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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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是忍氣吞聲地到紅玫瑰娛樂城打工了。
因為他得吃飯，再去找個活幹，談何容易。
可是，大年三十的這場争執，就為大年初三情人節的大火埋下了火種。
根據之三，霍志勇與妻子離異，并非他有新歡，也不是他不喜歡妻子，原因隻是他太沒本事，連個吃飯的崗位都沒有，妻子年輕漂亮，經不住别人的挑撥，認為跟着這樣的男人純粹是耽誤青春，活受罪。
她下決心要與丈夫分手，可是分了手後她卻沒能攀上高枝，也是為生計所迫，無奈做了三陪。
着火那天的傍晚時分，霍志勇親眼撞見前妻與一個大她至少三十歲的老家夥，摟腰比肩地從他身邊走向三樓的多功能大廳去享受情人節的快活了。
他氣得狠狠朝那二人走去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同時發出了嗤之以鼻的響聲。
可是，前妻與那個老家夥連回頭看他一眼都沒有。
這種結果使霍志勇十分失望和痛恨，當時他就想放下焊接工具，沖上樓去揍那對狗男女一頓，被同伴勸阻，方才作罷。
以上幾個事實，都足以說明出事前的霍志勇處于不能自制的精神狀态，隻要稍有外因誘導，随時就會引爆。
根據着火的時間推算，當時正是三樓的情人們狂歡到了高xdx潮時間，有的交換女友載歌載舞，有的三五成群情人共舞，有的三五十人團抱起來，伴着響亮的音樂瘋狂地用雙腳輪換着敲砸地闆。
舞步聲、舞曲聲、即興的歌唱聲、喊叫聲如雷聲般地沖擊着撅着屁股幹活的霍志勇，這時間，他的心裡如狂濤沖潰了堤壩般失衡了。
脫軌的思想指揮着手中的焊槍，朝那易燃的裝飾材料上一點，燃起的大火就像奔騰咆哮的海潮沖過海岸……當然，還有更能說明問題的審訊筆錄和相關立案材料。
在最新的審訊筆錄中，霍志勇對自己故意放火已供認不諱，他供認出，他故意用電焊槍将電線燒短路，使電線起火引起裝修材料燃燒，大火燒起來後，他又故意延遲時間報警，延遲時間報警是為了報複，以解心頭之恨，報警的目的可以證明自己不是有意放火。
至于報複誰，他說他報複的不隻是哪一個人，反正是想報複。
當這些材料陳述之後，在座的絕大多數領導已經沒什麼異議，都同意新城區的定性。
這确實是一起報複社會的故意縱火案，政法委書記是第一個表态的。
他以為新城區報來的材料事實清楚，定性準确，應從嚴、從快結案，對這種仇視社會、報複人民、破壞穩定大局的罪犯要加快斬殺。
他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去強調犯罪人的身份背景，如今國有企業破産已不是少數，下崗職工還在增多。
罪犯就是罪犯，并不是因為企業破産使其收入不穩定方才犯罪，若是那樣，整個鐘南省、汴陽市有多少同樣遭遇的工人，為什麼人家都不去犯罪？這還是個人的素質問題，對社會轉軌變型的承受能力問題，有沒有國家大局意識的問題。
如果把犯罪人的身份處境描述清楚，很容易使它與犯罪産生因果關系，這樣非常不利于大局的穩定，也不利于對群衆進行法制教育，這是政治，我們的幹部首先應該懂得政治。
政法委書記強調政治當然是正确的，不過，黎明從他的話中理解到他要以政治為盾牌，以抵擋法律鋒芒的這柄銳利的矛。
他已覺得，自己該說話了。
他一向說話很少，不到不得已時，他盡量不說。
當然，這與他的職業和身份有關。
當他剛張一下嘴，公安局長的話已先他發出來了。
局長是在表态，表示完全同意政法委書記的意見，辦案不僅要考慮法律，要依法辦案，也要考慮穩定，注意政治，政治就是穩定。
局長的話似乎尚未畫上句号，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就插進來了，他的話無疑更加加重了向政法委書記傾斜的砝碼。
很明白，代表着新城區意見的上報材料，已經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底牌，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案，絕非哪一個人的态度和意見。
新城區是汴陽市一個大區，它上報的材料所表露的意見，當然也是有權威性的，也可以說，這種意見是事先與一些重要人物交流溝通過的。
進一步講，是統一過思想和認識的。
新城區的權威人物可以認為，他們之所以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報複社會的惡性刑事大案，不僅是做到了依法辦案，更是将“穩定壓倒一切，政治是一切工作的靈魂”的境界和意識，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辦案之中了。
将這個意見拿到領導面前讨論，完全可以認為，這隻是履行一下重大決定所應該旅行的程序，履和旅雖然音同意卻不同，隻有在官場煉得油滑了的人物，方能體會什麼事應該去履行職責，什麼事隻是叫它旅行旅行走走過場。
可是，黎明不這樣認為。
盡管黎明在官場已久經磨煉，個中的遊戲規則、處事方略他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往往不能順流而下，也不會随風飄去。
他總是挺立在風口浪尖（由院長位置所決定），以他發揮到極限的力量去阻攔狂風的襲擊，去平息惡浪的沖刷。
