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我系統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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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狀态之下時，就如同當頭棒喝時，對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點也不清楚。
這種教育效果絕不像我們前面讨論過的其他兩種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樣簡單而有效，因為嚴重焦慮的突然出現，事實上會阻礙對即時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領會或理解。
不過，這并不妨礙回憶，并且，當回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時，人們便可以回想起在嚴重焦慮期間所發生的事情&mdash&mdash當嚴重焦慮擾亂一切事情的時候，人們會産生一種表達其行動的感覺&mdash&mdash然後就會逐漸成為我們所有人都&ldquo不可思議的禁忌&rdquo(uncannytaboo)的區域。
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描述這樣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們一旦遇上這些事情，便會立刻停止。
相比于其他兩種訓練，這種訓練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還得說，它更可能會導緻對現實的歪曲認識。
好我、壞我與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際合作的三個方面，它們是嬰兒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還對學習起着支配的作用。
也就是說，人際合作的這三個方面需要對嬰兒的同化或社會化。
按照習俗，嬰兒在嬰兒期結束前會接觸所有這些方面。
從這三種經驗&mdash&mdash有關獎賞、焦慮梯度，以及實體發生的突然被嚴重焦慮淹沒的經驗&mdash&mdash中，出現了我(me)的三個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終與我的身體(mybody)的感覺聯系在一起&mdash&mdash你們應該還記得，我的身體是一個經驗的組織，憑借其自我感覺特征而逐漸與其他一切區别開來。
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最初人格化(它們有着理解身體的共同元素)大約在嬰兒中期組織形成&mdash&mdash我不能确切地說出其時間。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嬰兒最早的雙重人格化是把真實的育兒者分為好母親和壞母親。
而現在這個時候，有關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壞我(bad-me)和非我(not-me)。
據我所知，在這樣或那樣的文化裡，在幾乎每一個為生活而接受訓練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這種三重分裂，這些人格化的核心&mdash&mdash這個核心将其最終合而為一，而且，使其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系&mdash&mdash在于其與不斷成長之&ldquo我的身體&rdquo概念之間的關聯。
好我是這樣一種最初的人格化：它組織着使得滿足得以增強的經驗，也即育兒者對事情的進展感到愉悅，由此更多地給予嬰兒具有獎賞性的溫柔，使得嬰兒體驗到滿足感得到增強；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育兒者是自由的，她往往會逐步地向嬰兒表示其溫柔慈愛。
好我的終極發展，便是通常所讨論的&ldquo我&rdquo(I)這個主題。
另一方面，壞我則是組織不斷增長的焦慮經驗的最初人格化，這種不斷增長的焦慮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際環境裡，與育兒者的行為相聯系。
也就是說，壞我是以不斷增長的焦慮梯度為基礎的，而且在生命的這一階段，進而有賴于能夠誘發焦慮的某個人注80對嬰兒行為的觀察(即使是誤解)。
嬰兒的某種行為與母親不斷增強的緊張以及日益明顯的禁忌常常同時出現，便是這種經驗的根源，它通常會被組織成我們可用壞我來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兩種人格化聽起來好似一種關于現實的闡釋。
然而，這兩種人格化是1歲或1歲以上兒童交際思維(communicatedthinking)的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們在這個較早階段就已經存在，并不是一種未經證實的推理。
當我們進入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時，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領域&mdash&mdash一個隻有通過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領域，這些特殊的情境并非位于我們的經驗之外。
我們大多數人明顯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着時候偶然做的夢境裡；不過，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人會非常明顯地遇到這種非我的人格化，在他們看來，這些情況是非常真實的。
事實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終存在&mdash&mdash盡管不是每一分鐘，但是每一天，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存在&mdash&mdash有時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現象，但應該有其他的現象出現；而且，在許多人身上&mdash&mdash我不知道這些人占多大比例&mdash&mdash它以間接的方式(分裂行為)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在其中，人們會做出或說出他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對别人來說非常有意義而他們自己卻一無所知的事情。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在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時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們絕非天方夜譚。
正是有這些特殊的情境作為證據&mdash&mdash既包括每個人都會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嚴重人格障礙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這些情境，我們後面都會談及&mdash&mdash我才選擇提出這第三種最初的人格化(它與對&ldquo我的身體&rdquo的不斷增長的認識是交織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
