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花亭鏡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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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有光紙罷了。
”有光紙固然不好，但他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拿去印印《施公案》之流，倒也算了，反正不久看破随即換了“洋取燈兒”，洋粉連則仿佛是一種可以印書之物，由排印以至影印，居然列于著作之林，殆可與湖南的毛頭紙比醜矣。
龍氏印的《鏡譜》既用此紙，而且又都是橫紋的，古人雲醜女簪花，此則是醜女而蒙不潔了。
中國近來似乎用紙對于橫直都不甚注意，就是有些在《北平箋譜》上鼎鼎大名的南紙店也全不講究，圓複道人蔬果十箋我數年前買的還是直紋，今年所買便已橫了，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矣，印工着色之漸趨于粗糙也是當然的。
但是信箋雖然橫紋，這紙總還是可以寫字的單宣或奏本，印書的卻是洋粉連，而又橫摺，看了令人不禁作惡大半日。
因為這個緣故，見到有一部木刻本，焉得而不大喜，急忙把他買下。
原書每鏡皆有圖，龍氏印本無，跋中有雲： “沿邊一圍，中作小景山水。
斧劈石數疊，清泉繞其下，排綴松株，僅露梢頂，稍高一磴則古松夭矯，仿佛畫院中劉松年法。
絕頂一浮圖突出雲際，最後遠峰反在其下。
有橋橫水，渡橋而右複有松石苔點，錯落于雲水相間中，鈎抹細利，倘加以青翠，描以金碧，便居然一小李将軍得意筆。
畫理家法兩得其妙如此，當時必倩名手為之，或縮摹院本，不然工藝匠作之輩即略解八法，亦安能深知其意，為是工力雙絕之小品宮扇耶。
”梁君兩次所說的都是和鏡之繪畫的文樣，與中國之偏重圖案者不同，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中國鏡的文樣似乎與瓦當走的是同一條路，而和鏡則是與“镡”（tsuba）相近。
《藤花亭鏡譜》是木刻的，圖難免走樣罷，近來新出的《小檀栾室鏡影》六卷，所收共有三百八十三鈕，又以打本上石，“披圖無異于攬鏡”，自然要好得多了，但是看了還是覺得失望。
鏡文多近于浮雕，墨拓不能恰好，石印亦欠精善，都是事實，也就罷了，最奇怪的是在這許多鏡中竟無小品宮扇似的繪畫。
宣哲《鏡影》序有雲： “曩見王見大文诰藏數柄，雲偕夢樓太守文治冊封琉球時得于彼國，國人謂趙宋時所鑄，意自東洋流至潮郡，爰以次此。
”而目錄在官鏡下又加小注雲： “先生舉累世珍玩著為譜錄，意其初必有拓本，别藏于家，及觀序稱即拓本摹繪其原形而說以系之，則益信，顧代遠年湮，難可再遇，殊堪惋惜。
”似龍氏所據本乃并無圖，或系原稿本欤。
又查龍氏印本前四卷共收有銘識鏡六十七品，後四卷收無銘識鏡七十品，而印本則前半加添十一品，後半加添三品，共增十四種，書中文字亦有不同處，可知不是同一原本。
最明顯處是卷四的宋官鏡以下十器，龍氏印本釋作宋鏡，刻本于虎鏡後添刻一節雲： “以下十器皆日本制，按中國時代隸此。
”蓋皆是增訂時所為。
梁氏此譜共錄百五十一器，在清代算是一部大著了，但其考釋多有錯誤，如以宋石十姐為南唐，明薛惠公為宋，均是。
我覺得還是他的圖最有意思，今如去圖存說，真不免是買椟還珠了。
梁君釋日本各鏡，訛誤原不足怪，有幾處卻說錯得很滑稽，如虎鏡雲： “下作土坡，苔點草莎，饒有畫意，其上樹竹三株，幹葉皆作雙鈎，幾個筼筜，蕭疏可愛。
左馳一虎，張口豎尾，作跑突搏齧狀，勢絕兇猛。
質地空處密布細點如粟，銘凡六字，行書，曰天下一作淚乎，體帶草意，第五字戶下稍泐，惟左水旁右邊一點甚明，若作渡則右無點矣。
然文義殊不可曉，意其時有虎患，又或傷于苛政，而憤時嫉俗未敢明著于言，乃假是器以達之，理或然欤。
”山水松雲鏡雲： “下方有流水洗岩，右方置一竹笆，旁邊茂生胡枝子狗尾巴草桔梗之屬，瓦雀翻飛，蜘蛛結網，寫出深秋的林泉風景，宛如看繪卷的一段。
”又第六七圖秋草長方鏡亦鐮倉時代作，上下方均圖案的畫胡枝子花葉，右出狗尾巴草二穗，左出桔梗花一，二雀翻飛空中，花下一蟋蟀又一胡蝶，栩栩如生。
此幅用墨拓，故與中國相較愈看出不同來，覺得宣君的話似乎反是替人家說也。
《鏡影》的又一缺點是沒有解說，宣序卻雲，“是編不系釋文，不綴跋尾，一洗穿鑿附會之習，其善二也”，未免太能辯了。
就鏡審視要比單憑拓本為可靠，奈何坐失此機會，若隻列圖樣，了無解釋，則是骨董店的繪圖目錄而已。
考古大難，豈能保證一定不錯，隻要誠實的做去，正是敗亦可喜。
