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講 焦慮與本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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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先生們：
關于焦慮和心理生活的諸種基本本能的假設（觀點），我将向你們報告許多新東西，當聽到這些内容時，你們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們了解到這些東西中沒有一個能為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提供最後的答案，你們也無須感到驚訝。
這裡我有特别的理由用&ldquo假設&rdquo一詞。
我們所面臨的都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但其困難并不在于觀察得不充分，因為伴随難題呈現我們眼前的，實際上是最普通、我們最熟悉的現象。
困難也不在于這些現象所引起的種種思辨具有的晦澀性質；因為思辨性考察在該領域作用不大。
真正的困難在于假設&mdash&mdash即如何引入恰當的抽象觀點，用以整理和說明觀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講演集中，我曾以一講（第25講）專論焦慮；這裡我必須簡略重述那些内容。
我們将焦慮描述為一種情感狀态&mdash&mdash即快樂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
這些情感均有着與其相對應的外導神經沖動以及對于這種神經沖動的知覺。
但我們也曾主張，焦慮可能是通過遺傳表現的、某種特别重要事件的積澱物（precipitate）&mdash&mdash也可比作為一次個體的習慣性癔症的發作。
[72]我們認為留下了焦慮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過程，因為在出生過程中對心髒的活動和呼吸變化所産生的具有焦慮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
因此，最初的那種焦慮一定是毒性的。
随後，我們開始對現實性焦慮和神經性焦慮進行區分：前者是一種我們可以預見的對危險&mdash&mdash即對來自外部的預料得到的傷害的反應；而後者則完全是神秘不測的，而且看上去全無意義。
在對現實性焦慮的分析中，我們将它一直還原到感覺注意和運動緊張增加的這種狀态，并将其描述為&ldquo焦慮的準備&rdquo（preparednessforanxiety）。
焦慮的反應正是由此産生。
結果可能有兩種：其一，焦慮的産生或曰早期創傷性經驗的重演，隻是一種信号，在這種情況下，焦慮反應的結果能調節自己以适應新的危險情境，并進而能夠逃跑或抵禦；其二，早期經驗盡占上風，整個反應也僅止于焦慮的産生，在這種情形下，情感狀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當前的意圖。
然後，我們又轉向神經性焦慮，并指出我們觀察到它有三種情況。
首先，我們發現它是一種自由飄浮的、普遍的憂慮，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ldquo預期性焦慮&rdquo（expectantanxiety），使自己臨時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現的可能性上，例如，像發生在典型的焦慮性神經症中的情況那樣。
其次，我們發現在所謂的恐怖症中這種焦慮穩固地依附于某些觀念，在這種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識出它與外部危險的關系；但我們必須公正地說這種擔憂被極度誇大了。
最後，我們在歇斯底裡或其他嚴重的神經症中發現了這種焦慮；在此，這種焦慮或者伴随各種症狀，或者作為一次發作獨自出現，或以更持久的狀态獨自出現，但總是沒有以外部危險來作為明顯的根據。
于是，我們問自己兩個問題：&ldquo在神經性焦慮中人們害怕什麼？&rdquo&ldquo我們怎樣把它與面對外部危險所感受到的現實性焦慮聯系起來？&rdquo 我們的研究并非全無收獲，我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結論。
關于焦慮的期望，臨床經驗表明，它與性生活中力比多經濟原則（libidinaleconomics）有着穩固的聯系。
焦慮性神經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種發洩不了的興奮。
力比多興奮被激起了，但沒有得到滿足和利用；于是憂慮出現，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過程中被消磨。
我甚至認為有理由說，這種未得到滿足的力比多直接變成了焦慮。
這種觀點在幼兒常有的某些恐懼中得到證實。
這些恐懼中許多是令我們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對獨處及對陌生人的恐懼，能夠予以肯定的解釋。
孤獨以及陌生的面孔，喚起了孩子對熟悉的母親的渴求；他不能控制這種力比多興奮，也不能使它中止，隻能将其變成焦慮。
因此，這種幼兒的焦慮不應該被看作是現實性焦慮，而應被看作是神經性的焦慮。
幼兒的恐懼和焦慮性神經症中對焦慮的預期，是神經性焦慮産生的一種方式的兩個實例，這個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轉化。
