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透視 蔣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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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以一生绮麗奇幻的想象和博覽通才，營設了獨立的王國，能夠“回避”現實、向“古”虛構，以“武俠小說”來蕩開江湖，裡面絲毫看不見“現世”的影子，從而免受現世的曲解與打擊，無往而不利。
讀他小說的人先得有一點史學修養和悟性靈氣，否則吃不透他對社會的解譯、對曆史的沉思、對人性的洞識，而隻能停留在那個遠離“現世”的古代王國，接受一點新奇而簡單的樂趣。
沒有一個作家有他那份天才，能設計如此衆多活潑、緊扣的情節懸念了，文筆跳蕩優美，時時處處透散奇趣，彌漫恬人的芳息。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已經足足讓他迷戀一生。
在玩味它們、尤其在玩味中國曆史的過程中，他以自己的慧性，提煉出感悟到的傳統文化的精髓，讓故事情節在大的脈絡上和曆史吻合，小的細節處穿插自己創造的人物，以他們的生活來破讀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尤其是朝代疊變期的那段動亂史！同時，這也“限制”住他作品裡思想境界的高度與廣度。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庸的文化，金庸所得到的正是這中庸文化的精髓！“外儒而内道”，“達則兼濟天下”如郭靖的報國，“窮則獨善其身”如楊過的歸隐；先吵吵鬧鬧地“争”，一旦成功了、疲累了、心灰了，再輕輕松松地“隐”。何等自在的人生——曆代中國文人最高級、最浪漫的理想人生！
金庸做到了，還要讓自己鐘愛的主人公這樣去做。這是“大俠”的高風亮節！
但是，大俠隻有一個，金庸隻有一個。那些不幸的生靈，他們缺少振拔，缺少鼓舞，缺少撫慰，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贖罪”的一生裡變得更加柔韌、更具抗衡力、更能承受負荷的同情與依托。但一切“武俠小說”在争争鬥鬥的世界裡演習人生，哪裡能顧及其他？無疑，金庸的“不幸”也正在這裡。
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隻能領略到勇武、“成功”者的一份歡欣、幾許凄涼，隻能看見“成功”者的足迹——這又是怎樣離奇古怪的“足迹”呢？——多像一名蠻勇的将軍在指揮他的千萬軍馬去效命疆場，換來他一個人的千秋功名啊！這些罕見的英雄，先要成為一名“大俠”，而後才能胸懷天下，為國為民，成就一番事業。大俠又是怎樣成長為大俠的呢？
他必須孤身奮鬥、用心磨煉，又得有卓越的天智，巧妙的機遇，所有這些，雖千萬人難得其一！尤為稀奇的是，所有的“大俠”在練成深不可測的“武功”之前全有奇遇——人生中充滿了不可料知的奇遇，俗話所謂“天助”。沒有“天助”，他絕對練不出高深的武功，如此，他拿什麼來成其為“大”俠呢？現代社會恰恰沒有這些啊！
再者，他作品中的大俠所遇到的仇敵，全是可見的、具體的。
今天的人呢？不但缺乏奇遇，而且，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見阻礙自己、折磨自己、打擊自己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似乎到處有壓迫，人們不知道要克服、要鍛煉、要超越的對象。他實在太激烈的話，就做約翰·克利斯朵夫吧——去向整個社會挑戰！
然而，在未成“大”俠之前，就如此迫不及待，隻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毀。那麼去走曲折的道路，像《鹿鼎記》裡的韋小寶，行不行？
不行！
金庸在《韋小寶這小家夥》裡說道，韋小寶身上最重要的兩個特點是“善于适應環境和講義氣”，這也是中國人最突出的長處——中庸意識、不偏不倚的“圓滑”個性，中華文明能夠長存數千年而不衰，有它們的一份“貢獻”。金庸認為韋小寶正是賴此而成功的。
事實上，韋小寶“成功”的原因在他通“天”的關系。這個“天”就是康熙。“适應”和“義氣”隻有在專制政體環境裡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一旦專制政體崩解，則随之面目全非，需要新的精神來灌注。沒有絕對的君主制，韋小寶在最好的可能下，也隻好做一個小王八蛋，永遠做不成“小家夥”的。
今天，社會、國家、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礎和前提是“個體”的确立，而個體的确立需要自尊、自愛、獨立的思想人格，相應的精神與才智的充實，及其随之并進的法治、人文環境；我們不複是一個沒有秩序、君王至上的社會，韋小寶之類的無知無識的潑皮也就隻能成為一個曆史人物了！就此而言，金庸似乎有點不合實際。
