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 孔慶東 陳 珺 呂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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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讀者最多的當代作家？
這個問題問過許多人，也許答案各異；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許多人會把票投給通俗小說，投給金庸。
三十一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三十五歲創辦自己的報紙，一支筆寫武俠，開創江湖，縱橫天下，一支筆縱論時局，享譽香江，少年遊俠，中年遊藝，老年遊仙，為文可以風行一世，為商可以富比陶朱，為政可以參國論要，金庸一生的傳奇，可謂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數千年的夢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實現，而這樣的金庸，也顯得更加神秘而讓人難以把握。
有人稱他為大俠宗師，有人卻以為他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為何許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甯縣袁花鎮，生肖為鼠，星座是水瓶座。
據說這樣的人思維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與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為新聞記者、政治家與文人。
這固然也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然而金庸其後的一生，似乎正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海甯本非繁榮大城，據金庸本人說，“海甯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個海濱小縣，隻以海潮出名”。
然而此地卻當得人傑地靈四字，于景觀上，東臨江海，西南則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風光明媚，更擁有洶湧澎湃，雄偉磅礴的海甯潮，年年8月，大批遊客聚集海甯，觀賞江海相激而生的滾滾怒潮，金庸曾提過，他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甯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裡瞧着滾滾怒潮洶湧而來。
而他所見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這點我們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略窺端倪。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隻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
蓦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
潮水越近，聲音越響，真以百萬大軍沖鋒，于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
” 而接下來乾隆皇帝的侍衛白振為乾隆取扇，勇鬥怒潮的精彩段落，則窮盡作家想象描繪之力，更是雄奇神異之至。
有人論金庸筆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寫，推海甯潮為第一，也要拜這少年經驗所賜。
而小小海甯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輩出，學風鼎盛。
晚清以來，局勢動蕩，舊學新知，傳承交流，更是人才濟濟：文有王國維，理有李善蘭。
金庸的近親蔣百裡、徐志摩，皆是現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許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饒，風緻秀麗，而海甯倚江依海，士氣和煦，所孕育的俊傑，也多是多思多慮，深沉憂郁的性格。
金庸曾說：“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裡、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郁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着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
”“陳家洛身上，或許也有一點這幾個人的影子。
但海甯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裡，也隻會講武，不大會動武。
” 這樣的性格帶着中國傳統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帶着他們的憂思冷寂，帶着他們的沉靜和平。
後來金庸筆風轉變，所寫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傑英爽的北地壯士為主，然而江南的明麗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靜悲哀，卻也時不時地在作品中出現。
而誕生金庸的海甯查氏，也并非凡門，稱得上是當地望族，代代書香。
查氏先祖源出于芈（ｍǐ），乃楚人之後，史稱“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
至明清之時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親筆題封：“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史學家查繼佐。
查繼佐（1601—1676年），字伊璜。
明亡後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東山釣史。
他是崇祯舉人，明亡後回鄉講學著書，沈起《查東山年譜》說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頁”，而惟《罪惟錄》、《魯春秋》、《東山國語》、《釣業》數種傳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詩人，因才受康熙帝賞識，曾入值内廷，有“煙波釣徒查翰林”之稱。
他的詩作宗法宋詩，“詩風宏麗穩惬，亦有沉雄踔厲處”，亦有不少反映戰争和民衆苦難之作，著有《敬業堂詩集》等，為清初名家。
金庸《鹿鼎記》全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集句為回目，既體現了他相當高的詩文造詣，也示他對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
