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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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如果這種沖突最終導緻了分裂,那麼一定會有更深一層的決定因素存在。

    而且我也願意向你們承認,壓抑的假設并不是使我們面臨着一種心理學理論的終結,而是面臨着它的開端,我們隻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獲得全面的知識還必須等待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試圖用壓抑的觀點來解釋布洛伊爾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

    那一病史與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為它的發現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幫助達到的。

    隻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響,你才能看到&ldquo抵抗&rdquo和&ldquo壓抑&rdquo,才能對真正的緻病事件的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

    催眠掩蓋了抵抗,并使得心靈的某一領域敞開,讓人接近;但是,與此形成對立,催眠又在這一領域邊界處,用抵抗築起了一堵牆,使得牆後面的一切都變得難以接近。

     我們從布洛伊爾的探索中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他所證明的,在症狀與病因性經驗或心理創傷之間所存在的關系。

    但我們現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壓抑理論的觀點來看待這些發現。

    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條從壓抑通向症狀形成的道路确實好像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對此做複雜的理論闡述,倒願意回到剛才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比喻上去。

    你們不妨這樣想,把搗亂者清除出去和在門口設置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結束。

    也許那個被趕出去的人變得怒氣沖天、不計後果,想給我們找更大的麻煩。

    确實,他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我們已經擺脫了他的存在,擺脫了他的無禮笑聲和無聊評論。

    但是在某一方面來說,壓抑并不成功。

    因為現在他在門外肆無忌憚起來,大喊大叫,用拳頭砰砰地砸門,比剛才的無禮行為更嚴重地幹擾了我的演講。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尊敬的校長斯坦利·霍爾博士願意充當調解者與和事佬的話,我們一定會感到高興。

    霍爾博士會去與門外那個不守規矩的人談一談,然後回來要我們無論如何還是應重新接納那個人,他親自擔保那個人會表現好些。

    鑒于霍爾博士的威望,我們決定解除壓抑,并再次獲得了和平安甯。

    對于描述心理醫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症時所承擔的任務來說,這個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錯的圖景。

     說得更直接些,對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未能成功地壓抑那些不被容許的願望所依附的觀念。

    的确,他們已把它逐出了意識和記憶之外,并且明顯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

    但是這種被壓抑的願望沖動繼續存在于潛意識之中。

    它們正在窺視着被激活的機會,一有機會,那些被壓抑的觀念就會以一種經過僞裝、難以辨認的替代形式成功地進入意識之中,而原來認為可以通過壓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緒現在又與這些替代物聯系在一起。

    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mdash&mdash症狀&mdash&mdash能夠防止來自于防禦性自我的進一步攻擊。

    取代過去的短暫沖突,現在出現了一種不随時間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

    以症狀中歪曲的臨床表現為依據和線索,我們就能從中找到與最初被壓抑的那些觀念相類似的殘迹。

    替代物發揮作用的途徑可以從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尋到蹤迹。

    為了達到治愈的效果,必須使症狀沿着同樣的途徑回溯,使其重新變成那個被壓抑的觀念。

    如果被壓抑的觀念再次被帶回到有意識的心理活動中&mdash&mdash這一過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為前提&mdash&mdash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種心理沖突會有一個較理想的結果,這會獲得比壓抑更好的結果。

    有很多這樣适當的治療方法,它們可以使心理沖突和神經症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這些方法可以結合使用。

    我們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絕接受緻病的願望是不對的,而且有可能引導他們全部或部分地接受這種願望;或者也可能把這個願望本身引向一個更高的、不會招緻反對的目标(這就是我們所謂的&ldquo升華&rdquo);或者把對願望的拒絕看作是正當的,但是那種自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壓抑機制,将在最高級心理功能的幫助下,被一種譴責判斷所取代&mdash&mdash這樣就實現了對願望的有意識的控制。

     如果在現在被稱之為&ldquo精神分析&rdquo治療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我沒能為你們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請大家千萬要原諒我。

    困難不隻在于這一課題的新穎性。

    那些不可調和的願望,盡管受到壓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潛意識之中,它們有什麼樣性質?當壓抑失敗、替代或症狀形成之前,必定會存在于一個人身上的那種主觀的、構造上的決定因素是什麼?&mdash&mdash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将在以後做進一步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