不過，金庸已足夠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選擇的那條路上，他已經做得最輝煌、最偉大，确實也沒有第二個文人能夠比他做得更好了。
讀他小說的人先得有一點史學修養和悟性靈氣，否則吃不透他對社會的解譯、對曆史的沉思、對人性的洞識，而隻能停留在那個遠離“現世”的古代王國，接受一點新奇而簡單的樂趣。
沒有一個作家有他那份天才，能設計如此衆多活潑、緊扣的情節懸念了，文筆跳蕩優美，時時處處透散奇趣，彌漫恬人的芳息。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已經足足讓他迷戀一生。
在玩味它們、尤其在玩味中國曆史的過程中，他以自己的慧性，提煉出感悟到的傳統文化的精髓，讓故事情節在大的脈絡上和曆史吻合，小的細節處穿插自己創造的人物，以他們的生活來破讀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尤其是朝代疊變期的那段動亂史！同時，這也“限制”住他作品裡思想境界的高度與廣度。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庸的文化，金庸所得到的正是這中庸文化的精髓！“外儒而内道”，“達則兼濟天下”如郭靖的報國，“窮則獨善其身”如楊過的歸隐；先吵吵鬧鬧地“争”，一旦成功了、疲累了、心灰了，再輕輕松松地“隐”。何等自在的人生——曆代中國文人最高級、最浪漫的理想人生！
金庸做到了，還要讓自己鐘愛的主人公這樣去做。這是“大俠”的高風亮節！
但是，大俠隻有一個，金庸隻有一個。那些不幸的生靈，他們缺少振拔，缺少鼓舞，缺少撫慰，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贖罪”的一生裡變得更加柔韌、更具抗衡力、更能承受負荷的同情與依托。但一切“武俠小說”在争争鬥鬥的世界裡演習人生，哪裡能顧及其他？無疑，金庸的“不幸”也正在這裡。
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隻能領略到勇武、“成功”者的一份歡欣、幾許凄涼，隻能看見“成功”者的足迹——這又是怎樣離奇古怪的“足迹”呢？——多像一名蠻勇的将軍在指揮他的千萬軍馬去效命疆場，換來他一個人的千秋功名啊！這些罕見的英雄，先要成為一名“大俠”，而後才能胸懷天下，為國為民，成就一番事業。大俠又是怎樣成長為大俠的呢？
他必須孤身奮鬥、用心磨煉，又得有卓越的天智，巧妙的機遇，所有這些，雖千萬人難得其一！尤為稀奇的是，所有的“大俠”在練成深不可測的“武功”之前全有奇遇——人生中充滿了不可料知的奇遇，俗話所謂“天助”。沒有“天助”，他絕對練不出高深的武功，如此，他拿什麼來成其為“大”俠呢？現代社會恰恰沒有這些啊！
再者，他作品中的大俠所遇到的仇敵，全是可見的、具體的。
今天的人呢？不但缺乏奇遇，而且，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見阻礙自己、折磨自己、打擊自己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似乎到處有壓迫，人們不知道要克服、要鍛煉、要超越的對象。他實在太激烈的話，就做約翰·克利斯朵夫吧——去向整個社會挑戰！
然而，在未成“大”俠之前，就如此迫不及待，隻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毀。那麼去走曲折的道路，像《鹿鼎記》裡的韋小寶，行不行？
不行！
金庸在《韋小寶這小家夥》裡說道，韋小寶身上最重要的兩個特點是“善于适應環境和講義氣”，這也是中國人最突出的長處——中庸意識、不偏不倚的“圓滑”個性，中華文明能夠長存數千年而不衰，有它們的一份“貢獻”。金庸認為韋小寶正是賴此而成功的。
事實上，韋小寶“成功”的原因在他通“天”的關系。這個“天”就是康熙。“适應”和“義氣”隻有在專制政體環境裡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一旦專制政體崩解，則随之面目全非，需要新的精神來灌注。沒有絕對的君主制，韋小寶在最好的可能下，也隻好做一個小王八蛋，永遠做不成“小家夥”的。
今天，社會、國家、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礎和前提是“個體”的确立，而個體的确立需要自尊、自愛、獨立的思想人格，相應的精神與才智的充實，及其随之并進的法治、人文環境；我們不複是一個沒有秩序、君王至上的社會，韋小寶之類的無知無識的潑皮也就隻能成為一個曆史人物了！就此而言，金庸似乎有點不合實際。
不過，金庸已足夠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選擇的那條路上，他已經做得最輝煌、最偉大，确實也沒有第二個文人能夠比他做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