查慎行與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當時号稱“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
然而後來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題“維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為影射他“雍正”去頭，于是遂興起一場文字大獄。
查嗣庭父子死于獄中，查氏一族皆受牽連，查慎行其時已老，仍不得不率領全家進京投獄，歸鄉不久，也即逝世，可稱封建時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劇。
到金庸本人這一代，查氏又添輝煌，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
這對兄弟，文名可說是超過了祖輩。
在對金庸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緒丙戌進士，曾任江蘇丹陽知縣，因政績加同知銜，不久發生著名的“丹陽教案”。
《天津條約》簽訂後，大量西方傳教士擁入中國，依恃本國勢力，欺壓中國百姓。
光緒十七年，丹陽百姓忍無可忍之下，圍攻焚毀了當地教堂。
查文清受命捕拿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衆以向外國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燒教堂的人民，便預先通知那兩人逃走，而回報上司，則說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擁而上，焚毀教堂，并無為首之人。
随之辭官，而為朝廷定為“革職”處分。
辭官還鄉後，親手編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甯查氏詩鈔》，書未成而去世。
金庸說祖父對他影響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負中國人，二是要多讀書。
後來金庸始終懷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動機是遊曆世界，觀光各國，但于報國建功的事業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之意，這不能不說與祖父的教導有密切關系。
金庸父親查樞卿是有名鄉紳，心地純厚，對人客氣而随意，在金庸當時看來，“他似乎覺得交朋友比業務成功更重要”。
查樞卿受過西洋教育，對金庸相當寵愛，也很注重對他的教育。
金庸曾在《聖誕節雜感》裡提到這樣一件轶事： “在中學讀書時，爸爸曾在聖誕節給了我一本迪更斯的《聖誕述異》。
這是本極平常的小書，任何西書店都能買到，但一直到現在，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總得翻來讀幾段。
” 《聖誕述異》，亦譯為《聖誕頌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說。
這部小說寫的是一位冷漠無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聖誕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個聖誕精靈帶他遊曆，看到别人的溫暖相愛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獨，而終于幡然悔悟，成為一個有愛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充滿了狄更斯式的溫情和愛，而對金庸的影響也相當大。
他說：“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這是一個偉大溫暖的心靈所寫的一本偉大的書。
” 心懷溫情，寬厚待人，這樣的思想，此後影響到金庸的一生。
在他年少的時候，他對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與友愛之心。
他從他們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許多人的命運和悲劇。
他家有一位老長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時負責接送他上學。
後來金庸聽他說了他的故事。
他年輕時被财主少爺陷害入獄，未婚妻被奪去作了繼室，他出獄後複仇刺傷那财主少爺，複又入獄，受害幾死而幸為任丹陽知縣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辭官之後，便帶他回了海甯。
這一段悲劇便是金庸小說《連城訣》的原型。
在他所寫的武俠小說中，始終貫徹着這樣對弱者的同情。
後來金庸說，他認為的善良，主要還是兩個字“俠氣”，也就是揚善抑惡，為弱者打抱不平，這成為金庸的“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歲時她便早早去世。
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對母親的回憶與深情，仍時不時地在文字中流露。
在《書劍恩仇錄》中，寫到陳家洛“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
這樣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門世代書香，自然藏書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親、大哥都是大學畢業生，新書也不少。
金庸從小與書為伍，一生好讀不倦，古書、新書之外，他自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的是鄒韬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遊記及其所主編的《生活周報》。
據金庸回憶，他讀武俠的啟蒙，乃是八九歲時偶然讀到的舊派武俠小說家顧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俠》。
這部書寫方玉琴為父報仇，并與同門師兄嶽劍秋相偕鋤奸的故事。
顧名道原為言情小說家，因此《荒江女俠》既寫“俠”客鋤奸，又寫男女劍俠之間的“情”，為言情武俠小說開山之作。
這樣曲折的劇情描寫，豐富的情感張力，對童年金庸産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而伸張正義、維護弱小，正貼合了他從小以來的夢想。
此後，金庸到處搜尋古今中外的武俠作品，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戰爆發，金庸平靜的少年生活就此結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學輾轉遷徙。
歲月動蕩，求學不可謂不艱苦，然而金庸憑借天賦與努力，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是出色，寫得一手好文章。
