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劉麟同志（二）
關燈
小
中
大
行革命的鬥争，我①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号的《文藝月報》。
卻是想革命，願意為革命獻出一切，而終于沒有能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
但是我們兩個都沒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會寫出杜大心這個人物來。
要是我走了另一條道路，也許我就不會寫小說，至少我不會寫出像《滅亡》這樣的作品。
有些細心的讀者，隻要讀過幾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麼東西。
我自己也說過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
事實上我缺少一種能夠消滅我的矛盾的東西。
我不斷地追求，卻始終沒有得到。
我今天無法再諱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
我在寫《滅亡》以前和以後常常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
有時候我也說我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因為克魯泡特金主張無政府共産主義，不贊成個人主義。
但是我更喜歡說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因為過去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嚴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
在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中間有各種各樣的派别，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無政府主義”。
這些人很不容易認真地在一起合作，雖然他們最後的目的是一緻的，那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産主義大同世界。
其實怎樣從現社會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任何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都沒有具體的辦法，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就沒有去研究這樣的辦法。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反對無産階級專政，也沒有真正了解無産階級專政的具體内容。
有少數人也承認階級鬥争，但也隻是少數，而且連他們也害怕聽“專政”的字眼。
我講的是那一個時期西歐的“無政府主義”的情況，因為我過去接觸到的，過去受過影響的都是這些外國的東西。
我接受了它們，卻不曾消化，另外我還保留而且發展了我自己的東西。
這兩者常常互相執制，有時它們甚至在我腦子裡進行鬥争。
所以我的矛盾越來越多，越無法解決。
我坦白地承認我的作品裡總有一點外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是我寫作時常常違反這個“無政府主義”。
我自己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
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
”而且說實話，我所喜歡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響的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人。
凡是為多數人的利益貢獻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愛。
我寫《滅亡》之前讀過一些歐美“無政府主義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傳或傳記，例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我也讀過更多的關于俄國十二月黨人和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書，例如《牛虻》作者麗蓮·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羅斯》和小說《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爾的《回憶錄》。
我還讀過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讀了這許多人的充滿熱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
在《滅亡》裡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響是突出的，雖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類的人。
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高出我的《滅亡》若幹倍。
我記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裡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寫科茹霍夫在刺殺沙皇之前向他的愛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滅亡》裡面的人物并不多。
除了杜大心，就應該提到李靜淑和她的哥哥李冷，還有張為群和别的幾個人。
所有這些人全是虛構的。
我為了發洩自己的感情，傾吐自己的愛憎，編造了這樣的幾個人。
自然我在生活裡也或多或少地看見過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們的服裝和外形。
像王秉鈞那樣的國民黨右派我倒見過兩三個。
他們過去也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卻換上招牌做了反動的官僚，我帶着極大的厭惡描寫了這樣的人。
“殺頭的盛①科茹霍夫，C.M.CTeИHЯК-КpaЧeHckИЙ（1851—1895）著
卻是想革命，願意為革命獻出一切，而終于沒有能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
但是我們兩個都沒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會寫出杜大心這個人物來。
要是我走了另一條道路，也許我就不會寫小說，至少我不會寫出像《滅亡》這樣的作品。
有些細心的讀者，隻要讀過幾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麼東西。
我自己也說過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
事實上我缺少一種能夠消滅我的矛盾的東西。
我不斷地追求，卻始終沒有得到。
我今天無法再諱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
我在寫《滅亡》以前和以後常常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
有時候我也說我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因為克魯泡特金主張無政府共産主義，不贊成個人主義。
但是我更喜歡說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因為過去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嚴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
在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中間有各種各樣的派别，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無政府主義”。
這些人很不容易認真地在一起合作，雖然他們最後的目的是一緻的，那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産主義大同世界。
其實怎樣從現社會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任何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都沒有具體的辦法，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就沒有去研究這樣的辦法。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反對無産階級專政，也沒有真正了解無産階級專政的具體内容。
有少數人也承認階級鬥争，但也隻是少數，而且連他們也害怕聽“專政”的字眼。
我講的是那一個時期西歐的“無政府主義”的情況，因為我過去接觸到的，過去受過影響的都是這些外國的東西。
我接受了它們，卻不曾消化，另外我還保留而且發展了我自己的東西。
這兩者常常互相執制，有時它們甚至在我腦子裡進行鬥争。
所以我的矛盾越來越多，越無法解決。
我坦白地承認我的作品裡總有一點外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是我寫作時常常違反這個“無政府主義”。
我自己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
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
”而且說實話，我所喜歡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響的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人。
凡是為多數人的利益貢獻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愛。
我寫《滅亡》之前讀過一些歐美“無政府主義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傳或傳記，例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我也讀過更多的關于俄國十二月黨人和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書，例如《牛虻》作者麗蓮·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羅斯》和小說《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爾的《回憶錄》。
我還讀過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讀了這許多人的充滿熱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
在《滅亡》裡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響是突出的，雖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類的人。
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高出我的《滅亡》若幹倍。
我記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裡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寫科茹霍夫在刺殺沙皇之前向他的愛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滅亡》裡面的人物并不多。
除了杜大心，就應該提到李靜淑和她的哥哥李冷，還有張為群和别的幾個人。
所有這些人全是虛構的。
我為了發洩自己的感情，傾吐自己的愛憎，編造了這樣的幾個人。
自然我在生活裡也或多或少地看見過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們的服裝和外形。
像王秉鈞那樣的國民黨右派我倒見過兩三個。
他們過去也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卻換上招牌做了反動的官僚，我帶着極大的厭惡描寫了這樣的人。
“殺頭的盛①科茹霍夫，C.M.CTeИHЯК-КpaЧeHckИЙ（1851—1895）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