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麗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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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我立在甲闆上，身子靠着欄杆，搖着手，低聲說：“台灣，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寫的一篇慶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裡，還用了這樣一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今天單單念着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
我在文章的開頭寫着：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裡，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着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裡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
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
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隻編印了這一冊刊物。
至于《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着紙型逃到桂林。
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裡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
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說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
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
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
他重新翻譯了契诃夫的劇本。
可是他始終擺脫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裡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
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
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隻是默默地微笑着，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
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說《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
《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
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争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裡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
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
他響應号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髒停止了跳動。
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布了對他的曆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複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隻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
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
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
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
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文叢》第二卷合訂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幾個月後就離開上海，後來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結了婚。
抗戰勝利後他們夫婦去了台灣。
一九四七年我去台灣旅行曾到台北他們家做客，當時烈文在台灣大學教書。
三年前我聽說烈文病故，家境蕭條，友人建議為他們的子女教育費用募款，雨田拒絕接收。
去年我在北京見到在報館工作的朋友，他證實了這個消息，說雨田表現得很堅強。
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記她。
台灣回歸祖國，我相信這絕不是夢想。
我一定會看到它成為現實。
隻要有機會我願意再到台灣旅行。
一九四七年因為大雨沖壞了公路，我沒有能去風景如畫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遺憾。
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麗的南國寶島，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
今天單單念着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
我在文章的開頭寫着：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裡，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着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裡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
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
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隻編印了這一冊刊物。
至于《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着紙型逃到桂林。
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裡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
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說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
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
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
他重新翻譯了契诃夫的劇本。
可是他始終擺脫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裡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
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
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隻是默默地微笑着，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
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說《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
《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
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争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裡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
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
他響應号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髒停止了跳動。
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布了對他的曆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複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隻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
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
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
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
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文叢》第二卷合訂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幾個月後就離開上海，後來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結了婚。
抗戰勝利後他們夫婦去了台灣。
一九四七年我去台灣旅行曾到台北他們家做客，當時烈文在台灣大學教書。
三年前我聽說烈文病故，家境蕭條，友人建議為他們的子女教育費用募款，雨田拒絕接收。
去年我在北京見到在報館工作的朋友，他證實了這個消息，說雨田表現得很堅強。
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記她。
台灣回歸祖國，我相信這絕不是夢想。
我一定會看到它成為現實。
隻要有機會我願意再到台灣旅行。
一九四七年因為大雨沖壞了公路，我沒有能去風景如畫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遺憾。
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麗的南國寶島，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