從小學到中學，他每年成績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級時，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是金庸與另外兩位同學，根據自身報考初中的經驗，“隻是搜集了當時許多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于翻查的方式來編輯”，來教升初中的學生怎樣考試答題獲得高分。
這大概是這一類型的書在中國的首例，因此大受歡迎，十分暢銷，金庸與那兩位同學，也獲利匪淺，其時，他年僅十五歲。
從這一件事中，已能發現他日後在辦《明報》過程中，賴以大顯身手的過人才華和敏銳的市場感受力。
而武俠小說的成功，也不能說不與這“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有密切的關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聯合高中讀書。
當時學校有一個任學生自由編寫的壁報，金庸因在壁報上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以亂噴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鏡蛇形象諷刺嚴厲苛刻的訓導主任沈乃昌，遭學校開除，被迫轉學。
日後看去，這可說是金庸少年時一次挑戰師長、反抗壓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贊譽為打抱不平、反抗強權的“俠客”行徑。
而這種“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學中暢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後來獨立辦報事業，也堪稱一個獲得成功的關鍵。
但在當時卻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個大挫折。
金庸回憶說：“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
”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生死系于一線的大難”。
幸而有原校長張印通先生，雖然由于訓導主任是國民黨員，權力淩駕于校長之上，未能為金庸請得較輕處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幫他轉學。
在張校長與舊同學好友餘兆文的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
金庸對張校長這段恩情始終難忘，數十年後猶對人提起；1994年張校長的紀念銅像在當地揭幕，金庸親自為之書寫碑額。
中學畢業後，金庸沒有忘記他童年的夢想，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希望将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這是國民黨培養幹部之地，而外交系出來的學生也多被派為外交官，本可實現金庸的理想。
經曆高中一場風波，金庸鋒芒有所收斂，打算一心向學，盡力做到少聞政治多讀書，第一年便獲得全校第一的優異成績。
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樁麻煩。
當時校内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對此縱容包庇，不加理會。
一日，金庸看到這些學生特務又在校園中毆打其他同學，終于忍無可忍，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并進而對校方也加以指責，“态度極其惡劣”。
與壁報事件不同，這次金庸或許已從“隻是少年時代的一股沖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變為有意識地反抗。
不過結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學，金庸在政治學校的學習生涯，就此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金庸以本名寫了一篇名為《白象之戀》的小說，以新文學的形式寫泰國華僑的生活，獲得重慶市政府征文比賽的二等獎，這或許是查良镛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作品。
又一次行俠受挫之後，金庸隻好借表兄，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蔣複聰的關系，到中央圖書館謀得一份閑職。
圖書館工作薪水不高，卻擁有大量的安靜和閑暇時間，金庸因禍得福，在此盡情飽覽古今中外名著，而對于那些具有緊張曲折的劇情，精彩的打鬥場面和生動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義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大仲馬的《俠隐記》、《基度山恩仇記》等，他更是情有獨鐘。
後來他說，“我年輕時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浒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
”他将同情之心給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關注的目光，卻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業、行俠仗義的英雄們身上。
抗戰勝利後，金庸随家人一同返鄉。
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歸童年平靜安适的生活，而是開始人生中的冒險與開拓。
于是不久之後，他便到了杭州，到《東南日報》找到一份擔任外勤記者的工作，金庸數十年報人生涯，從此開始。
他接下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對新聞報業有着濃厚興趣”。
但是，金庸并不以在這個小城市的一名新聞記者為滿足，而更希望去上海發展。
依然懷抱外交官之夢，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辭職前往上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但是，政局混亂，無論是學法或從政，希望都變得非常渺茫，學校許多學生，未曾修滿便不得不提前畢業，金庸也不得不為未來另做打算。
此時，正好出現了一個機會。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報》在全國範圍内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而應聘者多至三千人，競争率至于1000∶1。
經過筆試和面試，金庸最終脫穎而出。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複刊，金庸被派往香港。
