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 孔慶東 陳 珺 呂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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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命，在這個節骨眼上，金庸竟此擱筆，留下無限空間任讀者想象——一時間整個香港都在議論：“胡斐那一刀，究竟砍還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對此的說法是：“寫到最後，胡斐的矛盾，就變成了我的矛盾，同時苗人鳳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這兩人如何了斷恩怨情仇，連我也決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無法知道……”
對于之前之後寫過無數的痛苦矛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說法多少是個托辭。
假如他想要給胡苗一人一個了斷，無論是悲是喜，都應當會是一個讀者能夠接受的結局。
但是他卻選擇這樣一種寫法，似乎要告訴讀者，人生中總有無數次可能面臨兩難而又不得不抉擇的困境，這個時刻，能做選擇權的隻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臨的問題，更是“我”與“他人”的孰輕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
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鳳的命運留給了讀者，也就給了讀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餘地。
這個時刻，大家或許還都沒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為新武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誕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傳》。
“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 正當讀者們還在為《雪山飛狐》的魅力傾倒之時，金庸在他的“三闆斧”之後，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傳》。
這部書以南宋抗金、蒙古興起的曆史為背景，描繪了一個氣勢恢弘的江湖世界，“曆史”與“傳奇”完美結合，擁有最生動精彩的一對主角——郭靖與黃蓉，他們的個性的差異與互補始終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話題；擁有最豐富鮮明的江湖人物群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為武林高手代名詞和之後武俠小說競相效仿的對象，甚至被加以再創造，發展出他們各自的曆史和恩怨；甚至連曆史上的真實人物鐵木真等，也栩栩如生。
金庸後來寫的許多作品，技巧有過于它，但是，在“創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傳》應當是奠基者。
這部百萬餘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偉氣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俠小說都黯然失色。
金庸的武俠大宗師地位，也就此奠定。
全城轟動，倪匡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曼谷的中文報紙為了搶先轉載，甚至用地下電台來拍發香港當天的登載内容，這可謂是小說史上的奇聞。
著名學者夏濟安先生，也非常愛看武俠小說，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出世之前，已認為武俠小說許多人愛看，卻沒有人好好寫過，是一門大有發展前途的文學形式。
他說，将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動筆寫武俠小說。
後來在台灣讀到《射雕英雄傳》，他就寫信給朋友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隻好到扶桑國去了。
”借用《虬髯客傳》中虬髯客見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稱為武俠小說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評價和肯定。
時年為1958年，金庸三十四歲。
此時，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已經擁有了不可動搖的成就，但是作為報人事業，才剛剛開始。
那就是金庸一生傳奇的另一半：創辦《明報》。
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盡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響，并不十分得志。
當時“長城”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拍電影注重思想教育，對于一向注重率性獨立的金庸來說，在這樣的壓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縛重重，創作意圖得不到發揮。
據金庸後來接受采訪時回憶：“後來，我所編寫的劇本好幾個不獲通過，興趣自然大減，到了1959年，對電影制作的方針越趨嚴格，有時整年間也拍不到一兩部戲。
” 當時金庸依靠寫作武俠小說和翻譯等收入，已經有相當積蓄，不願再受固定機構限制，開始籌劃自立門戶。
權衡之下，“幹電影時工作未見順利，自己又沒有能力搞電影公司，相反地，辦小型的報紙，需款不多，但給我發揮的機會較大，故轉而辦報”。
機緣巧合，此時他在異鄉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學，當時從事印刷業務的沈寶新。
談論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夥人，從此開始他們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
後來金庸回憶：“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
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
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
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
前年我因心髒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
”人生之可貴者，莫過于得良師益友，金庸與沈寶新這樣根深蒂固的友誼，令他們赢得了他們的事業，也成為金庸傳奇生涯的一段佳話。
在經過充分策劃與準備之後，1959年5月20日，《明報》注冊後在香港正式創刊，刊名請到當時香港著名書法家王植波題寫，沿用至今。
注冊資金十萬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寶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隻是打算辦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俠小說為主的小說周刊，但在沈寶新建議下，改周刊為日報，而《明報》作為報紙的定位，也走嚴肅社評政評和輕松通俗文學兼容并包的中間路線。
而在辦報的宗旨上，金庸則明确貫徹了他長期的獨立知識分子理想。
後來他說：“《明報》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别親近共産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确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在《明報》當日的發刊詞裡，金庸即表明這張報紙要維護“公平與善良”的立場，而半個月後，他在為《明報》撰寫的第一篇社評裡，又這樣說：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
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
