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猜想和反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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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hellip&hellip理論最好不過的命運是，指明通往一個更加廣包的理論的途徑，而它則作為一個極限情形在後一理論中繼續存在下去。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特恩布爾先生預言了種種不幸的後果，&hellip&hellip又在竭盡所能以證實他的預見。
安東尼·特羅洛普 Ⅰ 當我收到這門課的參加者名單，并得知我是被邀請來向我的哲學同事們講學時，經過一番踟躇和磋商，就想到你們或許贊成我談談那些使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和我最為熟悉的發展。
因此我決定做一件我從未做過的事：向你們報告我從1919年秋季以來在科學哲學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開始抓住這個問題：&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可以稱為科學的？&rdquo或者&ldquo一種理論的科學性質或者科學地位有沒有标準？&rdquo 當時使我操心的問題既不是&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是真的？&rdquo也不是&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是可以接受的？&rdquo我的問題不是這樣。
我想要區别科學和僞科學；雖然很清楚科學時常弄錯，而僞科學可以碰巧觸及真理。
當然，對我這個問題的最公認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學不同于僞科學或者形而上學的地方，是它的經驗方法；這主要就是歸納方法，是從觀察或實驗出發的。
但這并不使我滿意。
相反，我時常把我的問題表述為區别真正的經驗方法和非經驗方法甚至僞經驗方法的問題&mdash&mdash也就是說，有一種方法雖然訴諸觀察和實驗，但仍舊達不到科學的标準。
後一種方法可以占星術為例，因為占星術擁有根據觀察、根據算命天宮圖和根據傳記所積累的大量經驗證據。
但是使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并不是占星術的例子，我也許還是簡單叙述一下我的問題産生時的氣氛和刺激它産生的那些例證為宜。
在奧地利帝國崩潰之後，奧國發生了一次革命：當時的氣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觀念，和新的而且往往瘋狂的理論。
在那些使我感覺興趣的理論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然最為重要。
另外還有三個，即馬克思的曆史學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
&lowast 關于這些學說，當時有不少流行的奇談怪論，特别是關于相對論（一如今天還聽到的），所幸的是那些向我介紹相對論的人都很不錯。
我所屬的一小群學生，全都對愛丁頓在1919年第一次證實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日食觀測結果感到驚喜，這是第一次重要确證。
這對我們說來是難得的經驗，而且對我的思想發展産生了持久影響。
我提到的另外三種理論在當時的學生中也廣泛被人讨論着。
我自己碰巧和阿德勒有過個人接觸，甚至在他的社會工作中和他合作過，因為他那時正在維也納的工人區建立向社會開放的指導診所，在青少年中開展社會工作。
1919年夏天，我開始對這三種理論愈來愈感到不滿&mdash&mdash即對馬克思的曆史學說、精神分析學和個體心理學；我對它們自稱的科學地位也開始懷疑。
我的問題開頭大約是這樣的簡單形式：&ldquo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和個體心理學的毛病在哪裡？為什麼它們同物理學理論、同牛頓理論、特别是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麼不一樣？&rdquo 為了使這種不同更加明顯，我将解釋說，當時我們裡面很少有人會說我們相信愛因斯坦的引力論是真理。
這表明，當時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為我懷疑另外那三種學說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
然而也不是由于我僅僅覺得理論物理學比社會學或心理學類型的學說更加精确。
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問題（至少不是那個時期的真理問題），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測量性問題。
毋甯說，我覺得這另外三種學說雖然裝作是科學，事實上卻像原始神話而不像科學；它們更像占星術而不像天文學。
我發現，我的朋友中贊賞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對這些理論的許多共同點尤其是它們明顯的解釋力具有深刻印象。