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開始了金庸“身無半文走香江”的傳奇後來的許多傳記，都把這件事當作金庸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從此，金庸紮根在香港的土地上，開始他身為報業巨子和通俗武俠小說家的傳奇生涯——當時局勢動蕩，這兩支筆隻有在香港這一片相對平靜獨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顯身手。
不過他被派往香港，這件事相當偶然：據說當時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隻是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
聯想到大陸此後數十年間風雲變幻，連金庸自己也不免感歎，當年若他留在上海，命運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滿了這樣的轉變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終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種閑适态度，回想議論過往的種種機緣，而當時的困窘尴尬，數十年後看來，也成為平添趣味的逸事。
據說當時他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後，才發現自己竟然身無一文，頓時失色。
幸而鄰座是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态，問起緣故，借了他十塊港币，才使金庸渡過難關。
四十五年後功成回望，當年困窘已不複存，而代之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的志得意滿之心。
然而當時，香港尚非後來光彩閃耀的“東方明珠”，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與上海相比甚至給金庸“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
他也隻把香港當作自己人生的一個小小中轉站，尚無在此長期紮根，開基立業的目标。
對于涉足政界，成為能夠周遊天下，舌戰列國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強烈的向往。
當時他在《大公報》做的是電訊翻譯和編輯國際新聞版的工作，業餘翻譯他所深深崇拜的湯因比博士的著作《曆史研究》。
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識地運用自己所學過的外交學知識與法律知識，在報紙上撰寫社評，分析論證時局時事。
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餘人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國共産黨政府的領導，而國共雙方即就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産的歸屬問題發生争執。
而金庸根據他的國際法知識，寫了一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産權》的長文，闡明這些資産應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這篇長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論文被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而為著名國際法學家梅汝璈先生讀到并相當賞識。
他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并親自參與判處戰犯東條英機的死刑，因此在國際上聲望頗高，因此，雖然他是國民黨員，新中國成立後盛情邀請他為外交部顧問。
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發電報邀請金
三十一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三十五歲創辦自己的報紙，一支筆寫武俠，開創江湖，縱橫天下，一支筆縱論時局，享譽香江，少年遊俠，中年遊藝，老年遊仙，為文可以風行一世，為商可以富比陶朱，為政可以參國論要，金庸一生的傳奇，可謂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數千年的夢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實現，而這樣的金庸，也顯得更加神秘而讓人難以把握。
有人稱他為大俠宗師，有人卻以為他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為何許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甯縣袁花鎮，生肖為鼠，星座是水瓶座。
據說這樣的人思維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與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為新聞記者、政治家與文人。
這固然也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然而金庸其後的一生，似乎正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海甯本非繁榮大城，據金庸本人說，“海甯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個海濱小縣，隻以海潮出名”。
然而此地卻當得人傑地靈四字，于景觀上，東臨江海，西南則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風光明媚，更擁有洶湧澎湃，雄偉磅礴的海甯潮，年年8月，大批遊客聚集海甯，觀賞江海相激而生的滾滾怒潮，金庸曾提過，他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甯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裡瞧着滾滾怒潮洶湧而來。
而他所見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這點我們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略窺端倪。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隻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
蓦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
潮水越近，聲音越響，真以百萬大軍沖鋒，于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
” 而接下來乾隆皇帝的侍衛白振為乾隆取扇，勇鬥怒潮的精彩段落，則窮盡作家想象描繪之力，更是雄奇神異之至。
有人論金庸筆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寫，推海甯潮為第一，也要拜這少年經驗所賜。
