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經書的編定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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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主張複古的，凡屬記載古代的東西，他們都要搜羅保存。
然而可憐，傳下來的古代記載少得很。
這個緣故，他們不知道，以後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現代的我們方始知道。
原來商以前還是沒有文字的時代，那時人無法把事情記出。
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體常常變化，所記載的隻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做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
因為他們的記載大都是占蔔的事情，所以今日稱它為“甲骨蔔辭”。
自從清末在安陽出土以後，到近年考古學者大規模的發掘，已發見了十六萬多片，可以希望整理出一部《商代史》來了。
但這三千年前的東西，我們能看見，秦、漢間的人卻不能看見。
此後，記載的技術稍進，某月某日做什麼事之外還能記及人的說話；那時正以冶金術的進步，大批制造青銅器，就把這些記載刻在青銅器上。
因為銅器不易損壞，所以秦、漢間人還有得看見。
陳涉起兵之後，魯國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禮器去投他，這禮器就是前代的銅制用具。
大概說來，樂器有鐘、铙；食器有鼎、鬲、簋、簠；飲器有尊、彜、壺、罍、爵、觚；盥洗器有盤、匜。
因為一切生活的儀式都屬于禮的範圍，而儒家是主張複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
因為這些禮器中算鐘和鼎為最大，所以後來就稱研究這類東西的學問為“鐘鼎之學”；其文字為“鐘鼎銘辭”，現在稱為“金文”。
這類東西，固然秦、漢間人也有得看見，但他們看見的反不及我們多。
當漢武帝時，汾陰掘出了一個特大的鼎，沒有字，大家驚為祥瑞，武帝就改元為元鼎。
後來宣帝時，美陽又掘得了一鼎，官員們又說是祥瑞，勸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
有一位聰明的張敞，他是識得古文字的，起來駁道：“他們說得不對！這鼎的銘文是&lsquo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鸾、黼黻、雕戈。
”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rsquo美陽是西周的王畿，可見這是周王把許多東西賜給這位大臣，大臣的子孫為要表揚先人所受的恩寵，刻在鼎上，藏在祖廟裡的。
這是舊藏的發見，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既說得這樣清楚，宣帝也隻得罷了。
到宋代，這種古器積聚漸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鐘鼎之學興盛起來，把六百餘件的器銘編成了好幾部專書。
到清代，以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的發達，鐘鼎學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發見時就有許多人作考證。
至于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有銘辭的古器約有三千件了。
這種眼福，決不是秦、漢間人所能有的。
我們用了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來。
商代之後，記載的技術又較進步，這人和那人間可以用書信往來，長段的事情和說話也能聯綴成篇。
那時記載的器具是用漆寫在竹木制的簡上，一枝簡大約寫十餘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用繩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冊”和“篇”。
還有方塊的木闆，叫做“方”，可寫一百字左右。
西漢之世，簡、方和帛是并用的。
帛可以卷起來，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鐘鼎，而竹木簡，而帛，物質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記載的東西也就愈多。
生在後世的人們用得慣了，看得慣了，正如纨袴子弟不知稼穑之艱難，以為古人也是這樣的，應當有很多的東西傳下來，封于古書和古史的責望心就很重。
要是像現在這樣，肯去挖地，從許多地下遺物裡整理出幾部古代史來，當然再好不過。
無奈他們想不出這種方法，他們隻會把耳朵裡聽來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裡想出來的算做古史；再把這些聽來的和想來的東西寫在書本上，就承認為真的古書。
因此，古人雖沒法把當時的事情留與後人，但後人卻會給他們補上，而且補得很齊整。
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隻恐這些著作離開他們的真面目還不止十萬八千裡呢。
古代的學問都聚集在貴族那邊，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的寄生者。
貴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們的手下就有
然而可憐，傳下來的古代記載少得很。
這個緣故，他們不知道，以後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現代的我們方始知道。
原來商以前還是沒有文字的時代，那時人無法把事情記出。
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體常常變化，所記載的隻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做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
因為他們的記載大都是占蔔的事情，所以今日稱它為“甲骨蔔辭”。
自從清末在安陽出土以後，到近年考古學者大規模的發掘，已發見了十六萬多片，可以希望整理出一部《商代史》來了。
但這三千年前的東西，我們能看見，秦、漢間的人卻不能看見。
此後，記載的技術稍進，某月某日做什麼事之外還能記及人的說話；那時正以冶金術的進步，大批制造青銅器，就把這些記載刻在青銅器上。
因為銅器不易損壞，所以秦、漢間人還有得看見。
陳涉起兵之後，魯國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禮器去投他，這禮器就是前代的銅制用具。
大概說來，樂器有鐘、铙；食器有鼎、鬲、簋、簠；飲器有尊、彜、壺、罍、爵、觚；盥洗器有盤、匜。
因為一切生活的儀式都屬于禮的範圍，而儒家是主張複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
因為這些禮器中算鐘和鼎為最大，所以後來就稱研究這類東西的學問為“鐘鼎之學”；其文字為“鐘鼎銘辭”，現在稱為“金文”。
這類東西，固然秦、漢間人也有得看見，但他們看見的反不及我們多。
當漢武帝時，汾陰掘出了一個特大的鼎，沒有字，大家驚為祥瑞，武帝就改元為元鼎。
後來宣帝時，美陽又掘得了一鼎，官員們又說是祥瑞，勸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
有一位聰明的張敞，他是識得古文字的，起來駁道：“他們說得不對！這鼎的銘文是&lsquo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鸾、黼黻、雕戈。
”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rsquo美陽是西周的王畿，可見這是周王把許多東西賜給這位大臣，大臣的子孫為要表揚先人所受的恩寵，刻在鼎上，藏在祖廟裡的。
這是舊藏的發見，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既說得這樣清楚，宣帝也隻得罷了。
到宋代，這種古器積聚漸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鐘鼎之學興盛起來，把六百餘件的器銘編成了好幾部專書。
到清代，以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的發達，鐘鼎學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發見時就有許多人作考證。
至于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有銘辭的古器約有三千件了。
這種眼福，決不是秦、漢間人所能有的。
我們用了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來。
商代之後，記載的技術又較進步，這人和那人間可以用書信往來，長段的事情和說話也能聯綴成篇。
那時記載的器具是用漆寫在竹木制的簡上，一枝簡大約寫十餘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用繩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冊”和“篇”。
還有方塊的木闆，叫做“方”，可寫一百字左右。
西漢之世，簡、方和帛是并用的。
帛可以卷起來，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鐘鼎，而竹木簡，而帛，物質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記載的東西也就愈多。
生在後世的人們用得慣了，看得慣了，正如纨袴子弟不知稼穑之艱難，以為古人也是這樣的，應當有很多的東西傳下來，封于古書和古史的責望心就很重。
要是像現在這樣，肯去挖地，從許多地下遺物裡整理出幾部古代史來，當然再好不過。
無奈他們想不出這種方法，他們隻會把耳朵裡聽來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裡想出來的算做古史；再把這些聽來的和想來的東西寫在書本上，就承認為真的古書。
因此，古人雖沒法把當時的事情留與後人，但後人卻會給他們補上，而且補得很齊整。
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隻恐這些著作離開他們的真面目還不止十萬八千裡呢。
古代的學問都聚集在貴族那邊，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的寄生者。
貴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們的手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