這些理論看來簡直能夠解釋它們所涉及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
研究其中任何一種，似乎都會産生一種理智上的皈依或啟示，讓你們看到尚未入門的人所看不到的新真理。
一旦你們這樣打開了眼界，便會看到确證事例無所不在：世界充滿了對這一理論的證實。
發生的每事每物總是在确證它。
因此，它的真理性看來昭然若揭；凡是不相信的人顯然都是不想看到明顯的真理；他們之所以拒絕看，或者是因為它違反他們的階級利益，或者因為他們所受壓抑還&ldquo未經分析&rdquo，亟待治療。
我以為，這個情境中最有特征的因素就是不竭的确證和觀察（它們&ldquo證實&rdquo這些理論）之流；它們的追随者都始終強調這一點。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打開一張報紙，必定會在每一版上都看到确證他對曆史的解釋的證據；不僅在新聞中，而且還會在版面安排上發現這一點&mdash&mdash這暴露了報紙的階級偏見&mdash&mdash當然還特别在報紙所沒有說出的弦外之音中發現。
弗洛伊德分析家強調說，他們的理論總是為他們的&ldquo臨床觀察&rdquo所證實。
至于阿德勒，我由于個人經驗而對他印象深刻。
1919年有一次我向他報告一個病例，我覺得這個病例似乎并不特别符合于阿德勒學說，可是他卻感到不難用他的自卑感理論來加以分析，雖然他甚至沒有見過這個孩子。
我略感吃驚，問他怎麼會這樣有把握。
他回答說：&ldquo因為我有上千次的經驗&rdquo；因此我不得不說：&ldquo我料想，由于這個新病例，你現在有了一千零一次經驗。
&rdquo 我在想，他以前的觀察可能并不比這個新的觀察更可靠多少；可是每個觀察都用&ldquo以前的經驗&rdquo加以解釋，同時本身又成了補充的确證。
我問自己，它确證了什麼呢？無非是可以用這理論解釋一個病例而已。
但是我想這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每個可以想到的病例都能用阿德勒理論或者同樣用弗洛伊德理論加以解釋。
我可以用兩個截然不同的人類行為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人為了淹死一個小孩而把他推入水中；另一個人為了拯救這個孩子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論可以同樣容易地解釋這兩個事例。
按照弗洛伊德，第一個人受到了壓抑（比如他的戀母情結的某種成分），而第二個人則已達到升華。
按照阿德勒，第一個人具有自卑感（因而可能産生了自我證明自己敢于犯罪的要求），第二個人也是這樣（他的要求是自我證明敢于救這個孩子）。
我不能設想，有什麼人類行為不能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的。
在這些理論的贊賞者看來，正是這個事實&mdash&mdash它們總是适用，總是得到證實&mdash&mdash構成了支持它們的最有力的論據。
我開始明白，事實上，這個表面上的長處正是它們的短處。
愛因斯坦的學說就截然不同了。
舉個典型的例子&mdash&mdash愛因斯坦的預言當時正被愛丁頓的那次遠征的發現所證實。
愛因斯坦的引力論導緻一個結果，就是光必定會被重物體（如太陽）所吸引，恰恰就像物體被吸引一樣。
其結果可以計算出來，一顆視方位接近太陽的遠恒星的光到達地球時，它射來的方向好像是稍微移開太陽一點；換言之，接近太陽的恒星望上去就好像離開太陽一點，而且相互也離開一點。
這情形在正常情況下是觀測不到的，因為這類恒星在白天由于太陽光線無比強烈而看不見；但在日食時卻可以給它們攝影。
如果同一星座在夜間也給它拍照，我們就可以計算兩張照片上的距離，核對預期的效果。
這個事例之所以給人以深刻印象，是這種預測所承擔的風險。
如果觀察表明所預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這個理論就被幹脆否定掉：這個理論和某些可能的觀測結果&mdash&mdash事實上是愛因斯坦以前的任何人都會指望的結果&mdash&mdash不相容。
(2)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況是，弄到後來，所讨論的理論同絕無任何共同之處的人類行為都無不吻合，因此要描述任何人類行為，說它不能證實這些理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這些想法使我在1919&mdash192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結論，現在可以重述如下。
（1）差不多任何理論我們都很容易為它找到确證或證實&mdash&mdash如果我們尋找确證的話。
（2）隻有當确證是擔風險的預言所得的結果，就是說，隻有當未經這個理論的啟示就已經預期一個和這個理論不相容的事件&mdash&mdash一個可以反駁這個理論的事件時，确證才算得上确證。
（3）任何&ldquo好&rdquo的科學理論都是一種禁令：它不容許某種事情發生。
一種理論不容許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4）一種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駁掉的理論是不科學的。
不可反駁性不是（如人們時常設想的）一個理論的長處，而是它的短處。
（5）對一種理論的任何真正的檢驗，都是企圖否證它或駁倒它。
