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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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由普通轎車護衛、引導着的紅旗轎車開出中南海，經長安街轉過木樨地北行，在釣魚台國賓館東大門減速，左拐彎進入大門。
兩邊的警衛舉手敬禮。
院子裡已經停了四輛小轎車：一輛坐着中央文革副組長江青，一輛坐着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一輛坐着中央文革顧問康生，還有一輛坐着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和中央文革成員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都在這裡了。
紅旗車停穩後，副駕駛座位上的警衛迅速下車拉開後面的車門，從車上走下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他沖那四輛車揮了揮手說：“咱們就走吧。
” 江青打開車窗，從裡面探出頭，招招手說：“走吧。
”周恩來上了車，警衛剛準備關車門，江青又将頭探出車窗，喊道：“等一等，我和總理坐在一起。
”說着，她便下了車，向周恩來的車跑去。
警衛關上了右側車門，又拉開左側車門，照顧江青上了車，以極輕捷靈敏的速度坐到司機旁邊，關好車門。
車隊啟動了。
周恩來有坐車辦公的習慣，身旁經常放着一摞文件。
這時為江青騰地方，就把文件收起來放在腿上。
江青說：“影響總理辦公了。
”周恩來用他通常的幽默而又不失嚴肅的口吻說道：“和江青同志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辦公。
”江青笑了，她從來喜歡得到男人的賞識與恭維，特别喜歡那些出色的、有地位的男人對她的賞識與恭維。
周恩來順手将一個有一定厚度的松軟而又光滑涼快的草席墊從自己身後抽出來，墊到江青腰後，江青對這樣的照顧十分滿意。
從三十年前她到延安起，黨内高層人物中就很少有人像周恩來這樣給她關照的感覺。
周恩來對待任何人、處理任何事之得體、周到，是難以挑剔的。
記得她在延安和毛澤東發生沖突時，沒有别人可以訴說，便去找周恩來。
周恩來總是耐心地傾聽，和藹地勸解，嚴肅地批評。
當她心平氣和後對周恩來表示感謝時，周恩來會非常鄭重地說：“我是主席的管家，這些小事應該我幫主席解決。
說我周到，我周恩來姓周，做事就應該周到。
”這時，他就會像剛才那樣幽默而不失嚴肅、爽朗而有節制地笑了。
江青注意到，周恩來今天穿着一件白襯衫，并随身帶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中山裝，剛才連同文件一起放在後座上，現在都放在了腿上。
想必一下車就會穿上它，整裝出現在公衆場合。
對于這個大事、小事都一絲不苟的國家總理，江青從延安時期就有點别樣的态度。
她對自己人生的那個階段記憶猶新。
她這個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東的女孩，１９２９年就跑到山東實驗劇院學戲，并投入了新潮，她那時的名字叫李雲鶴，長得高高挑挑，白白淨淨。
後來，經過漩渦一樣旋轉的努力，她成了電影演員藍蘋，活躍在上海，主演過名劇《娜拉》。
娜拉出走的故事相當符合她當時的心境，她當時就是堅決反對婚姻，大膽追求愛情，既投入、又拿得起放得下地前後經曆了四五個男人。
她還投入左翼文化大潮，卷入共産黨的政治，後來，因為危險，因為追蹤情人，因為感染左翼文化大潮的政治傾向，她于１９３７年８月跑到了延安。
在進入延安之前，她先到達西安，去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接待過她的人中有一位質樸平易的女性，叫鄧穎超。
鄧穎超看到她演戲的一些劇照，曾驚歎地說：“哦，是個電影明星。
”江青順利來到了延安。
一到延安，她就知道這個共産黨上層特别英俊潇灑、文質彬彬而又幹練的周恩來，就是西安辦事處鄧穎超的丈夫。
這一點頗刺激了她，也啟發了她。
在她眼裡，鄧穎超作為一個女人再普通不過了，居然能夠成為共産黨第二三号人物的夫人，她目睹了鄧穎超在西安辦事處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一定和她是周恩來夫人有關。
正是從那時起，她迅速進入了她自然而然進入的角色：在追求革命的過程中，突出地追求革命領袖。
延安絕對不是上海，在這裡絕不可能反對婚姻、追求愛情。
她便将自己全部年輕的熱情投向延安最高的領袖、最偉大的男人毛澤東。
毛澤東的第一個夫人楊開慧早已犧牲。
第二個夫人和毛澤東感情不和，去蘇聯養病。
這是她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開始她也并沒有十分的大膽，因為毛澤東在她心目中還像神一樣高大。
她追求領袖的念頭也是逐步萌發、成長起來的，因為她很快就發現，偉大的革命領袖在喜歡漂亮、可愛的女人這一點上與其他男人沒有差别。
