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決定日本命運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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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然而,正如後面所詳述的那樣,我國海軍也在英國航空母艦艦載飛機于塔蘭托海戰中進行魚雷攻擊所獲戰果的刺激下,加緊研制沉度為十二米的淺水魚雷,終于取得成功。

     推論德蘇開戰的影響 十六日,召開了聯絡懇談會。

    松岡外相突然反對十二日已經決定了的《關于促進對南方的對策問題》,他說:&ldquo昨晚我想到三點鐘。

    進駐法屬印度支那,這将不可避免地招緻國際上的不信任。

    作為一直被說成沒有國際信義的日本,必須考慮這一點,在德蘇兩國形勢緊張的今天,對這種進駐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rdquo 及川海相說:&ldquo&hellip&hellip要變更前些日子決定下來的東西,這樣好嗎?&rdquo 松岡外相說:&ldquo我腦筋不好,事後我想了一下&hellip&hellip&rdquo (有人插話問:&ldquo你沒有變卦?&rdquo) 外相說:&ldquo沒有變卦。

    不管怎麼樣,得讓我再考慮兩、三天。

    雖然你們說不存在不信任的問題,但我自己認為有一種不信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

    這個問題不搞清楚的話,那就不能上奏。

    去年叫你們攻占新加坡,結果沒有去攻占,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rdquo 最後,決定讓松岡再考慮兩、三天,那天的會議就此結束。

     二十一日,從下午三時至晚上十一時,陸海軍兩位軍務局局長對松岡外相進行了熱情的說服工作,最後松岡總算表示諒解,撤銷十六日的修正事項,同意原來方案。

    其所以同意,是因為這次會談中,海軍省軍務局局長岡少将投松岡之所好,暗示了攻占新加坡的可能性。

    他說:&ldquo一旦時機成熟,要揮戈北上,一旦英國本土崩潰,也要在南方進攻新加坡。

    &rdquo這樣,外相才勉強同意陸海軍的建議。

     六月二十二日拂曉,德國開始向蘇聯發動進攻。

     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一面就以蘇聯為敵的三國同盟問題進行談判,一面卻又突如其來地同其對手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當時,日本國民對此感到驚奇。

    現在他們又得知德國已同蘇聯開戰,深感變幻莫測的世界形勢冷酷無情。

     關于德蘇開戰的傳聞,日本政府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經收到報告了。

    最近一次的報告是駐德大使大島于六月十六日拍來的電報,内容是:&ldquo下星期内德蘇必定開戰。

    &rdquo 那麼,美國是在什麼時候知道德蘇開戰的呢? 在希特勒入侵蘇聯前八天,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緻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說:&ldquo隻要對所有情報加以判斷,就會感到德國對蘇聯的大舉進攻正迫在眉睫。

    隻有希特勒才是首先要打倒的敵人,我們要從這個原則上盡可能給蘇聯以鼓勵和援助。

    &rdquo 美國收到上述電報時的反應,赫爾國務卿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ldquo希特勒要進攻蘇聯一事,我們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實的證據。

    因此,當聽到德國入侵蘇聯時,我們絲毫也不感到震驚。

    &rdquo 這就是說,德蘇兩國開戰的情報,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完全洩露給美國了。

    但是,赫爾所說的&ldquo确實的證據&rdquo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這裡不妨分析一下美國情報活動的一些驚人片段。

     赫爾這樣回憶說: &ldquo&hellip&hellip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我(赫爾)從美國駐柏林商務參贊薩姆·E·伍茲那裡收到了一份驚人的報告。

    伍茲是從某個德國友人那裡搞到這份情報的。

    這位友人早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就告訴伍茲說,元首大本營正在召開有關準備對蘇作戰的秘密軍事會議。

     &ldquo幾個星期以後,據報紙報道,希特勒聲稱在&lsquo不久的将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箴)到直布羅陀的所有地區内,将隻能看到我的軍隊&rsquo,當時,這個情報就更加增強了其現實性。

     &ldquo但是,伍茲的情報同當時希特勒正在策劃進攻英國本土的其他許多情報和證詞,形成鮮明的對比。

    不過,經伍茲和他的友人聯系後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原來進攻英國的說法隻是一種煙幕,其作用是要真正掩蓋進攻蘇聯的計劃和準備。

     &ldquo另一方面,伍茲通過他的友人成功地同德國參謀總部取得聯系,也獲悉了進攻蘇聯的計劃要點,即以莫斯科為目标,向主攻中央和攻入南北部兩個方向打進三個楔子。

    所有的準備限于一九四一年春季完成&hellip&hellip&rdquo 希特勒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絕密的範圍内發出了決定命運的第二十一号元首指令(《巴巴羅薩作戰計劃》)。

     赫爾國務卿接到伍茲的報告時,甚至認為:&ldquo這是不是德國方面的一種謀略?&rdquo因為它是一份極其詳盡的情報。

    大凡情報這類東西,其内容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

    赫爾把這份情報交給聯邦調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閱看。

    胡佛的意見認為,這份情報應當說是可信的。

    另外,伍茲向赫爾暗示一個方法,即可以通過對流亡在美國的某著名德國人進行詢問來确認提供情報的人和他自己的社交範圍。

    副國務卿幫辦朗接受任務,會見了這位流亡者,而國務卿和總統則另外就伍茲報告的正确程度和所要采取的對策進行了研究和商議。

     可是,伍茲的這份報告卻無比正确,完全像是在元首大本營會議桌下面記錄下來似的。

    那麼伍茲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用曾和他共事過的一位使館人員的話來說:商務參贊伍茲是一個活潑而又善于交際的人,但是他對國際政治和曆史的理解可以說并不那麼内行。

    因此,我認為要将這類了不起的情報搞到手,他不是一個合适的人。

    由于伍茲是一個經濟工作者,當然可以說,他對曆史和政治是并不那麼擅長的。

     情報不是靠伍茲的驚人本領取得的,而是通過他友人所處的地位獲得的。

     因此,唯伍茲的這位友人才是德國的佐爾格(蘇聯的大間諜)式的人物了。

    此人雖反對納粹,但卻是一個同政府各部、德國國家銀行以及地位很高的納粹黨員有着密切關系的有力人物。

     一個反納粹的德國人也許可能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