可檢驗性就是可證僞性；但是可檢驗性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論比别的理論容易檢驗，容易反駁；它們就像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似的。
（6）進行确證的證據，除非是真正檢驗一項理論的結果，是不算數的；而這就是說，它可以看作是一項認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證僞理論的嘗試。
（我現在把這些事例稱為&ldquo确證證據&rdquo。
） （7）有些真正可檢驗的理論，被發現是假理論，仍舊被贊美者抱着不放&mdash&mdash例如專為它引進某種特設性假說，或者特地為這個目的重新解釋這個理論，使它逃避反駁。
這種方法總是辦得到的，但是這樣營救理論免于被駁倒，卻付出了破壞或至少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
（我後來把這種營救行動稱為一種&ldquo約定主義曲解&rdquo或者&ldquo約定主義策略&rdquo。
） 所有這些可總括起來說，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标準是它的可證僞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
Ⅱ 我也許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論作為說明的例子。
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顯然滿足可證僞性的标準。
即使我們當時的測量儀器不容許我們十分有把握地對檢驗的結果下斷語，但是駁倒這種理論的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
占星術經受不住這種檢驗。
占星術士對他們所相信的确實證據極端重視和極端迷信，以緻他們對任何不利的證據都完全無動于衷。
還有，他們把自己的解釋和預言都講得相當含糊，以緻任何有可能駁倒他們理論的事情（假如理論和預言說得更明确一點的話），他們都能解釋得通。
為了逃避證僞，他們破壞了自己理論的可檢驗性。
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使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是典型的占蔔者伎倆；使預言變得無從反駁。
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說，盡管它的一些創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認真的努力，最後也采取這種占蔔者的做法。
在這種學說的一些早期表述裡（例如馬克思關于&ldquo未來社會革命&rdquo的性質的分析），他們的預言是可以檢驗的，而且事實上已經被證僞了。
(3)然而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這些證僞事例，反而重新解釋這個學說和證據以便使之相符。
這樣他們營救這個學說不至受到反駁；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采納一種使這個理論無從反駁的伎倆。
這一來他們就給予這個理論一種&ldquo約定主義曲解&rdquo；而且通過這一伎倆，他們就破壞了這個理論所大事宣揚的科學地位。
那兩種精神分析理論則屬于不同的類型。
它們幹脆是不可檢驗的，無法反駁的。
沒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類行為能夠推翻它們。
這并不是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沒有把某些事情看對頭：我個人并不懷疑他們有不少的話相當重要，而且有一天會在一門可加以檢驗的心理學裡發揮作用。
但是那些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認為證實他們理論的&ldquo臨床觀察&rdquo，的确并不比占星術士在他們的行當中找到的經常證明好到哪裡去。
(4)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偉詩篇，那就像荷馬從奧林匹斯山收集來的那些故事一樣，全都夠不上科學的資格。
這些理論描述了某些事實，然而是以神話的形式描述的。
它們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學啟示，但是不具有可檢驗的形式。
同時我認識到，這種神話可加以發展，使之成為可以檢驗的；從曆史上說，一切（或者幾乎一切）科學理論都發端于神話，一個神話可能包含對科學理論的重要預言。
例子有恩培多克勒的試錯進化理論，或者巴門尼德的從未發生過什麼的不變的整體宇宙的神話；如果我們再給它加上一個維度，便成了愛因斯坦的整體宇宙（這宇宙中也從未發生過什麼，因為根據四維說，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的和安排好的）。
因此我感到，發現一個理論是非科學的或者&ldquo形而上學的&rdquo（我們可能這樣說），并不會因此而發現它是不重要的、無關緊要的、&ldquo無意義的&rdquo或&ldquo荒謬的&rdquo。
但是，不能認為它得到了科學意義上的經驗證據的支持，盡管從某種發生的意義上說，它很可能是&ldquo觀察的結果&rdquo。
