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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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怆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
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并不費力。
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
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①。
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于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
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
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
小說隻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
《紅樓夢》他們大都隻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鹗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
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隻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遊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
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别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态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
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
那時候我怎麼着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隻曉得甯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
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
《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
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
特點是極度經濟，讀着像劇本，隻有對白與少量動作。
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
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無豔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裡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适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
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
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novalofmanners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對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
作者對财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
此外隻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
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隻在跋上提起将來“小贊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
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
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
我的譯本删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内，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堕落。
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
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于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争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裡。
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
作者盡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裡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
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
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
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歎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對着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着，适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怆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
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并不費力。
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
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①。
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于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
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
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
小說隻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
《紅樓夢》他們大都隻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鹗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
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隻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遊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
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别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态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
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
那時候我怎麼着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隻曉得甯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
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
《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
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
特點是極度經濟，讀着像劇本，隻有對白與少量動作。
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
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無豔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裡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适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
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
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novalofmanners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對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
作者對财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
此外隻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
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隻在跋上提起将來“小贊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
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
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
我的譯本删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内，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堕落。
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
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于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争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裡。
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
作者盡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裡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
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
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
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歎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對着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着，适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