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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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先生們：
大約在布洛伊爾對其病人使用&ldquo談療法&rdquo的同時，巴黎的傑出人物沙可（J.M.Charcot）也在薩爾拜特利爾醫院開始了對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導緻了對這種疾病的新的理解。
當時，他的發現在維也納是不為人所知的。
但是10年後，當布洛伊爾和我合作發表關于癔症現象心理機制的《緒言》（1893a）時，我們已經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
我們把病人的緻病經曆看作是心理創傷（psychicaltraumas），并把它與軀體創傷（somatictraumas）等量齊觀，而軀體創傷對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paralyses）的影響是在沙可那裡得到最早論證的。
沙可在催眠狀态下人為地再現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爾關于類催眠狀态的假說隻不過是這種事實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過這位偉大的法國實驗家的學生，他本人不傾向采用心理學的觀點。
是他的學生皮埃爾·讓内（PierreJanet）首次嘗試對癔症中表現出來的特定的心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
我們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學自讓内。
你們會發現在讓内癔症理論中，當時在法國盛行的遺傳（heredity）與退化（degeneracy）觀點占有重要位置。
據他所言，癔症是神經系統的一種退化形式，本身表現為心理綜合能力的先天薄弱。
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複雜的心理活動統合為一個統一體方面是先天無能的，因此才表現出精神分裂傾向。
請允許我打一個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讓内的病人使我們想到一位體虛的女子，她出門去逛商店，回來時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兩隻胳膊和十隻手指卻拿不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一開始是一樣東西從她的懷裡滑落了，當她彎腰去把它撿起來的時候，另一樣東西又掉了，如此反複不已。
這種分裂現象不能完全證實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為當我們發現患者綜合統一能力不足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觀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種補償方式。
當布洛伊爾的病人忘記了她的母語和其他語言，而隻記得英語時，她對英語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給她一本德語書，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讀出它的英語譯文。
當我後來以自己的力量繼續開展布洛伊爾所開創的研究工作時，我很快就對癔症性分裂（意識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
這種分歧對其後的一切研究都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不像讓内那樣從實驗室裡的實驗出發，而是從我心中的治療目的出發的。
我首先是從實際需要中獲取前進的動力的。
布洛伊爾所采用的宣洩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須使患者進入深度的催眠狀态，因為隻有在催眠狀态下，患者才能觸及他在正常狀态下所遺忘的那些病因性關系。
但是我很快就開始不喜歡催眠術了，因為它是一個變化無常、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盟友。
當我發現不論我怎麼努力都隻能使一小部分患者進入催眠狀态時，我決定放棄催眠術，讓宣洩法從它裡面獨立出來。
既然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改變我的多數患者的心理狀态，我就開始研究正常狀态患者。
我必須承認，在最初，這看起來像一種既無意義又無希望的工作。
我的任務是從患者那裡了解對我來說連患者都一無所知的東西。
一個人怎能期望了解到這些東西呢？這時對一項既出色又有指導意義的實驗的回憶給了我很大啟迪，那是當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錫一起工作時（1889）親眼目睹的。
伯恩海姆告訴我們：那些被他帶入催眠的夢遊狀态并在其間體驗到了各種經曆的人，隻是看上去似乎對夢遊狀态下的經曆喪失了記憶。
但這些記憶卻有可能在他們正常的狀态下得到恢複。
确實，當他問及患者那些夢遊經驗時，他們開始堅持說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拒絕讓步，堅持追問，并使患者确信他們肯定知道，那些被遺忘的經曆總能再現出來。
于是，我對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
當我問到他們堅持說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時候，我就明确指出他們對此肯定是知道的，隻要說出來就行了。
我甚至大膽宣稱，隻要我把手一放到他們的額頭上，那些正确的回憶就會湧現出來。
用這種方式，無須催眠，我就成功地從病人那裡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證據，以建立病人所遺忘的情景與這些情景所遺留的症狀之間的聯系。