（這種前科學或僞科學性質的理論還有許許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像馬克思的曆史解釋一樣地頗有影響：例如，種族主義的曆史解釋是又一種可解釋一切的很有影響的理論，像天啟般地感應着缺乏頭腦的人們。
） 因此我提出可證僞性标準所要解決的問題，既不是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也不是關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問題。
它是在經驗科學的陳述或陳述系統與一切其他陳述（不論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學性的或幹脆是僞科學的）之間劃一條線的問題（就盡量能做到而言）。
多年後&mdash&mdash那當是1928或者1929年&mdash&mdash我稱我這第一個問題為&ldquo分界問題&rdquo。
可證僞性的标準就是解決這個分界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為它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能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
Ⅲ 當然，今天我知道這種分界标準&mdash&mdash即可檢驗性，或可證僞性，或可反駁性&mdash&mdash遠非顯而易見；因為直到現在，它的意義還很少為人體會到。
在1920年我覺得這簡直微不足道，雖然它替我解決了一個使我深感煩惱的理智問題，而且是一個具有明顯的實際後果的問題（例如政治上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還沒有領會到它的全部涵義和它在哲學上的重要性。
當我向一個數學系的同學（現在是英國的著名數學家）解釋這個問題時，他建議我把它發表。
那時我覺得這簡直荒唐；因為我深信我這個問題既然在我看來是這樣重要，一定曾經打動過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而他們肯定已經找到我這種明顯的解決辦法。
後來從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人們對他的著作的捧場，我才獲悉事情并不是如此；因此我就在13年後以批判維特根斯坦的意義标準的形式發表了我的研究結果。
如你們都知道的，維特根斯坦企圖在他的《邏輯哲學論》裡面表明（參看命題6.53，6.54和5）一切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命題實際上都是非命題或假命題；它們是沒有意義的。
一切真正的（或有意義的）命題都是描述&ldquo原子事實&rdquo&mdash&mdash即在原則上可以用觀察肯定的事實&mdash&mdash的基本命題或原子命題的真值函項。
換言之，有意義的命題完全可以簡化為基本命題或者原子命題，這些命題都是描述可能事态的簡單陳述，而且在原則上能通過觀察加以肯定或者否定。
如果我們稱一個陳述為&ldquo觀察陳述&rdquo，不但因為它陳述了一項實際的觀察，而且還因為它陳述任何可以觀察到的事情，我們就得說（按照《邏輯哲學論》5和4.52）任何真正的命題都必須是觀察命題的一個真值函項，從而也可以從觀察命題引申出來的。
一切其他表面的命題将是無意義的假命題，事實上隻是胡說八道。
這種思想被維特根斯坦用來作為與哲學相對立的科學的特點。
我們讀到（如4.11裡，他把自然科學看作是和哲學對立的）：&ldquo全部的真命題就是整個的自然科學（或全部自然科學）。
&rdquo這就是說，凡屬于科學的命題都是那些可從真觀察陳述引申出來的命題；它們是那些可用真觀察陳述予以肯定的命題。
如果我們能知道所有的真觀察陳述，我們也将知道所有可用自然科學肯定的東西。
這等于關于分界的一個粗糙的可證實性标準。
為了使它不至于太粗糙，可以改寫為：&ldquo可能納入科學領域的陳述是那些有可能用觀察陳述證實的陳述；而這些陳述又是同所有的真實陳述或有意義陳述吻合的。
&rdquo所以，根據這個辦法，可證實性、有意義和科學性全都互相吻合了。
我個人對所謂意義問題從來不感興趣；相反，我覺得它是個詞語問題，是典型的假問題。
我感興趣的隻是分界問題，即為理論的科學性尋找一個标準。
恰恰是這種興趣使我一眼就看出維特根斯坦關于意義的可證實性标準同時也企圖用來發揮一種分界标準的作用；這就使我看出照他這樣說法，這個标準是完全不适當的，即使我們撇開對于意義這個含糊概念的一切疑慮不談。
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分界标準&mdash&mdash在這裡用我自己的用語來說&mdash&mdash就是可證實性，或者根據觀察陳述的可演繹性。
但是這個标準太窄了（又太寬了）：它幾乎把所有事實上典型地屬于科學的東西都排除掉（然而實際上并沒有排除掉占星術）。
任何科學陳述都從來不能從觀察陳述中演繹出來，也不能描述為觀察陳述的真值函項。
所有這一切，我都在各個場合向維特根斯坦派和維也納學派成員指出過。
在1931至1932年間，我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成了一本篇幅相當大的書（維也納學派好幾個成員都讀過，但從未發表過；不過有一部分已納入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之中）；1933年我發表了緻《認識》雜志的一封信，信中試圖把我關于分界問題和歸納問題的思想壓縮成兩頁。
(5)在這封信裡和别的地方我都把意義問題同分界問題作對比，指出意義問題是個假問題。