而小小海甯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輩出，學風鼎盛。
晚清以來，局勢動蕩，舊學新知，傳承交流，更是人才濟濟：文有王國維，理有李善蘭。
金庸的近親蔣百裡、徐志摩，皆是現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許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饒，風緻秀麗，而海甯倚江依海，士氣和煦，所孕育的俊傑，也多是多思多慮，深沉憂郁的性格。
金庸曾說：“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裡、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郁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着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
”“陳家洛身上，或許也有一點這幾個人的影子。
但海甯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裡，也隻會講武，不大會動武。
” 這樣的性格帶着中國傳統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帶着他們的憂思冷寂，帶着他們的沉靜和平。
後來金庸筆風轉變，所寫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傑英爽的北地壯士為主，然而江南的明麗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靜悲哀，卻也時不時地在作品中出現。
而誕生金庸的海甯查氏，也并非凡門，稱得上是當地望族，代代書香。
查氏先祖源出于芈（ｍǐ），乃楚人之後，史稱“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
至明清之時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親筆題封：“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史學家查繼佐。
查繼佐（1601—1676年），字伊璜。
明亡後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東山釣史。
他是崇祯舉人，明亡後回鄉講學著書，沈起《查東山年譜》說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頁”，而惟《罪惟錄》、《魯春秋》、《東山國語》、《釣業》數種傳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詩人，因才受康熙帝賞識，曾入值内廷，有“煙波釣徒查翰林”之稱。
他的詩作宗法宋詩，“詩風宏麗穩惬，亦有沉雄踔厲處”，亦有不少反映戰争和民衆苦難之作，著有《敬業堂詩集》等，為清初名家。
金庸《鹿鼎記》全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集句為回目，既體現了他相當高的詩文造詣，也示他對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
查慎行與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當時号稱“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
然而後來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題“維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為影射他“雍正”去頭，于是遂興起一場文字大獄。
查嗣庭父子死于獄中，查氏一族皆受牽連，查慎行其時已老，仍不得不率領全家進京投獄，歸鄉不久，也即逝世，可稱封建時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劇。
到金庸本人這一代，查氏又添輝煌，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
這對兄弟，文名可說是超過了祖輩。
在對金庸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緒丙戌進士，曾任江蘇丹陽知縣，因政績加同知銜，不久發生著名的“丹陽教案”。
《天津條約》簽訂後，大量西方傳教士擁入中國，依恃本國勢力，欺壓中國百姓。
光緒十七年，丹陽百姓忍無可忍之下，圍攻焚毀了當地教堂。
查文清受命捕拿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衆以向外國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燒教堂的人民，便預先通知那兩人逃走，而回報上司，則說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擁而上，焚毀教堂，并無為首之人。
随之辭官，而為朝廷定為“革職”處分。
辭官還鄉後，親手編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甯查氏詩鈔》，書未成而去世。
金庸說祖父對他影響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負中國人，二是要多讀書。
後來金庸始終懷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動機是遊曆世界，觀光各國，但于報國建功的事業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之意，這不能不說與祖父的教導有密切關系。
金庸父親查樞卿是有名鄉紳，心地純厚，對人客氣而随意，在金庸當時看來，“他似乎覺得交朋友比業務成功更重要”。
查樞卿受過西洋教育，對金庸相當寵愛，也很注重對他的教育。
金庸曾在《聖誕節雜感》裡提到這樣一件轶事： “在中學讀書時，爸爸曾在聖誕節給了我一本迪更斯的《聖誕述異》。
這是本極平常的小書，任何西書店都能買到，但一直到現在，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總得翻來讀幾段。
” 《聖誕述異》，亦譯為《聖誕頌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說。
這部小說寫的是一位冷漠無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聖誕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個聖誕精靈帶他遊曆，看到别人的溫暖相愛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獨，而終于幡然悔悟，成為一個有愛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充滿了狄更斯式的溫情和愛，而對金庸的影響也相當大。
他說：“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這是一個偉大溫暖的心靈所寫的一本偉大的書。
” 心懷溫情，寬厚待人，這樣的思想，此後影響到金庸的一生。