我們馬上還會知道，除此之外，還有第二種産生方式，但它與第一種産生方式并沒有很大差别。
我們認為，導緻癔症和其他神經症中焦慮産生的因素就是壓抑的過程。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把與被壓抑的觀念有關的一切與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區分開來的話，那就可以對這個問題做更全面的論述。
這個觀念很容易受到壓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識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轉化為焦慮&mdash&mdash無論這種情感可能具有何種性質，不論是攻擊性還是愛，情況都是這樣。
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盡其用或是由于幼兒自我的軟弱（如幼兒的恐懼），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種軀體過程（如焦慮性神經症），或是由于壓抑（如癔症）。
然而，無論何種原因都沒有根本的差異。
因此，引起神經性焦慮的兩種機制實際上是相吻合的。
在這項研究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焦慮的産生和症狀的形成之間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關系&mdash&mdash即二者相互體現和互換。
例如，一個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産生焦慮而開始得病。
每次當他再走到這條街上，焦慮就會重複出現。
于是他就會形成廣場恐怖症的症狀，這個症狀也可以被說成是一種抑制，即對自我的功能的限制，憑借這種抑制，他可以避免焦慮的侵襲。
假如我們能夠幹預症狀的形成（就像我們能夠幹預強迫症一樣），我們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況。
假如我們阻止一個病人進行洗禮，他就會陷入一種難以忍受的焦慮狀态中。
顯然，他是借助于這一症狀而保護自己免受焦慮之苦的。
好像的确是焦慮的産生在先，症狀的形成在後，仿佛症狀的産生就是為免除焦慮的突然發作似的。
這一觀點也被下述事實所證實：兒童期的最初神經症是廣場恐怖症&mdash&mdash在該狀态中，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産生的焦慮是如何被後來形成的症狀所替代的。
我們得到一個印象，即最好是從這些相互關系中找到理解神經性焦慮的方法。
同時，在回答一個人在神經性焦慮中害怕什麼的問題時，我們也取得了成功；并且，還成功地證實了神經性焦慮和現實性焦慮之間的關系。
顯然，他在神經性焦慮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
這與現實性焦慮的區别表現為以下兩種：危險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險是意識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這種内部危險轉化為外部危險的方式&mdash&mdash這就是說，神經性焦慮是怎樣轉化為明顯的現實性焦慮的。
為了簡化通常是非常複雜的事情，我們不妨假設廣場恐怖症病人始終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時所産生的誘惑感，于是他在恐懼中産生一種移置作用；從此以後，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
這樣，他得出的結論顯然是，他認為自己能夠通過移置作用更好地保護自己。
人們可以逃之夭夭，以擺脫外部危險，但躲避内部危險卻是很難的事。
在我早期論焦慮的講演的結論中，我自己曾表述了這樣的觀點：雖然我們的這些研究結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們卻也不怎麼彼此吻合。
就其作為一種情感狀态而言，焦慮好像是曾帶來危險性威脅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慮服務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種新危險的信号；它産生于力比多，而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種緣故未被利用，它還可以在壓抑的過程中産生。
它被症狀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約束。
因此，我們不免感到這裡好像缺少了什麼，否則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為一個整體了。
女士們，先生們，在上次講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mentalpersonality）分為超我、自我和本我，這一劃分也迫使我們在焦慮問題的研究中更新我們的支承。
根據自我是焦慮的唯一支承的命題（即是說僅有自我能産生并感覺到焦慮），我們形成了一種新的、穩固的立場；從這個立場看，許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個新的側面。
在談及&ldquo本我的焦慮&rdquo[73]或認為超我具有産生憂慮的能力時，我們的确很難明白這些說法的含義。