但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卻把我的貢獻歸結為提出了這樣一種建議：用可證僞性的意義标準取代可證實性的意義标準&mdash&mdash這實際上使我的觀點變得毫無意義。
(6)我抗議說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特恩布爾先生預言了種種不幸的後果，&hellip&hellip又在竭盡所能以證實他的預見。
安東尼·特羅洛普 Ⅰ 當我收到這門課的參加者名單，并得知我是被邀請來向我的哲學同事們講學時，經過一番踟躇和磋商，就想到你們或許贊成我談談那些使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和我最為熟悉的發展。
因此我決定做一件我從未做過的事：向你們報告我從1919年秋季以來在科學哲學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開始抓住這個問題：&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可以稱為科學的？&rdquo或者&ldquo一種理論的科學性質或者科學地位有沒有标準？&rdquo 當時使我操心的問題既不是&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是真的？&rdquo也不是&ldquo一種理論什麼時候才是可以接受的？&rdquo我的問題不是這樣。
我想要區别科學和僞科學；雖然很清楚科學時常弄錯，而僞科學可以碰巧觸及真理。
當然，對我這個問題的最公認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學不同于僞科學或者形而上學的地方，是它的經驗方法；這主要就是歸納方法，是從觀察或實驗出發的。
但這并不使我滿意。
相反，我時常把我的問題表述為區别真正的經驗方法和非經驗方法甚至僞經驗方法的問題&mdash&mdash也就是說，有一種方法雖然訴諸觀察和實驗，但仍舊達不到科學的标準。
後一種方法可以占星術為例，因為占星術擁有根據觀察、根據算命天宮圖和根據傳記所積累的大量經驗證據。
但是使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并不是占星術的例子，我也許還是簡單叙述一下我的問題産生時的氣氛和刺激它産生的那些例證為宜。
在奧地利帝國崩潰之後，奧國發生了一次革命：當時的氣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觀念，和新的而且往往瘋狂的理論。
在那些使我感覺興趣的理論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然最為重要。
另外還有三個，即馬克思的曆史學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
&lowast 關于這些學說，當時有不少流行的奇談怪論，特别是關于相對論（一如今天還聽到的），所幸的是那些向我介紹相對論的人都很不錯。
我所屬的一小群學生，全都對愛丁頓在1919年第一次證實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日食觀測結果感到驚喜，這是第一次重要确證。
這對我們說來是難得的經驗，而且對我的思想發展産生了持久影響。
我提到的另外三種理論在當時的學生中也廣泛被人讨論着。
我自己碰巧和阿德勒有過個人接觸，甚至在他的社會工作中和他合作過，因為他那時正在維也納的工人區建立向社會開放的指導診所，在青少年中開展社會工作。
1919年夏天，我開始對這三種理論愈來愈感到不滿&mdash&mdash即對馬克思的曆史學說、精神分析學和個體心理學；我對它們自稱的科學地位也開始懷疑。
我的問題開頭大約是這樣的簡單形式：&ldquo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和個體心理學的毛病在哪裡？為什麼它們同物理學理論、同牛頓理論、特别是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麼不一樣？&rdquo 為了使這種不同更加明顯，我将解釋說，當時我們裡面很少有人會說我們相信愛因斯坦的引力論是真理。
這表明，當時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為我懷疑另外那三種學說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
然而也不是由于我僅僅覺得理論物理學比社會學或心理學類型的學說更加精确。
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問題（至少不是那個時期的真理問題），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測量性問題。
毋甯說，我覺得這另外三種學說雖然裝作是科學，事實上卻像原始神話而不像科學；它們更像占星術而不像天文學。
我發現，我的朋友中贊賞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對這些理論的許多共同點尤其是它們明顯的解釋力具有深刻印象。
這些理論看來簡直能夠解釋它們所涉及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
研究其中任何一種，似乎都會産生一種理智上的皈依或啟示，讓你們看到尚未入門的人所看不到的新真理。
一旦你們這樣打開了眼界，便會看到确證事例無所不在：世界充滿了對這一理論的證實。
