手絹塞給她們，讓她們用蒙文簽名留念。
她們不懂漢話，也不會說漢話，卻明白人們的意思，認認真真地用蒙文簽名，滿足大家的心願。
人們中有一個大煞風景地說：“她們不是‘草原小姐妹’，我從《人民畫報》上見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長得跟她倆完全不一樣！” 這話引起了衆怒。
大家認為她們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卻道不是！掃大家的興！真是罪該萬死！ “是！當定是！” “你胡說！”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紅衛兵還是冒牌的紅衛兵！” 衆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趕緊離開了。
誰破壞了群衆的某種情緒，誰就成了群衆的敵人。
即使明知群衆在自欺欺人，也千萬不要點破。
點破了，沒有好下場。
當年的廣大革命群衆更多的時候是不但甘于而且樂于自欺欺人。
因為自欺欺人的辦法可使沒意義沒意義的某些事變得有意義有意義。
當年的廣大革命群衆善于尋找到各種他們認為有意義有意義的事做。
比如有些革命群衆認為，凡是毛主席語錄，不論刷寫在牆上的或是印在紙上的，同時都應該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頭像，于是便會組織起來，用硬紙闆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種頭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牆有語錄，便“制作”上一個毛主席的頭像。
還寄聯名公開信與《人民日報》，于是《人民日報》頭版的語錄欄左上角，從此也有了毛主席頭像。
于是全國各省市地縣的報紙以及各紅衛兵組織的戰報、傳單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頭像。
沒有這一類有意義的事層出不窮，革命群衆就會漸漸感到“文化大革命”沒多大意思了。
我雖然沒帶筆記本，但又不甘錯過機會，靈機一動，脫了外衣，打手勢讓“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寫字，并指指天安門城樓，舉起雙手跳躍兩次，意思是讓她們寫“毛主席萬歲！” 也不知她們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反正她們點了點頭。
于是我向她們背過身去。
感覺她們寫完了，我還有些不放心，問旁邊的人：“給我寫完了麼？” “寫完了！快躲開，該給我寫啦！”那人一把将我推開。
穿好上衣，懷着得到意外收獲的喜悅，怕再乘錯車，走回了地質博物館。
臨睡前，脫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賞。
寫得很大，很清楚。
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彎彎地象花邊。
離我近的那個上海紅衛兵又湊過來，問：“誰給你寫的？寫的什麼？” 我炫耀地說：“‘草原小姐妹’寫的！毛主席萬歲！” 他兩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問：“你在哪兒碰到她們的？讓她們寫她們就肯寫麼？” 我說：“在天安門前，隻要是戴紅衛兵袖标的她們就肯給寫！” “你又到天安門去了？我也去，現在就去！路上買幾條手絹，讓她們全寫上！”他說着，站起來就打算走出去。
我說：“老弟，别去啦！你以為人家會在天安門那兒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點不相信：“真的？” 我說：“騙你幹什麼呢？我在天安門那兒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們，我瞧着她們，心想，好象在哪兒見過呀！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嗎？就攔住她們，問：‘你倆是龍梅和玉榮吧？’她們回答：‘是呀，你怎麼知道？’我說：‘《人民日報》上登過你倆的照片啊，給我留個紀念吧！’姐姐說：‘行！’妹妹說：‘那你可别聲張，否則人們該圍住我們，都請求我們留紀念啦！’我趕緊撩起衣服，讓她們往我背心上寫字。
她們一寫完就走了！全北京沒有第二個人會得到這樣的紀念！” 他聽我說完，捧着我的背心，沒夠地欣賞那些曲曲彎彎的蒙文字，愛不釋手。
我十分得意。
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編出那麼一番謊話騙他。
他低聲說：“咱倆商議商議吧！” 我說：“又想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