另一方面，我們對這一事實中與我們希望相一緻的成分表示歡迎：焦慮的三種主要類型（即現實性的、神經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與自我的三種依賴關系（即與外部世界的、與本我的和與超我的）發生聯系［第78頁］。
此外伴随着這個新觀點，焦慮作為預告危險情況的信号的功能（這正好是一種我們不無熟悉的說法[74]）變得尤為突出了；而構成焦慮的材料是什麼的問題則使我們失去了興趣。
而且現實性焦慮與神經性焦慮的關系出人意料地變得簡單明了了。
還需要指出的是，與從前被認為是簡單的情況相比，我們現在對産生焦慮的各種明顯複雜的情況有了更好的認識。
最近，我們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們将之劃歸為焦慮性癔症）中焦慮的産生方式。
我們選擇了一些病案，在這些病案中，我們在研究那種對從俄狄浦斯情結中産生的願望性沖動所作的典型的壓抑。
本來，我們指望能發現，是男孩把母親作為對象所給予的力比多精神貫注在壓抑下轉變成為焦慮，并表現為（從症狀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親的替代物之上。
我不可能向你們陳述這類研究的詳細步驟；但是可以說我們的研究得出了與預料相反的驚人結論，這就夠了。
并非壓抑産生焦慮；焦慮早就有了，産生壓抑的恰恰是焦慮。
[75]但到底是哪一種焦慮呢？這隻能是那種面對具有威脅的外部危險時的焦慮&mdash&mdash即現實性焦慮。
誠然，在面對力比多的要求時，男孩的确感覺到了焦慮&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焦慮産生于對母親的愛；在面對某種神經症焦慮時，情況也是如此。
但是，這種愛在他看來，似乎是一種内在的危險，對此他應放棄對象以回避這種愛，因為它惹來了某種外部的危險。
在我們研究的所有個案中，我們都獲得了相同的結果。
應該承認，我們并未料到會發現，内部的本能危險會成為外部的、實在的危險狀态的決定因素和準備因素。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到男孩因愛戀其母而恐懼什麼樣的現實危險。
這種危險是被閹割的懲罰，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懲罰，當然，你們将反對：畢竟那不是真實的危險。
我們的男孩并不會因為在俄狄浦斯情結階段中戀愛其母而被閹割。
但該問題并不能如此簡單地被取消。
首先，這并不是一個關于閹割是否真的被執行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是，危險是來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為真。
男孩信以為真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陽具欲階段（thephallicphase）[76]，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階段，人們常常吓唬他說要割掉他的陰莖，而且，這種懲罰的暗示一定會常在他心中得到強化。
我們懷疑，在人類
這裡我有特别的理由用&ldquo假設&rdquo一詞。
我們所面臨的都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但其困難并不在于觀察得不充分，因為伴随難題呈現我們眼前的，實際上是最普通、我們最熟悉的現象。
困難也不在于這些現象所引起的種種思辨具有的晦澀性質；因為思辨性考察在該領域作用不大。
真正的困難在于假設&mdash&mdash即如何引入恰當的抽象觀點，用以整理和說明觀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講演集中，我曾以一講（第25講）專論焦慮；這裡我必須簡略重述那些内容。
我們将焦慮描述為一種情感狀态&mdash&mdash即快樂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
這些情感均有着與其相對應的外導神經沖動以及對于這種神經沖動的知覺。
但我們也曾主張，焦慮可能是通過遺傳表現的、某種特别重要事件的積澱物（precipitate）&mdash&mdash也可比作為一次個體的習慣性癔症的發作。
[72]我們認為留下了焦慮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過程，因為在出生過程中對心髒的活動和呼吸變化所産生的具有焦慮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
因此，最初的那種焦慮一定是毒性的。
随後，我們開始對現實性焦慮和神經性焦慮進行區分：前者是一種我們可以預見的對危險&mdash&mdash即對來自外部的預料得到的傷害的反應；而後者則完全是神秘不測的，而且看上去全無意義。
在對現實性焦慮的分析中，我們将它一直還原到感覺注意和運動緊張增加的這種狀态，并将其描述為&ldquo焦慮的準備&rdquo（preparednessforanxiety）。
焦慮的反應正是由此産生。
結果可能有兩種：其一，焦慮的産生或曰早期創傷性經驗的重演，隻是一種信号，在這種情況下，焦慮反應的結果能調節自己以适應新的危險情境，并進而能夠逃跑或抵禦；其二，早期經驗盡占上風，整個反應也僅止于焦慮的産生，在這種情形下，情感狀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當前的意圖。
然後，我們又轉向神經性焦慮，并指出我們觀察到它有三種情況。