在他年少的時候，他對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與友愛之心。
他從他們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許多人的命運和悲劇。
他家有一位老長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時負責接送他上學。
後來金庸聽他說了他的故事。
他年輕時被财主少爺陷害入獄，未婚妻被奪去作了繼室，他出獄後複仇刺傷那财主少爺，複又入獄，受害幾死而幸為任丹陽知縣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辭官之後，便帶他回了海甯。
這一段悲劇便是金庸小說《連城訣》的原型。
在他所寫的武俠小說中，始終貫徹着這樣對弱者的同情。
後來金庸說，他認為的善良，主要還是兩個字“俠氣”，也就是揚善抑惡，為弱者打抱不平，這成為金庸的“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歲時她便早早去世。
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對母親的回憶與深情，仍時不時地在文字中流露。
在《書劍恩仇錄》中，寫到陳家洛“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
這樣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門世代書香，自然藏書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親、大哥都是大學畢業生，新書也不少。
金庸從小與書為伍，一生好讀不倦，古書、新書之外，他自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的是鄒韬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遊記及其所主編的《生活周報》。
據金庸回憶，他讀武俠的啟蒙，乃是八九歲時偶然讀到的舊派武俠小說家顧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俠》。
這部書寫方玉琴為父報仇，并與同門師兄嶽劍秋相偕鋤奸的故事。
顧名道原為言情小說家，因此《荒江女俠》既寫“俠”客鋤奸，又寫男女劍俠之間的“情”，為言情武俠小說開山之作。
這樣曲折的劇情描寫，豐富的情感張力，對童年金庸産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而伸張正義、維護弱小，正貼合了他從小以來的夢想。
此後，金庸到處搜尋古今中外的武俠作品，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戰爆發，金庸平靜的少年生活就此結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學輾轉遷徙。
歲月動蕩，求學不可謂不艱苦，然而金庸憑借天賦與努力，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是出色，寫得一手好文章。
從小學到中學，他每年成績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級時，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是金庸與另外兩位同學，根據自身報考初中的經驗，“隻是搜集了當時許多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于翻查的方式來編輯”，來教升初中的學生怎樣考試答題獲得高分。
這大概是這一類型的書在中國的首例，因此大受歡迎，十分暢銷，金庸與那兩位同學，也獲利匪淺，其時，他年僅十五歲。
從這一件事中，已能發現他日後在辦《明報》過程中，賴以大顯身手的過人才華和敏銳的市場感受力。
而武俠小說的成功，也不能說不與這“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有密切的關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聯合高中讀書。
當時學校有一個任學生自由編寫的壁報，金庸因在壁報上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以亂噴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鏡蛇形象諷刺嚴厲苛刻的訓導主任沈乃昌，遭學校開除，被迫轉學。
日後看去，這可說是金庸少年時一次挑戰師長、反抗壓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贊譽為打抱不平、反抗強權的“俠客”行徑。
而這種“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學中暢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後來獨立辦報事業，也堪稱一個獲得成功的關鍵。
但在當時卻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個大挫折。
金庸回憶說：“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
”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生死系于一線的大難”。
幸而有原校長張印通先生，雖然由于訓導主任是國民黨員，權力淩駕于校長之上，未能為金庸請得較輕處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幫他轉學。
在張校長與舊同學好友餘兆文的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
金庸對張校長這段恩情始終難忘，數十年後猶對人提起；1994年張校長的紀念銅像在當地揭幕，金庸親自為之書寫碑額。
中學畢業後，金庸沒有忘記他童年的夢想，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希望将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這是國民黨培養幹部之地，而外交系出來的學生也多被派為外交官，本可實現金庸的理想。
經曆高中一場風波，金庸鋒芒有所收斂，打算一心向學，盡力做到少聞政治多讀書，第一年便獲得全校第一的優異成績。
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樁麻煩。
當時校内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對此縱容包庇，不加理會。
一日，金庸看到這些學生特務又在校園中毆打其他同學，終于忍無可忍，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并進而對校方也加以指責，“态度極其惡劣”。
與壁報事件不同，這次金庸或許已從“隻是少年時代的一股沖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變為有意識地反抗。
