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劉麟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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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信雖是一種文體，但我的信函卻缺乏文彩，至多隻能作為一點供研究用的資料而已。
二、書信集的編輯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請您寫一篇編輯說明。
巴金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60—61頁。
①《巴金書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談《滅亡》①（摘錄） 《滅亡》當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而且我的寫作方法也大有問題。
這不像一個作家在進行創作，倒像一位電影導演在拍攝影片。
其實電影導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
我最後決定認真寫這本小說，也不過做些剪接修補的工作。
我以後寫别的小說，不論是短篇、中篇、長篇，有的寫得順利，幾乎是一口氣寫完，有的時寫時辍，但它們都是從開頭依次序寫下去的。
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就是一口氣寫下去的。
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經投給《小說月報》，但很快就被退回，說是寫得不好。
編者的處理是很公平的。
《死去的太陽》的失敗并非由于一氣呵成，而是生活單薄。
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寫小說，這裡面多少有點為做作家而寫小說的味道了。
這個中篇初稿的題名是《新生》，退回以後，我就把它鎖在抽屜裡，過了幾個月偶然想起，拿出來改寫一遍。
那時我翻譯的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剛出版，我就引用了《丹東之死》中的一段話放在小說前面，根據這段話改寫了小說的結尾，而且把書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陽》。
但是即使做了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沒法給我的失敗的作品添一點光彩。
為了退稿，我至今還感激《小說月報》的編者。
一個人不論通過什麼樣的道路走進“文壇”，他需要的總是辛勤的勞動、刻苦的鍛煉和認真的督促。
任何的“捧場”都隻能助長一個人的驕傲而促成他不斷地後退。
但這都是題外的話了。
《滅亡》出版以後我讀到了讀者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
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
我常常講起我的作品中的“憂郁性”，我也曾虛心地研究這“憂郁性”來自什麼地方。
我知道它來自我前面說過的那些矛盾。
我的思想中充滿着矛盾，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
所以我的作品裡也有相當濃的“憂郁性”。
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參加了火熱的實際鬥争，我便不會再有矛盾了，我也不會再有“憂郁”了。
《滅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
在他的遺著中有着這樣的一句話：“矛盾，矛盾，矛盾構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 他的朋友李冷說：“他的滅亡就是在消滅這種矛盾。
”（見《新生》）杜大心沒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滅他的矛盾，所以他選擇了死亡。
他疲倦了。
“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
他覺得“隻有死才能夠帶來他心境的和平，隻有死才能夠使他享受安靜的幸福”。
他自然地會采取用暴力毀滅自己生命的一條路：報仇、洩憤，殺人、被殺。
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說的“浪漫的革命家”，他隻是一個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
我寫杜大心患肺病，也許因為我自己曾經害過肺病，而且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動，容易憤怒。
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說找到了共産黨，他就不會感覺到“他是一個最孤獨的人”，他是在單獨地進行絕望的鬥争；他就不會“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
因為孤獨，因為絕望，他的肺病就不斷地加重。
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動，更容易憤怒，更不能夠冷靜地考慮問題。
倘使有一個組織在領導他，在支持他，他決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感到絕望，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矛盾，更不會用滅亡來消滅矛盾。
我不能說杜大心的身上就沒有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們兩個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
杜大心是單獨地在進
二、書信集的編輯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請您寫一篇編輯說明。
巴金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60—61頁。
①《巴金書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談《滅亡》①（摘錄） 《滅亡》當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而且我的寫作方法也大有問題。
這不像一個作家在進行創作，倒像一位電影導演在拍攝影片。
其實電影導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
我最後決定認真寫這本小說，也不過做些剪接修補的工作。
我以後寫别的小說，不論是短篇、中篇、長篇，有的寫得順利，幾乎是一口氣寫完，有的時寫時辍，但它們都是從開頭依次序寫下去的。
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就是一口氣寫下去的。
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經投給《小說月報》，但很快就被退回，說是寫得不好。
編者的處理是很公平的。
《死去的太陽》的失敗并非由于一氣呵成，而是生活單薄。
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寫小說，這裡面多少有點為做作家而寫小說的味道了。
這個中篇初稿的題名是《新生》，退回以後，我就把它鎖在抽屜裡，過了幾個月偶然想起，拿出來改寫一遍。
那時我翻譯的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剛出版，我就引用了《丹東之死》中的一段話放在小說前面，根據這段話改寫了小說的結尾，而且把書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陽》。
但是即使做了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沒法給我的失敗的作品添一點光彩。
為了退稿，我至今還感激《小說月報》的編者。
一個人不論通過什麼樣的道路走進“文壇”，他需要的總是辛勤的勞動、刻苦的鍛煉和認真的督促。
任何的“捧場”都隻能助長一個人的驕傲而促成他不斷地後退。
但這都是題外的話了。
《滅亡》出版以後我讀到了讀者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
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
我常常講起我的作品中的“憂郁性”，我也曾虛心地研究這“憂郁性”來自什麼地方。
我知道它來自我前面說過的那些矛盾。
我的思想中充滿着矛盾，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
所以我的作品裡也有相當濃的“憂郁性”。
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參加了火熱的實際鬥争，我便不會再有矛盾了，我也不會再有“憂郁”了。
《滅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
在他的遺著中有着這樣的一句話：“矛盾，矛盾，矛盾構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 他的朋友李冷說：“他的滅亡就是在消滅這種矛盾。
”（見《新生》）杜大心沒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滅他的矛盾，所以他選擇了死亡。
他疲倦了。
“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
他覺得“隻有死才能夠帶來他心境的和平，隻有死才能夠使他享受安靜的幸福”。
他自然地會采取用暴力毀滅自己生命的一條路：報仇、洩憤，殺人、被殺。
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說的“浪漫的革命家”，他隻是一個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
我寫杜大心患肺病，也許因為我自己曾經害過肺病，而且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動，容易憤怒。
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說找到了共産黨，他就不會感覺到“他是一個最孤獨的人”，他是在單獨地進行絕望的鬥争；他就不會“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
因為孤獨，因為絕望，他的肺病就不斷地加重。
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動，更容易憤怒，更不能夠冷靜地考慮問題。
倘使有一個組織在領導他，在支持他，他決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感到絕望，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矛盾，更不會用滅亡來消滅矛盾。
我不能說杜大心的身上就沒有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們兩個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
杜大心是單獨地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