梁君非不穿鑿附會，但我們不因此而菲薄他，而且還喜歡他肯說話有意思，雖然若以為釋文勝于圖形，遂取彼棄此，則又未免矯枉過直，大可不必耳。
廿五年七月廿四日，在北平。
”有光紙固然不好，但他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拿去印印《施公案》之流，倒也算了，反正不久看破随即換了“洋取燈兒”，洋粉連則仿佛是一種可以印書之物，由排印以至影印，居然列于著作之林，殆可與湖南的毛頭紙比醜矣。
龍氏印的《鏡譜》既用此紙，而且又都是橫紋的，古人雲醜女簪花，此則是醜女而蒙不潔了。
中國近來似乎用紙對于橫直都不甚注意，就是有些在《北平箋譜》上鼎鼎大名的南紙店也全不講究，圓複道人蔬果十箋我數年前買的還是直紋，今年所買便已橫了，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矣，印工着色之漸趨于粗糙也是當然的。
但是信箋雖然橫紋，這紙總還是可以寫字的單宣或奏本，印書的卻是洋粉連，而又橫摺，看了令人不禁作惡大半日。
因為這個緣故，見到有一部木刻本，焉得而不大喜，急忙把他買下。
原書每鏡皆有圖，龍氏印本無，跋中有雲： “沿邊一圍，中作小景山水。
斧劈石數疊，清泉繞其下，排綴松株，僅露梢頂，稍高一磴則古松夭矯，仿佛畫院中劉松年法。
絕頂一浮圖突出雲際，最後遠峰反在其下。
有橋橫水，渡橋而右複有松石苔點，錯落于雲水相間中，鈎抹細利，倘加以青翠，描以金碧，便居然一小李将軍得意筆。
畫理家法兩得其妙如此，當時必倩名手為之，或縮摹院本，不然工藝匠作之輩即略解八法，亦安能深知其意，為是工力雙絕之小品宮扇耶。
”梁君兩次所說的都是和鏡之繪畫的文樣，與中國之偏重圖案者不同，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中國鏡的文樣似乎與瓦當走的是同一條路，而和鏡則是與“镡”（tsuba）相近。
《藤花亭鏡譜》是木刻的，圖難免走樣罷，近來新出的《小檀栾室鏡影》六卷，所收共有三百八十三鈕，又以打本上石，“披圖無異于攬鏡”，自然要好得多了，但是看了還是覺得失望。
鏡文多近于浮雕，墨拓不能恰好，石印亦欠精善，都是事實，也就罷了，最奇怪的是在這許多鏡中竟無小品宮扇似的繪畫。
宣哲《鏡影》序有雲： “曩見王見大文诰藏數柄，雲偕夢樓太守文治冊封琉球時得于彼國，國人謂趙宋時所鑄，意自東洋流至潮郡，爰以次此。
”而目錄在官鏡下又加小注雲： “先生舉累世珍玩著為譜錄，意其初必有拓本，别藏于家，及觀序稱即拓本摹繪其原形而說以系之，則益信，顧代遠年湮，難可再遇，殊堪惋惜。
”似龍氏所據本乃并無圖，或系原稿本欤。
又查龍氏印本前四卷共收有銘識鏡六十七品，後四卷收無銘識鏡七十品，而印本則前半加添十一品，後半加添三品，共增十四種，書中文字亦有不同處，可知不是同一原本。
最明顯處是卷四的宋官鏡以下十器，龍氏印本釋作宋鏡，刻本于虎鏡後添刻一節雲： “以下十器皆日本制，按中國時代隸此。
”蓋皆是增訂時所為。
梁氏此譜共錄百五十一器，在清代算是一部大著了，但其考釋多有錯誤，如以宋石十姐為南唐，明薛惠公為宋，均是。
我覺得還是他的圖最有意思，今如去圖存說，真不免是買椟還珠了。
梁君釋日本各鏡，訛誤原不足怪，有幾處卻說錯得很滑稽，如虎鏡雲： “下作土坡，苔點草莎，饒有畫意，其上樹竹三株，幹葉皆作雙鈎，幾個筼筜，蕭疏可愛。
左馳一虎，張口豎尾，作跑突搏齧狀，勢絕兇猛。
質地空處密布細點如粟，銘凡六字，行書，曰天下一作淚乎，體帶草意，第五字戶下稍泐，惟左水旁右邊一點甚明，若作渡則右無點矣。
然文義殊不可曉，意其時有虎患，又或傷于苛政，而憤時嫉俗未敢明著于言，乃假是器以達之，理或然欤。
”山水松雲鏡雲： “下方有流水洗岩，右方置一竹笆，旁邊茂生胡枝子狗尾巴草桔梗之屬，瓦雀翻飛，蜘蛛結網，寫出深秋的林泉風景，宛如看繪卷的一段。
”又第六七圖秋草長方鏡亦鐮倉時代作，上下方均圖案的畫胡枝子花葉，右出狗尾巴草二穗，左出桔梗花一，二雀翻飛空中，花下一蟋蟀又一胡蝶，栩栩如生。
此幅用墨拓，故與中國相較愈看出不同來，覺得宣君的話似乎反是替人家說也。
《鏡影》的又一缺點是沒有解說，宣序卻雲，“是編不系釋文，不綴跋尾，一洗穿鑿附會之習，其善二也”，未免太能辯了。
就鏡審視要比單憑拓本為可靠，奈何坐失此機會，若隻列圖樣，了無解釋，則是骨董店的繪圖目錄而已。
考古大難，豈能保證一定不錯，隻要誠實的做去，正是敗亦可喜。
梁君非不穿鑿附會，但我們不因此而菲薄他，而且還喜歡他肯說話有意思，雖然若以為釋文勝于圖形，遂取彼棄此，則又未免矯枉過直，大可不必耳。
廿五年七月廿四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