但這是一項費力的方法，時間長了會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當永久性的技術。
然而，在我用這種方法獲得決定性的證據之前，我一直沒有放棄它。
我發現能證實如下事實： 被遺忘的記憶并沒有真正喪失，它們依然屬于患者，并随
當時，他的發現在維也納是不為人所知的。
但是10年後，當布洛伊爾和我合作發表關于癔症現象心理機制的《緒言》（1893a）時，我們已經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
我們把病人的緻病經曆看作是心理創傷（psychicaltraumas），并把它與軀體創傷（somatictraumas）等量齊觀，而軀體創傷對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paralyses）的影響是在沙可那裡得到最早論證的。
沙可在催眠狀态下人為地再現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爾關于類催眠狀态的假說隻不過是這種事實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過這位偉大的法國實驗家的學生，他本人不傾向采用心理學的觀點。
是他的學生皮埃爾·讓内（PierreJanet）首次嘗試對癔症中表現出來的特定的心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
我們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學自讓内。
你們會發現在讓内癔症理論中，當時在法國盛行的遺傳（heredity）與退化（degeneracy）觀點占有重要位置。
據他所言，癔症是神經系統的一種退化形式，本身表現為心理綜合能力的先天薄弱。
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複雜的心理活動統合為一個統一體方面是先天無能的，因此才表現出精神分裂傾向。
請允許我打一個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讓内的病人使我們想到一位體虛的女子，她出門去逛商店，回來時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兩隻胳膊和十隻手指卻拿不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一開始是一樣東西從她的懷裡滑落了，當她彎腰去把它撿起來的時候，另一樣東西又掉了，如此反複不已。
這種分裂現象不能完全證實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為當我們發現患者綜合統一能力不足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觀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種補償方式。
當布洛伊爾的病人忘記了她的母語和其他語言，而隻記得英語時，她對英語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給她一本德語書，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讀出它的英語譯文。
當我後來以自己的力量繼續開展布洛伊爾所開創的研究工作時，我很快就對癔症性分裂（意識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
這種分歧對其後的一切研究都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不像讓内那樣從實驗室裡的實驗出發，而是從我心中的治療目的出發的。
我首先是從實際需要中獲取前進的動力的。
布洛伊爾所采用的宣洩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須使患者進入深度的催眠狀态，因為隻有在催眠狀态下，患者才能觸及他在正常狀态下所遺忘的那些病因性關系。
但是我很快就開始不喜歡催眠術了，因為它是一個變化無常、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盟友。
當我發現不論我怎麼努力都隻能使一小部分患者進入催眠狀态時，我決定放棄催眠術，讓宣洩法從它裡面獨立出來。
既然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改變我的多數患者的心理狀态，我就開始研究正常狀态患者。
我必須承認，在最初，這看起來像一種既無意義又無希望的工作。
我的任務是從患者那裡了解對我來說連患者都一無所知的東西。
一個人怎能期望了解到這些東西呢？這時對一項既出色又有指導意義的實驗的回憶給了我很大啟迪，那是當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錫一起工作時（1889）親眼目睹的。
伯恩海姆告訴我們：那些被他帶入催眠的夢遊狀态并在其間體驗到了各種經曆的人，隻是看上去似乎對夢遊狀态下的經曆喪失了記憶。
但這些記憶卻有可能在他們正常的狀态下得到恢複。
确實，當他問及患者那些夢遊經驗時，他們開始堅持說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拒絕讓步，堅持追問，并使患者确信他們肯定知道，那些被遺忘的經曆總能再現出來。
于是，我對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
當我問到他們堅持說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時候，我就明确指出他們對此肯定是知道的，隻要說出來就行了。
我甚至大膽宣稱，隻要我把手一放到他們的額頭上，那些正确的回憶就會湧現出來。
用這種方式，無須催眠，我就成功地從病人那裡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證據，以建立病人所遺忘的情景與這些情景所遺留的症狀之間的聯系。
但這是一項費力的方法，時間長了會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當永久性的技術。
然而，在我用這種方法獲得決定性的證據之前，我一直沒有放棄它。
我發現能證實如下事實： 被遺忘的記憶并沒有真正喪失，它們依然屬于患者，并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