發生的每事每物總是在确證它。
因此，它的真理性看來昭然若揭；凡是不相信的人顯然都是不想看到明顯的真理；他們之所以拒絕看，或者是因為它違反他們的階級利益，或者因為他們所受壓抑還&ldquo未經分析&rdquo，亟待治療。
我以為，這個情境中最有特征的因素就是不竭的确證和觀察（它們&ldquo證實&rdquo這些理論）之流；它們的追随者都始終強調這一點。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打開一張報紙，必定會在每一版上都看到确證他對曆史的解釋的證據；不僅在新聞中，而且還會在版面安排上發現這一點&mdash&mdash這暴露了報紙的階級偏見&mdash&mdash當然還特别在報紙所沒有說出的弦外之音中發現。
弗洛伊德分析家強調說，他們的理論總是為他們的&ldquo臨床觀察&rdquo所證實。
至于阿德勒，我由于個人經驗而對他印象深刻。
1919年有一次我向他報告一個病例，我覺得這個病例似乎并不特别符合于阿德勒學說，可是他卻感到不難用他的自卑感理論來加以分析，雖然他甚至沒有見過這個孩子。
我略感吃驚，問他怎麼會這樣有把握。
他回答說：&ldquo因為我有上千次的經驗&rdquo；因此我不得不說：&ldquo我料想，由于這個新病例，你現在有了一千零一次經驗。
&rdquo 我在想，他以前的觀察可能并不比這個新的觀察更可靠多少；可是每個觀察都用&ldquo以前的經驗&rdquo加以解釋，同時本身又成了補充的确證。
我問自己，它确證了什麼呢？無非是可以用這理論解釋一個病例而已。
但是我想這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每個可以想到的病例都能用阿德勒理論或者同樣用弗洛伊德理論加以解釋。
我可以用兩個截然不同的人類行為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人為了淹死一個小孩而把他推入水中；另一個人為了拯救這個孩子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論可以同樣容易地解釋這兩個事例。
按照弗洛伊德，第一個人受到了壓抑（比如他的戀母情結的某種成分），而第二個人則已達到升華。
按照阿德勒，第一個人具有自卑感（因而可能産生了自我證明自己敢于犯罪的要求），第二個人也是這樣（他的要求是自我證明敢于救這個孩子）。
我不能設想，有什麼人類行為不能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的。
在這些理論的贊賞者看來，正是這個事實&mdash&mdash它們總是适用，總是得到證實&mdash&mdash構成了支持它們的最有力的論據。
我開始明白，事實上，這個表面上的長處正是它們的短處。
愛因斯坦的學說就截然不同了。
舉個典型的例子&mdash&mdash愛因斯坦的預言當時正被愛丁頓的那次遠征的發現所證實。
愛因斯坦的引力論導緻一個結果，就是光必定會被重物體（如太陽）所吸引，恰恰就像物體被吸引一樣。
其結果可以計算出來，一顆視方位接近太陽的遠恒星的光到達地球時，它射來的方向好像是稍微移開太陽一點；換言之，接近太陽的恒星望上去就好像離開太陽一點，而且相互也離開一點。
這情形在正常情況下是觀測不到的，因為這類恒星在白天由于太陽光線無比強烈而看不見；但在日食時卻可以給它們攝影。
如果同一星座在夜間也給它拍照，我們就可以計算兩張照片上的距離，核對預期的效果。
這個事例之所以給人以深刻印象，是這種預測所承擔的風險。
如果觀察表明所預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這個理論就被幹脆否定掉：這個理論和某些可能的觀測結果&mdash&mdash事實上是愛因斯坦以前的任何人都會指望的結果&mdash&mdash不相容。
(2)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況是，弄到後來，所讨論的理論同絕無任何共同之處的人類行為都無不吻合，因此要描述任何人類行為，說它不能證實這些理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這些想法使我在1919&mdash192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結論，現在可以重述如下。
（1）差不多任何理論我們都很容易為它找到确證或證實&mdash&mdash如果我們尋找确證的話。
（2）隻有當确證是擔風險的預言所得的結果，就是說，隻有當未經這個理論的啟示就已經預期一個和這個理論不相容的事件&mdash&mdash一個可以反駁這個理論的事件時，确證才算得上确證。
（3）任何&ldquo好&rdquo的科學理論都是一種禁令：它不容許某種事情發生。
一種理論不容許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4）一種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駁掉的理論是不科學的。
不可反駁性不是（如人們時常設想的）一個理論的長處，而是它的短處。
（5）對一種理論的任何真正的檢驗，都是企圖否證它或駁倒它。
可檢驗性就是可證僞性；但是可檢驗性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論比别的理論容易檢驗，容易反駁；它們就像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似的。
（6）進行确證的證據，除非是真正檢驗一項理論的結果，是不算數的；而這就是說，它可以看作是一項認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證僞理論的嘗試。
