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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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問題,他想不到年輕人會有靈魂。

    他靠田租吃飯,卻連佃戶們怎樣生活也弄不清楚。

    甚至在軍閥橫征暴斂、一年征幾年糧稅的時候,他的收入還可以使整個家過得富裕、舒服。

    他相信這個家是萬世不敗的。

     他以為他的兒子們會學他的榜樣,他的孫子們會走他的道路。

    他并不知道他的錢隻會促使兒子們靈魂的堕落,他的專制隻會把孫子們逼上革命的路。

    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親手在給這個家庭挖墳。

    他創造了這份家業,他又來毀壞這個家業。

    他至多也就隻做到四世同堂的好夢(有一些大家庭也許維持到五代)。

    不單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爺們全走這樣的路。

    他們想看到和睦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蓋着多少傾軋、鬥争和悲劇。

    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那裡受苦、掙紮而終于不免滅亡。

    但是幼稚而大膽的叛徒畢竟沖出去了,他們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時給快要悶死人的舊家庭帶來一點新鮮的空氣。

     我的祖父雖然頑固,但并非不聰明,他死前已經感到幻滅,他是懷着寂寞、空虛之感死去的。

    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業勉強維持了幾年,終于帶着無可奈何的凄涼感覺離開了世界。

    以後房子賣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

    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時候,我的五叔以一個“小偷”的身份又窮又病地死在監牢裡面。

    他花光了從祖父那裡得到的一切,又花光了他的妻子給他帶來的一切以後,沒有臉再見他的妻兒,就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

    這個人的另一面我在《家》中很少寫到:他面貌清秀,能詩能文,換一個時代他也許會顯出他的才華。

    可是封建舊家庭的環境戕害了他的生機,他隻能做損人害己的事情。

    為着他,我後來又寫過一本題為《憩園》的中篇小說。

     我在前面說過,覺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

    我常常這樣想:要是我早把《家》寫出來,他也許會看見了橫在他面前的深淵,那麼他可能不會落到那裡面去。

    然而太遲了。

    我的小說剛剛開始在上海的《時報》上連載,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殺了。

    十四年以後我的另一個哥哥在上海病故。

     我們三弟兄跟覺新、覺民、覺慧一樣,有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

    我說過好幾次,過去十幾年的生活像夢魇一般壓在我的心上。

    這夢魇無情地摧毀了許多同輩的年輕人的靈魂,我幾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個。

    然而“幼稚”和“大膽”救了我。

    在這一點我也許像覺慧。

    我憑着一個單純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個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許我做的事。

    我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内容淺薄的文章。

    我不能說已經有了成熟的思想。

    但是我始終不忘記這個原則:“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

    ”這九個字在那種環境裡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幫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

    覺慧也正是靠着這九個字才能夠逃出那個正在崩潰的家庭,找尋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卻把一個年輕有為的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

     有些讀者關心小說中的幾個女主人公:瑞珏、梅、鳴鳳、琴,希望多知道一點關于她們的事情。

    她們四個人代表四種不同的性格,也有兩種不同的結局。

    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雖然我祖父死後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裡去生産,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樣悲慘地死在那裡。

    我也有過一個像梅那樣的表姐,她當初跟我大哥感情好。

    她常常到我們家來玩,我們這一輩人不論男女都喜歡她。

    我們都盼望她能夠成為我們的嫂嫂,後來聽說姑母不願意“親上加親”(她自己已經受夠親上加親的痛苦了),因此這一對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

    三四年後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

    以後的十幾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兒女,而且胖得成了一個完全可笑的女人。

    我們有過一個叫做翠鳳的丫頭,關于她我什麼記憶也沒有了,我隻記得一件事情: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卻嚴辭拒絕了,雖然她并沒有愛上哪一位少爺,她倒甯願後來嫁一個貧家丈夫。

    她的性格跟鳴鳳的不同,而且她是一個“寄飯”的丫頭。

    所謂“寄飯”,就是用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