這不僅是他認識到自己特殊身份所擔當的神聖職責，更是他自幼就形成的不可動搖的人生觀。
因為他得吃飯，再去找個活幹，談何容易。
可是，大年三十的這場争執，就為大年初三情人節的大火埋下了火種。
根據之三，霍志勇與妻子離異，并非他有新歡，也不是他不喜歡妻子，原因隻是他太沒本事，連個吃飯的崗位都沒有，妻子年輕漂亮，經不住别人的挑撥，認為跟着這樣的男人純粹是耽誤青春，活受罪。
她下決心要與丈夫分手，可是分了手後她卻沒能攀上高枝，也是為生計所迫，無奈做了三陪。
着火那天的傍晚時分，霍志勇親眼撞見前妻與一個大她至少三十歲的老家夥，摟腰比肩地從他身邊走向三樓的多功能大廳去享受情人節的快活了。
他氣得狠狠朝那二人走去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同時發出了嗤之以鼻的響聲。
可是，前妻與那個老家夥連回頭看他一眼都沒有。
這種結果使霍志勇十分失望和痛恨，當時他就想放下焊接工具，沖上樓去揍那對狗男女一頓，被同伴勸阻，方才作罷。
以上幾個事實，都足以說明出事前的霍志勇處于不能自制的精神狀态，隻要稍有外因誘導，随時就會引爆。
根據着火的時間推算，當時正是三樓的情人們狂歡到了高xdx潮時間，有的交換女友載歌載舞，有的三五成群情人共舞，有的三五十人團抱起來，伴着響亮的音樂瘋狂地用雙腳輪換着敲砸地闆。
舞步聲、舞曲聲、即興的歌唱聲、喊叫聲如雷聲般地沖擊着撅着屁股幹活的霍志勇，這時間，他的心裡如狂濤沖潰了堤壩般失衡了。
脫軌的思想指揮着手中的焊槍，朝那易燃的裝飾材料上一點，燃起的大火就像奔騰咆哮的海潮沖過海岸……當然，還有更能說明問題的審訊筆錄和相關立案材料。
在最新的審訊筆錄中，霍志勇對自己故意放火已供認不諱，他供認出，他故意用電焊槍将電線燒短路，使電線起火引起裝修材料燃燒，大火燒起來後，他又故意延遲時間報警，延遲時間報警是為了報複，以解心頭之恨，報警的目的可以證明自己不是有意放火。
至于報複誰，他說他報複的不隻是哪一個人，反正是想報複。
當這些材料陳述之後，在座的絕大多數領導已經沒什麼異議，都同意新城區的定性。
這确實是一起報複社會的故意縱火案，政法委書記是第一個表态的。
他以為新城區報來的材料事實清楚，定性準确，應從嚴、從快結案，對這種仇視社會、報複人民、破壞穩定大局的罪犯要加快斬殺。
他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去強調犯罪人的身份背景，如今國有企業破産已不是少數，下崗職工還在增多。
罪犯就是罪犯，并不是因為企業破産使其收入不穩定方才犯罪，若是那樣，整個鐘南省、汴陽市有多少同樣遭遇的工人，為什麼人家都不去犯罪？這還是個人的素質問題，對社會轉軌變型的承受能力問題，有沒有國家大局意識的問題。
如果把犯罪人的身份處境描述清楚，很容易使它與犯罪産生因果關系，這樣非常不利于大局的穩定，也不利于對群衆進行法制教育，這是政治，我們的幹部首先應該懂得政治。
政法委書記強調政治當然是正确的，不過，黎明從他的話中理解到他要以政治為盾牌，以抵擋法律鋒芒的這柄銳利的矛。
他已覺得，自己該說話了。
他一向說話很少，不到不得已時，他盡量不說。
當然，這與他的職業和身份有關。
當他剛張一下嘴，公安局長的話已先他發出來了。
局長是在表态，表示完全同意政法委書記的意見，辦案不僅要考慮法律，要依法辦案，也要考慮穩定，注意政治，政治就是穩定。
局長的話似乎尚未畫上句号，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就插進來了，他的話無疑更加加重了向政法委書記傾斜的砝碼。
很明白，代表着新城區意見的上報材料，已經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底牌，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案，絕非哪一個人的态度和意見。
新城區是汴陽市一個大區，它上報的材料所表露的意見，當然也是有權威性的，也可以說，這種意見是事先與一些重要人物交流溝通過的。
進一步講，是統一過思想和認識的。
新城區的權威人物可以認為，他們之所以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報複社會的惡性刑事大案，不僅是做到了依法辦案，更是将“穩定壓倒一切，政治是一切工作的靈魂”的境界和意識，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辦案之中了。
将這個意見拿到領導面前讨論，完全可以認為，這隻是履行一下重大決定所應該旅行的程序，履和旅雖然音同意卻不同，隻有在官場煉得油滑了的人物，方能體會什麼事應該去履行職責，什麼事隻是叫它旅行旅行走走過場。
可是，黎明不這樣認為。
盡管黎明在官場已久經磨煉，個中的遊戲規則、處事方略他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往往不能順流而下，也不會随風飄去。
他總是挺立在風口浪尖（由院長位置所決定），以他發揮到極限的力量去阻攔狂風的襲擊，去平息惡浪的沖刷。
這不僅是他認識到自己特殊身份所擔當的神聖職責，更是他自幼就形成的不可動搖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