這是一種進展極其緩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種始終相對原始的特征，也就是說，它是
這種教育效果絕不像我們前面讨論過的其他兩種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樣簡單而有效，因為嚴重焦慮的突然出現，事實上會阻礙對即時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領會或理解。
不過，這并不妨礙回憶，并且，當回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時，人們便可以回想起在嚴重焦慮期間所發生的事情&mdash&mdash當嚴重焦慮擾亂一切事情的時候，人們會産生一種表達其行動的感覺&mdash&mdash然後就會逐漸成為我們所有人都&ldquo不可思議的禁忌&rdquo(uncannytaboo)的區域。
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描述這樣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們一旦遇上這些事情，便會立刻停止。
相比于其他兩種訓練，這種訓練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還得說，它更可能會導緻對現實的歪曲認識。
好我、壞我與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際合作的三個方面，它們是嬰兒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還對學習起着支配的作用。
也就是說，人際合作的這三個方面需要對嬰兒的同化或社會化。
按照習俗，嬰兒在嬰兒期結束前會接觸所有這些方面。
從這三種經驗&mdash&mdash有關獎賞、焦慮梯度，以及實體發生的突然被嚴重焦慮淹沒的經驗&mdash&mdash中，出現了我(me)的三個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終與我的身體(mybody)的感覺聯系在一起&mdash&mdash你們應該還記得，我的身體是一個經驗的組織，憑借其自我感覺特征而逐漸與其他一切區别開來。
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最初人格化(它們有着理解身體的共同元素)大約在嬰兒中期組織形成&mdash&mdash我不能确切地說出其時間。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嬰兒最早的雙重人格化是把真實的育兒者分為好母親和壞母親。
而現在這個時候，有關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壞我(bad-me)和非我(not-me)。
據我所知，在這樣或那樣的文化裡，在幾乎每一個為生活而接受訓練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這種三重分裂，這些人格化的核心&mdash&mdash這個核心将其最終合而為一，而且，使其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系&mdash&mdash在于其與不斷成長之&ldquo我的身體&rdquo概念之間的關聯。
好我是這樣一種最初的人格化：它組織着使得滿足得以增強的經驗，也即育兒者對事情的進展感到愉悅，由此更多地給予嬰兒具有獎賞性的溫柔，使得嬰兒體驗到滿足感得到增強；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育兒者是自由的，她往往會逐步地向嬰兒表示其溫柔慈愛。
好我的終極發展，便是通常所讨論的&ldquo我&rdquo(I)這個主題。
另一方面，壞我則是組織不斷增長的焦慮經驗的最初人格化，這種不斷增長的焦慮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際環境裡，與育兒者的行為相聯系。
也就是說，壞我是以不斷增長的焦慮梯度為基礎的，而且在生命的這一階段，進而有賴于能夠誘發焦慮的某個人注80對嬰兒行為的觀察(即使是誤解)。
嬰兒的某種行為與母親不斷增強的緊張以及日益明顯的禁忌常常同時出現，便是這種經驗的根源，它通常會被組織成我們可用壞我來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兩種人格化聽起來好似一種關于現實的闡釋。
然而，這兩種人格化是1歲或1歲以上兒童交際思維(communicatedthinking)的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們在這個較早階段就已經存在，并不是一種未經證實的推理。
當我們進入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時，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領域&mdash&mdash一個隻有通過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領域，這些特殊的情境并非位于我們的經驗之外。
我們大多數人明顯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着時候偶然做的夢境裡；不過，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人會非常明顯地遇到這種非我的人格化，在他們看來，這些情況是非常真實的。
事實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終存在&mdash&mdash盡管不是每一分鐘，但是每一天，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存在&mdash&mdash有時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現象，但應該有其他的現象出現；而且，在許多人身上&mdash&mdash我不知道這些人占多大比例&mdash&mdash它以間接的方式(分裂行為)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在其中，人們會做出或說出他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對别人來說非常有意義而他們自己卻一無所知的事情。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在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時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們絕非天方夜譚。
正是有這些特殊的情境作為證據&mdash&mdash既包括每個人都會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嚴重人格障礙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這些情境，我們後面都會談及&mdash&mdash我才選擇提出這第三種最初的人格化(它與對&ldquo我的身體&rdquo的不斷增長的認識是交織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
這是一種進展極其緩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種始終相對原始的特征，也就是說，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