從最初想都不敢想，到後來有了追求領袖的想法，再到後來有了行為的沖動和自信，她發現，沒有幾次接觸，她已在革命領袖的身邊了。
到延安的第二年，她就和毛
兩邊的警衛舉手敬禮。
院子裡已經停了四輛小轎車：一輛坐着中央文革副組長江青，一輛坐着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一輛坐着中央文革顧問康生，還有一輛坐着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和中央文革成員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都在這裡了。
紅旗車停穩後，副駕駛座位上的警衛迅速下車拉開後面的車門，從車上走下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他沖那四輛車揮了揮手說：“咱們就走吧。
” 江青打開車窗，從裡面探出頭，招招手說：“走吧。
”周恩來上了車，警衛剛準備關車門，江青又将頭探出車窗，喊道：“等一等，我和總理坐在一起。
”說着，她便下了車，向周恩來的車跑去。
警衛關上了右側車門，又拉開左側車門，照顧江青上了車，以極輕捷靈敏的速度坐到司機旁邊，關好車門。
車隊啟動了。
周恩來有坐車辦公的習慣，身旁經常放着一摞文件。
這時為江青騰地方，就把文件收起來放在腿上。
江青說：“影響總理辦公了。
”周恩來用他通常的幽默而又不失嚴肅的口吻說道：“和江青同志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辦公。
”江青笑了，她從來喜歡得到男人的賞識與恭維，特别喜歡那些出色的、有地位的男人對她的賞識與恭維。
周恩來順手将一個有一定厚度的松軟而又光滑涼快的草席墊從自己身後抽出來，墊到江青腰後，江青對這樣的照顧十分滿意。
從三十年前她到延安起，黨内高層人物中就很少有人像周恩來這樣給她關照的感覺。
周恩來對待任何人、處理任何事之得體、周到，是難以挑剔的。
記得她在延安和毛澤東發生沖突時，沒有别人可以訴說，便去找周恩來。
周恩來總是耐心地傾聽，和藹地勸解，嚴肅地批評。
當她心平氣和後對周恩來表示感謝時，周恩來會非常鄭重地說：“我是主席的管家，這些小事應該我幫主席解決。
說我周到，我周恩來姓周，做事就應該周到。
”這時，他就會像剛才那樣幽默而不失嚴肅、爽朗而有節制地笑了。
江青注意到，周恩來今天穿着一件白襯衫，并随身帶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中山裝，剛才連同文件一起放在後座上，現在都放在了腿上。
想必一下車就會穿上它，整裝出現在公衆場合。
對于這個大事、小事都一絲不苟的國家總理，江青從延安時期就有點别樣的态度。
她對自己人生的那個階段記憶猶新。
她這個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東的女孩，１９２９年就跑到山東實驗劇院學戲，并投入了新潮，她那時的名字叫李雲鶴，長得高高挑挑，白白淨淨。
後來，經過漩渦一樣旋轉的努力，她成了電影演員藍蘋，活躍在上海，主演過名劇《娜拉》。
娜拉出走的故事相當符合她當時的心境，她當時就是堅決反對婚姻，大膽追求愛情，既投入、又拿得起放得下地前後經曆了四五個男人。
她還投入左翼文化大潮，卷入共産黨的政治，後來，因為危險，因為追蹤情人，因為感染左翼文化大潮的政治傾向，她于１９３７年８月跑到了延安。
在進入延安之前，她先到達西安，去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接待過她的人中有一位質樸平易的女性，叫鄧穎超。
鄧穎超看到她演戲的一些劇照，曾驚歎地說：“哦，是個電影明星。
”江青順利來到了延安。
一到延安，她就知道這個共産黨上層特别英俊潇灑、文質彬彬而又幹練的周恩來，就是西安辦事處鄧穎超的丈夫。
這一點頗刺激了她，也啟發了她。
在她眼裡，鄧穎超作為一個女人再普通不過了，居然能夠成為共産黨第二三号人物的夫人，她目睹了鄧穎超在西安辦事處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一定和她是周恩來夫人有關。
正是從那時起，她迅速進入了她自然而然進入的角色：在追求革命的過程中，突出地追求革命領袖。
延安絕對不是上海，在這裡絕不可能反對婚姻、追求愛情。
她便将自己全部年輕的熱情投向延安最高的領袖、最偉大的男人毛澤東。
毛澤東的第一個夫人楊開慧早已犧牲。
第二個夫人和毛澤東感情不和，去蘇聯養病。
這是她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開始她也并沒有十分的大膽，因為毛澤東在她心目中還像神一樣高大。
她追求領袖的念頭也是逐步萌發、成長起來的，因為她很快就發現，偉大的革命領袖在喜歡漂亮、可愛的女人這一點上與其他男人沒有差别。
從最初想都不敢想，到後來有了追求領袖的想法，再到後來有了行為的沖動和自信，她發現，沒有幾次接觸，她已在革命領袖的身邊了。
到延安的第二年，她就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