不過結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學，金庸在政治學校的學習生涯，就此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金庸以本名寫了一篇名為《白象之戀》的小說，以新文學的形式寫泰國華僑的生活，獲得重慶市政府征文比賽的二等獎，這或許是查良镛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作品。
又一次行俠受挫之後，金庸隻好借表兄，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蔣複聰的關系，到中央圖書館謀得一份閑職。
圖書館工作薪水不高，卻擁有大量的安靜和閑暇時間，金庸因禍得福，在此盡情飽覽古今中外名著，而對于那些具有緊張曲折的劇情，精彩的打鬥場面和生動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義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大仲馬的《俠隐記》、《基度山恩仇記》等，他更是情有獨鐘。
後來他說，“我年輕時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浒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
”他将同情之心給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關注的目光，卻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業、行俠仗義的英雄們身上。
抗戰勝利後，金庸随家人一同返鄉。
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歸童年平靜安适的生活，而是開始人生中的冒險與開拓。
于是不久之後，他便到了杭州，到《東南日報》找到一份擔任外勤記者的工作，金庸數十年報人生涯，從此開始。
他接下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對新聞報業有着濃厚興趣”。
但是，金庸并不以在這個小城市的一名新聞記者為滿足，而更希望去上海發展。
依然懷抱外交官之夢，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辭職前往上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但是，政局混亂，無論是學法或從政，希望都變得非常渺茫，學校許多學生，未曾修滿便不得不提前畢業，金庸也不得不為未來另做打算。
此時，正好出現了一個機會。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報》在全國範圍内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而應聘者多至三千人，競争率至于1000∶1。
經過筆試和面試，金庸最終脫穎而出。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複刊，金庸被派往香港。
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開始了金庸“身無半文走香江”的傳奇後來的許多傳記，都把這件事當作金庸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從此，金庸紮根在香港的土地上，開始他身為報業巨子和通俗武俠小說家的傳奇生涯——當時局勢動蕩，這兩支筆隻有在香港這一片相對平靜獨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顯身手。
不過他被派往香港，這件事相當偶然：據說當時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隻是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
聯想到大陸此後數十年間風雲變幻，連金庸自己也不免感歎，當年若他留在上海，命運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滿了這樣的轉變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終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種閑适态度，回想議論過往的種種機緣，而當時的困窘尴尬，數十年後看來，也成為平添趣味的逸事。
據說當時他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後，才發現自己竟然身無一文，頓時失色。
幸而鄰座是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态，問起緣故，借了他十塊港币，才使金庸渡過難關。
四十五年後功成回望，當年困窘已不複存，而代之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的志得意滿之心。
然而當時，香港尚非後來光彩閃耀的“東方明珠”，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與上海相比甚至給金庸“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
他也隻把香港當作自己人生的一個小小中轉站，尚無在此長期紮根，開基立業的目标。
對于涉足政界，成為能夠周遊天下，舌戰列國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強烈的向往。
當時他在《大公報》做的是電訊翻譯和編輯國際新聞版的工作，業餘翻譯他所深深崇拜的湯因比博士的著作《曆史研究》。
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識地運用自己所學過的外交學知識與法律知識，在報紙上撰寫社評，分析論證時局時事。
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餘人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國共産黨政府的領導，而國共雙方即就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産的歸屬問題發生争執。
而金庸根據他的國際法知識，寫了一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産權》的長文，闡明這些資産應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這篇長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論文被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而為著名國際法學家梅汝璈先生讀到并相當賞識。
他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并親自參與判處戰犯東條英機的死刑，因此在國際上聲望頗高，因此，雖然他是國民黨員，新中國成立後盛情邀請他為外交部顧問。
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發電報邀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