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經書的編定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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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主張複古的,凡屬記載古代的東西,他們都要搜羅保存。
然而可憐,傳下來的古代記載少得很。
這個緣故,他們不知道,以後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現代的我們方始知道。
原來商以前還是沒有文字的時代,那時人無法把事情記出。
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體常常變化,所記載的隻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做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
因為他們的記載大都是占蔔的事情,所以今日稱它為“甲骨蔔辭”。
自從清末在安陽出土以後,到近年考古學者大規模的發掘,已發見了十六萬多片,可以希望整理出一部《商代史》來了。
但這三千年前的東西,我們能看見,秦、漢間的人卻不能看見。
此後,記載的技術稍進,某月某日做什麼事之外還能記及人的說話;那時正以冶金術的進步,大批制造青銅器,就把這些記載刻在青銅器上。
因為銅器不易損壞,所以秦、漢間人還有得看見。
陳涉起兵之後,魯國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禮器去投他,這禮器就是前代的銅制用具。
大概說來,樂器有鐘、铙;食器有鼎、鬲、簋、簠;飲器有尊、彜、壺、罍、爵、觚;盥洗器有盤、匜。
因為一切生活的儀式都屬于禮的範圍,而儒家是主張複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
因為這些禮器中算鐘和鼎為最大,所以後來就稱研究這類東西的學問為“鐘鼎之學”;其文字為“鐘鼎銘辭”,現在稱為“金文”。
這類東西,固然秦、漢間人也有得看見,但他們看見的反不及我們多。
當漢武帝時,汾陰掘出了一個特大的鼎,沒有字,大家驚為祥瑞,武帝就改元為元鼎。
後來宣帝時,美陽又掘得了一鼎,官員們又說是祥瑞,勸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
有一位聰明的張敞,他是識得古文字的,起來駁道:“他們說得不對!這鼎的銘文是&lsquo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鸾、黼黻、雕戈。
”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rsquo美陽是西周的王畿,可見這是周王把許多東西賜給這位大臣,大臣的子孫為要表揚先人所受的恩寵,刻在鼎上,藏在祖廟裡的。
這是舊藏的發見,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既說得這樣清楚,宣帝也隻得罷了。
到宋代,這種古器積聚漸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鐘鼎之學興盛起來,把六百餘件的器銘編成了好幾部專書。
到清代,以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的發達,鐘鼎學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發見時就有許多人作考證。
至于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有銘辭的古器約有三千件了。
這種眼福,決不是秦、漢間人所能有的。
我們用了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來。
商代之後,記載的技術又較進步,這人和那人間可以用書信往來,長段的事情和說話也能聯綴成篇。
那時記載的器具是用漆寫在竹木制的簡上,一枝簡大約寫十餘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用繩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冊”和“篇”。
還有方塊的木闆,叫做“方”,可寫一百字左右。
西漢之世,簡、方和帛是并用的。
帛可以卷起來,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鐘鼎,而竹木簡,而帛,物質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記載的東西也就愈多。
生在後世的人們用得慣了,看得慣了,正如纨袴子弟不知稼穑之艱難,以為古人也是這樣的,應當有很多的東西傳下來,封于古書和古史的責望心就很重。
要是像現在這樣,肯去挖地,從許多地下遺物裡整理出幾部古代史來,當然再好不過。
無奈他們想不出這種方法,他們隻會把耳朵裡聽來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裡想出來的算做古史;再把這些聽來的和想來的東西寫在書本上,就承認為真的古書。
因此,古人雖沒法把當時的事情留與後人,但後人卻會給他們補上,而且補得很齊整。
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隻恐這些著作離開他們的真面目還不止十萬八千裡呢。
古代的學問都聚集在貴族那邊,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的寄生者。
貴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們的手下就有
然而可憐,傳下來的古代記載少得很。
這個緣故,他們不知道,以後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現代的我們方始知道。
原來商以前還是沒有文字的時代,那時人無法把事情記出。
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體常常變化,所記載的隻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做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
因為他們的記載大都是占蔔的事情,所以今日稱它為“甲骨蔔辭”。
自從清末在安陽出土以後,到近年考古學者大規模的發掘,已發見了十六萬多片,可以希望整理出一部《商代史》來了。
但這三千年前的東西,我們能看見,秦、漢間的人卻不能看見。
此後,記載的技術稍進,某月某日做什麼事之外還能記及人的說話;那時正以冶金術的進步,大批制造青銅器,就把這些記載刻在青銅器上。
因為銅器不易損壞,所以秦、漢間人還有得看見。
陳涉起兵之後,魯國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禮器去投他,這禮器就是前代的銅制用具。
大概說來,樂器有鐘、铙;食器有鼎、鬲、簋、簠;飲器有尊、彜、壺、罍、爵、觚;盥洗器有盤、匜。
因為一切生活的儀式都屬于禮的範圍,而儒家是主張複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
因為這些禮器中算鐘和鼎為最大,所以後來就稱研究這類東西的學問為“鐘鼎之學”;其文字為“鐘鼎銘辭”,現在稱為“金文”。
這類東西,固然秦、漢間人也有得看見,但他們看見的反不及我們多。
當漢武帝時,汾陰掘出了一個特大的鼎,沒有字,大家驚為祥瑞,武帝就改元為元鼎。
後來宣帝時,美陽又掘得了一鼎,官員們又說是祥瑞,勸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
有一位聰明的張敞,他是識得古文字的,起來駁道:“他們說得不對!這鼎的銘文是&lsquo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鸾、黼黻、雕戈。
”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rsquo美陽是西周的王畿,可見這是周王把許多東西賜給這位大臣,大臣的子孫為要表揚先人所受的恩寵,刻在鼎上,藏在祖廟裡的。
這是舊藏的發見,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既說得這樣清楚,宣帝也隻得罷了。
到宋代,這種古器積聚漸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鐘鼎之學興盛起來,把六百餘件的器銘編成了好幾部專書。
到清代,以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的發達,鐘鼎學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發見時就有許多人作考證。
至于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有銘辭的古器約有三千件了。
這種眼福,決不是秦、漢間人所能有的。
我們用了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來。
商代之後,記載的技術又較進步,這人和那人間可以用書信往來,長段的事情和說話也能聯綴成篇。
那時記載的器具是用漆寫在竹木制的簡上,一枝簡大約寫十餘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用繩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冊”和“篇”。
還有方塊的木闆,叫做“方”,可寫一百字左右。
西漢之世,簡、方和帛是并用的。
帛可以卷起來,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鐘鼎,而竹木簡,而帛,物質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記載的東西也就愈多。
生在後世的人們用得慣了,看得慣了,正如纨袴子弟不知稼穑之艱難,以為古人也是這樣的,應當有很多的東西傳下來,封于古書和古史的責望心就很重。
要是像現在這樣,肯去挖地,從許多地下遺物裡整理出幾部古代史來,當然再好不過。
無奈他們想不出這種方法,他們隻會把耳朵裡聽來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裡想出來的算做古史;再把這些聽來的和想來的東西寫在書本上,就承認為真的古書。
因此,古人雖沒法把當時的事情留與後人,但後人卻會給他們補上,而且補得很齊整。
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隻恐這些著作離開他們的真面目還不止十萬八千裡呢。
古代的學問都聚集在貴族那邊,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的寄生者。
貴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們的手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