首先，我們發現它是一種自由飄浮的、普遍的憂慮，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ldquo預期性焦慮&rdquo（expectantanxiety），使自己臨時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現的可能性上，例如，像發生在典型的焦慮性神經症中的情況那樣。
其次，我們發現在所謂的恐怖症中這種焦慮穩固地依附于某些觀念，在這種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識出它與外部危險的關系；但我們必須公正地說這種擔憂被極度誇大了。
最後，我們在歇斯底裡或其他嚴重的神經症中發現了這種焦慮；在此，這種焦慮或者伴随各種症狀，或者作為一次發作獨自出現，或以更持久的狀态獨自出現，但總是沒有以外部危險來作為明顯的根據。
于是，我們問自己兩個問題：&ldquo在神經性焦慮中人們害怕什麼？&rdquo&ldquo我們怎樣把它與面對外部危險所感受到的現實性焦慮聯系起來？&rdquo 我們的研究并非全無收獲，我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結論。
關于焦慮的期望，臨床經驗表明，它與性生活中力比多經濟原則（libidinaleconomics）有着穩固的聯系。
焦慮性神經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種發洩不了的興奮。
力比多興奮被激起了，但沒有得到滿足和利用；于是憂慮出現，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過程中被消磨。
我甚至認為有理由說，這種未得到滿足的力比多直接變成了焦慮。
這種觀點在幼兒常有的某些恐懼中得到證實。
這些恐懼中許多是令我們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對獨處及對陌生人的恐懼，能夠予以肯定的解釋。
孤獨以及陌生的面孔，喚起了孩子對熟悉的母親的渴求；他不能控制這種力比多興奮，也不能使它中止，隻能将其變成焦慮。
因此，這種幼兒的焦慮不應該被看作是現實性焦慮，而應被看作是神經性的焦慮。
幼兒的恐懼和焦慮性神經症中對焦慮的預期，是神經性焦慮産生的一種方式的兩個實例，這個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轉化。
我們馬上還會知道，除此之外，還有第二種産生方式，但它與第一種産生方式并沒有很大差别。
我們認為，導緻癔症和其他神經症中焦慮産生的因素就是壓抑的過程。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把與被壓抑的觀念有關的一切與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區分開來的話，那就可以對這個問題做更全面的論述。
這個觀念很容易受到壓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識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轉化為焦慮&mdash&mdash無論這種情感可能具有何種性質，不論是攻擊性還是愛，情況都是這樣。
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盡其用或是由于幼兒自我的軟弱（如幼兒的恐懼），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種軀體過程（如焦慮性神經症），或是由于壓抑（如癔症）。
然而，無論何種原因都沒有根本的差異。
因此，引起神經性焦慮的兩種機制實際上是相吻合的。
在這項研究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焦慮的産生和症狀的形成之間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關系&mdash&mdash即二者相互體現和互換。
例如，一個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産生焦慮而開始得病。
每次當他再走到這條街上，焦慮就會重複出現。
于是他就會形成廣場恐怖症的症狀，這個症狀也可以被說成是一種抑制，即對自我的功能的限制，憑借這種抑制，他可以避免焦慮的侵襲。
假如我們能夠幹預症狀的形成（就像我們能夠幹預強迫症一樣），我們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況。
假如我們阻止一個病人進行洗禮，他就會陷入一種難以忍受的焦慮狀态中。
顯然，他是借助于這一症狀而保護自己免受焦慮之苦的。
好像的确是焦慮的産生在先，症狀的形成在後，仿佛症狀的産生就是為免除焦慮的突然發作似的。
這一觀點也被下述事實所證實：兒童期的最初神經症是廣場恐怖症&mdash&mdash在該狀态中，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産生的焦慮是如何被後來形成的症狀所替代的。
我們得到一個印象，即最好是從這些相互關系中找到理解神經性焦慮的方法。
同時，在回答一個人在神經性焦慮中害怕什麼的問題時，我們也取得了成功；并且，還成功地證實了神經性焦慮和現實性焦慮之間的關系。
顯然，他在神經性焦慮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
這與現實性焦慮的區别表現為以下兩種：危險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險是意識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這種内部危險轉化為外部危險的方式&mdash&mdash這就是說，神經性焦慮是怎樣轉化為明顯的現實性焦慮的。