（我現在把這些事例稱為&ldquo确證證據&rdquo。
） （7）有些真正可檢驗的理論，被發現是假理論，仍舊被贊美者抱着不放&mdash&mdash例如專為它引進某種特設性假說，或者特地為這個目的重新解釋這個理論，使它逃避反駁。
這種方法總是辦得到的，但是這樣營救理論免于被駁倒，卻付出了破壞或至少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
（我後來把這種營救行動稱為一種&ldquo約定主義曲解&rdquo或者&ldquo約定主義策略&rdquo。
） 所有這些可總括起來說，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标準是它的可證僞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
Ⅱ 我也許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論作為說明的例子。
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顯然滿足可證僞性的标準。
即使我們當時的測量儀器不容許我們十分有把握地對檢驗的結果下斷語，但是駁倒這種理論的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
占星術經受不住這種檢驗。
占星術士對他們所相信的确實證據極端重視和極端迷信，以緻他們對任何不利的證據都完全無動于衷。
還有，他們把自己的解釋和預言都講得相當含糊，以緻任何有可能駁倒他們理論的事情（假如理論和預言說得更明确一點的話），他們都能解釋得通。
為了逃避證僞，他們破壞了自己理論的可檢驗性。
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使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是典型的占蔔者伎倆；使預言變得無從反駁。
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說，盡管它的一些創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認真的努力，最後也采取這種占蔔者的做法。
在這種學說的一些早期表述裡（例如馬克思關于&ldquo未來社會革命&rdquo的性質的分析），他們的預言是可以檢驗的，而且事實上已經被證僞了。
(3)然而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這些證僞事例，反而重新解釋這個學說和證據以便使之相符。
這樣他們營救這個學說不至受到反駁；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采納一種使這個理論無從反駁的伎倆。
這一來他們就給予這個理論一種&ldquo約定主義曲解&rdquo；而且通過這一伎倆，他們就破壞了這個理論所大事宣揚的科學地位。
那兩種精神分析理論則屬于不同的類型。
它們幹脆是不可檢驗的，無法反駁的。
沒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類行為能夠推翻它們。
這并不是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沒有把某些事情看對頭：我個人并不懷疑他們有不少的話相當重要，而且有一天會在一門可加以檢驗的心理學裡發揮作用。
但是那些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認為證實他們理論的&ldquo臨床觀察&rdquo，的确并不比占星術士在他們的行當中找到的經常證明好到哪裡去。
(4)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偉詩篇，那就像荷馬從奧林匹斯山收集來的那些故事一樣，全都夠不上科學的資格。
這些理論描述了某些事實，然而是以神話的形式描述的。
它們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學啟示，但是不具有可檢驗的形式。
同時我認識到，這種神話可加以發展，使之成為可以檢驗的；從曆史上說，一切（或者幾乎一切）科學理論都發端于神話，一個神話可能包含對科學理論的重要預言。
例子有恩培多克勒的試錯進化理論，或者巴門尼德的從未發生過什麼的不變的整體宇宙的神話；如果我們再給它加上一個維度，便成了愛因斯坦的整體宇宙（這宇宙中也從未發生過什麼，因為根據四維說，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的和安排好的）。
因此我感到，發現一個理論是非科學的或者&ldquo形而上學的&rdquo（我們可能這樣說），并不會因此而發現它是不重要的、無關緊要的、&ldquo無意義的&rdquo或&ldquo荒謬的&rdquo。
但是，不能認為它得到了科學意義上的經驗證據的支持，盡管從某種發生的意義上說，它很可能是&ldquo觀察的結果&rdquo。
（這種前科學或僞科學性質的理論還有許許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像馬克思的曆史解釋一樣地頗有影響：例如，種族主義的曆史解釋是又一種可解釋一切的很有影響的理論，像天啟般地感應着缺乏頭腦的人們。
） 因此我提出可證僞性标準所要解決的問題，既不是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也不是關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問題。