為了簡化通常是非常複雜的事情，我們不妨假設廣場恐怖症病人始終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時所産生的誘惑感，于是他在恐懼中産生一種移置作用；從此以後，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
這樣，他得出的結論顯然是，他認為自己能夠通過移置作用更好地保護自己。
人們可以逃之夭夭，以擺脫外部危險，但躲避内部危險卻是很難的事。
在我早期論焦慮的講演的結論中，我自己曾表述了這樣的觀點：雖然我們的這些研究結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們卻也不怎麼彼此吻合。
就其作為一種情感狀态而言，焦慮好像是曾帶來危險性威脅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慮服務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種新危險的信号；它産生于力比多，而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種緣故未被利用，它還可以在壓抑的過程中産生。
它被症狀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約束。
因此，我們不免感到這裡好像缺少了什麼，否則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為一個整體了。
女士們，先生們，在上次講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mentalpersonality）分為超我、自我和本我，這一劃分也迫使我們在焦慮問題的研究中更新我們的支承。
根據自我是焦慮的唯一支承的命題（即是說僅有自我能産生并感覺到焦慮），我們形成了一種新的、穩固的立場；從這個立場看，許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個新的側面。
在談及&ldquo本我的焦慮&rdquo[73]或認為超我具有産生憂慮的能力時，我們的确很難明白這些說法的含義。
另一方面，我們對這一事實中與我們希望相一緻的成分表示歡迎：焦慮的三種主要類型（即現實性的、神經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與自我的三種依賴關系（即與外部世界的、與本我的和與超我的）發生聯系［第78頁］。
此外伴随着這個新觀點，焦慮作為預告危險情況的信号的功能（這正好是一種我們不無熟悉的說法[74]）變得尤為突出了；而構成焦慮的材料是什麼的問題則使我們失去了興趣。
而且現實性焦慮與神經性焦慮的關系出人意料地變得簡單明了了。
還需要指出的是，與從前被認為是簡單的情況相比，我們現在對産生焦慮的各種明顯複雜的情況有了更好的認識。
最近，我們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們将之劃歸為焦慮性癔症）中焦慮的産生方式。
我們選擇了一些病案，在這些病案中，我們在研究那種對從俄狄浦斯情結中産生的願望性沖動所作的典型的壓抑。
本來，我們指望能發現，是男孩把母親作為對象所給予的力比多精神貫注在壓抑下轉變成為焦慮，并表現為（從症狀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親的替代物之上。
我不可能向你們陳述這類研究的詳細步驟；但是可以說我們的研究得出了與預料相反的驚人結論，這就夠了。
并非壓抑産生焦慮；焦慮早就有了，産生壓抑的恰恰是焦慮。
[75]但到底是哪一種焦慮呢？這隻能是那種面對具有威脅的外部危險時的焦慮&mdash&mdash即現實性焦慮。
誠然，在面對力比多的要求時，男孩的确感覺到了焦慮&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焦慮産生于對母親的愛；在面對某種神經症焦慮時，情況也是如此。
但是，這種愛在他看來，似乎是一種内在的危險，對此他應放棄對象以回避這種愛，因為它惹來了某種外部的危險。
在我們研究的所有個案中，我們都獲得了相同的結果。
應該承認，我們并未料到會發現，内部的本能危險會成為外部的、實在的危險狀态的決定因素和準備因素。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到男孩因愛戀其母而恐懼什麼樣的現實危險。
這種危險是被閹割的懲罰，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懲罰，當然，你們将反對：畢竟那不是真實的危險。
我們的男孩并不會因為在俄狄浦斯情結階段中戀愛其母而被閹割。
但該問題并不能如此簡單地被取消。
首先，這并不是一個關于閹割是否真的被執行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是，危險是來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為真。
男孩信以為真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陽具欲階段（thephallicphase）[76]，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階段，人們常常吓唬他說要割掉他的陰莖，而且，這種懲罰的暗示一定會常在他心中得到強化。
我們懷疑，在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