它是在經驗科學的陳述或陳述系統與一切其他陳述（不論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學性的或幹脆是僞科學的）之間劃一條線的問題（就盡量能做到而言）。
多年後&mdash&mdash那當是1928或者1929年&mdash&mdash我稱我這第一個問題為&ldquo分界問題&rdquo。
可證僞性的标準就是解決這個分界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為它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能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
Ⅲ 當然，今天我知道這種分界标準&mdash&mdash即可檢驗性，或可證僞性，或可反駁性&mdash&mdash遠非顯而易見；因為直到現在，它的意義還很少為人體會到。
在1920年我覺得這簡直微不足道，雖然它替我解決了一個使我深感煩惱的理智問題，而且是一個具有明顯的實際後果的問題（例如政治上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還沒有領會到它的全部涵義和它在哲學上的重要性。
當我向一個數學系的同學（現在是英國的著名數學家）解釋這個問題時，他建議我把它發表。
那時我覺得這簡直荒唐；因為我深信我這個問題既然在我看來是這樣重要，一定曾經打動過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而他們肯定已經找到我這種明顯的解決辦法。
後來從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人們對他的著作的捧場，我才獲悉事情并不是如此；因此我就在13年後以批判維特根斯坦的意義标準的形式發表了我的研究結果。
如你們都知道的，維特根斯坦企圖在他的《邏輯哲學論》裡面表明（參看命題6.53，6.54和5）一切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命題實際上都是非命題或假命題；它們是沒有意義的。
一切真正的（或有意義的）命題都是描述&ldquo原子事實&rdquo&mdash&mdash即在原則上可以用觀察肯定的事實&mdash&mdash的基本命題或原子命題的真值函項。
換言之，有意義的命題完全可以簡化為基本命題或者原子命題，這些命題都是描述可能事态的簡單陳述，而且在原則上能通過觀察加以肯定或者否定。
如果我們稱一個陳述為&ldquo觀察陳述&rdquo，不但因為它陳述了一項實際的觀察，而且還因為它陳述任何可以觀察到的事情，我們就得說（按照《邏輯哲學論》5和4.52）任何真正的命題都必須是觀察命題的一個真值函項，從而也可以從觀察命題引申出來的。
一切其他表面的命題将是無意義的假命題，事實上隻是胡說八道。
這種思想被維特根斯坦用來作為與哲學相對立的科學的特點。
我們讀到（如4.11裡，他把自然科學看作是和哲學對立的）：&ldquo全部的真命題就是整個的自然科學（或全部自然科學）。
&rdquo這就是說，凡屬于科學的命題都是那些可從真觀察陳述引申出來的命題；它們是那些可用真觀察陳述予以肯定的命題。
如果我們能知道所有的真觀察陳述，我們也将知道所有可用自然科學肯定的東西。
這等于關于分界的一個粗糙的可證實性标準。
為了使它不至于太粗糙，可以改寫為：&ldquo可能納入科學領域的陳述是那些有可能用觀察陳述證實的陳述；而這些陳述又是同所有的真實陳述或有意義陳述吻合的。
&rdquo所以，根據這個辦法，可證實性、有意義和科學性全都互相吻合了。
我個人對所謂意義問題從來不感興趣；相反，我覺得它是個詞語問題，是典型的假問題。
我感興趣的隻是分界問題，即為理論的科學性尋找一個标準。
恰恰是這種興趣使我一眼就看出維特根斯坦關于意義的可證實性标準同時也企圖用來發揮一種分界标準的作用；這就使我看出照他這樣說法，這個标準是完全不适當的，即使我們撇開對于意義這個含糊概念的一切疑慮不談。
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分界标準&mdash&mdash在這裡用我自己的用語來說&mdash&mdash就是可證實性，或者根據觀察陳述的可演繹性。
但是這個标準太窄了（又太寬了）：它幾乎把所有事實上典型地屬于科學的東西都排除掉（然而實際上并沒有排除掉占星術）。
任何科學陳述都從來不能從觀察陳述中演繹出來，也不能描述為觀察陳述的真值函項。
所有這一切，我都在各個場合向維特根斯坦派和維也納學派成員指出過。
在1931至1932年間，我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成了一本篇幅相當大的書（維也納學派好幾個成員都讀過，但從未發表過；不過有一部分已納入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之中）；1933年我發表了緻《認識》雜志的一封信，信中試圖把我關于分界問題和歸納問題的思想壓縮成兩頁。
(5)在這封信裡和别的地方我都把意義問題同分界問題作對比，指出意義問題是個假問題。
但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卻把我的貢獻歸結為提出了這樣一種建議：用可證僞性的意義标準取代可證實性的意義标準&mdash&mdash這實際上使我的觀點變得毫無意義。
(6)我抗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