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
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我們辦這張報紙的目的，是要為上述這些目标盡一點微薄的力量。
如果我們報道戰争與混亂，報道兇殺與自殺，我們是很感遺憾的，如果我們報道和平與安定，報道喜慶與繁榮，我們是十分高興的。
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那就是我們的立場。
” 《明報》誕生了，然而創業起步，困難重重，剛起步時，編輯部不過四人而已。
沈寶新管經理發行業務，金庸負責主筆和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還有一位詩人何達，做不滿一個月後便自行離去。
而報紙也不過是一張四開大的四版小報，第一版主要為時事新聞，第二版娛樂消息，第三版小說連載，第四版社會新聞。
起初，《明報》的銷量并不如人意，當時不少人都認為，這份報紙維持不了多久。
在創業最艱難的時候，隻剩下金庸和沈寶新二人苦苦支撐，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
其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報館忙到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隻能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
此船有個規矩，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
而當時為了省下包船費，金庸夫婦甯願捱着冬夜寒風等人，其慘淡可想而知。
而在這種情況下，創業初期，金庸的武俠小說，便成為《明報》維持生存的基本支柱。
從創刊第一日起，他就在報紙上連載他的新作《神雕俠侶》。
這個時候，金庸也開始寫作社評，創刊初是兩三日一篇，到當年年底達到幾乎每天一篇。
隻是他這時的社評，篇幅既短，觀點也未尖銳，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還沒有後來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的魅力和影響。
最初幾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買馬，聘得幾位出色人才。
其中有雷炜坡，當時在《晶報》當記者，被金庸拉來做采訪主任，他以柳鳴莺為筆名寫的“伶星專欄”，專寫明星的愛情生活等花邊新聞，很受歡迎。
另外《明報》早期的“招牌菜”還有簡而清以簡老八筆名寫的馬經，汪昆以“識途老狗”為筆名寫的澳門狗經。
不過在初期，金庸的武俠寫作，仍是報紙的主要支柱：後來倪匡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 《神雕俠侶》是承接《射雕英雄傳》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上一部的設定；不過《射雕英雄傳》的主角郭靖、黃蓉在這本書裡已經年屆中年退居二線，書中主要寫的是前書中人物楊康之子楊過的成長，和他與小龍女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題是“情”，強調個人的情愛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較之以前加大了許多。
這部書以失戀之李莫愁、武三通開始，引出層層人物，而到楊過、小龍女二人。
楊過是其父母愛情悲劇的産物，而小龍女之師祖林朝英與王重陽，亦終生因愛情而痛苦。
到了楊過、小龍女，由于師徒相戀，不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後方成眷屬。
這個主題是《射雕》的主題的反寫；強調的是一種個人的、自我的欲望，楊過最後放棄了“大俠”的功業而和愛人隐居，是遵從了小龍女的個性和願望，比起《射雕》所堅持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神雕》更突出一種屬于女性和弱者的聲音。
與此同時，《飛狐外傳》也在《明報》的附屬刊物《武俠與曆史》上連載。
這份雜志上兼顧武俠小說和曆史小說，也連載過很多不錯的作品，除金庸的《飛狐外傳》外，還有他的中篇《鴛鴦刀》、古龍的中期轉型代表作《絕代雙驕》等。
由于種種原因，它後來停刊了，頗為可惜。
同時寫作兩本武俠小說，是金庸最艱難的時期。
這兩本小說都與金庸早期作品有關，《神雕俠侶》是“後續”，而《飛狐外傳》則是“補完”。
在《飛狐外傳》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飛狐》的情節，将在那本小說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補充得更豐滿而完整，如果說郭靖是金庸筆下的“為國為民”的“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則是金庸“鋤強扶弱”的理想的化身。
他可以為素不相識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為所愛之人的求懇所動。
《神雕俠侶》告捷後，金庸開始寫他的另一部小說《倚天屠龍記》。
《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小說按時間先後而下，有内容的延續性，因此後來被合稱為“射雕三部曲”。
前一部書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後代在後一部書出現，而推動後一部書中主人公命運的發展，使金庸的武俠世界變得更完整而豐富。
《倚天屠龍記》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對于“正邪”的融合與思考。
武俠世界中從來正邪不兩立，邪不壓正是武俠的根本原則。
然而，金庸試圖從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實的層面上，來考察“正邪”的觀念和現實的矛盾，人性中善與惡的矛盾。
這種正邪的辯難在他從前的作品中已經出現過，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黃藥師等。
但是，這些人都隻是“個體”，把它放到群體和社會的範圍來考察，探讨正邪與人性的關系和轉化，則是至《倚天》始大成。
當時這樣的小說，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殺人無數的金毛獅王竟與正派主角張無忌感情深厚，張無忌又當上了被認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與敵國的郡主趙敏發生戀愛，而正派的滅絕師太剛愎好殺，周芷若暗藏心機……金庸後來解釋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确是我對人生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
……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将人生簡單化了。
” 這種“正邪轉化”的觀念造成金庸筆下人物形象的豐富與複雜性，而在他寫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參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楊逍、趙敏這樣的形象，遠比正派的張翠山、張無忌父子令人喜愛而印象深刻。
也許，這類在性格上不失真誠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約束，有任性放縱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實恰恰是武俠小說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他們身上，既體現了武俠小說放縱性情，超凡脫俗的魅力，又體現了武俠小說對抗法治，濫殺無制的危險。
這種“危險的放縱”是武俠帶給我們的一個夢，也是武俠最常遇到的一個質疑；到底武俠能夠将這個夢發揮到什麼地步，又需要什麼底線為限制，事實上，也是武俠小說至今仍然面臨着的問題。
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趙敏和周芷若，金庸以為，都是心機太深而不讨人喜歡的。
不過，這部作品中描寫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卻是男子之間的情義。
張三豐的武當派成為金庸筆下最富有溫情和人性的門派，也為武俠小說世界裡所少見。
而後來金庸修訂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太過膚淺；經曆了更多年的風風雨雨後，他感傷地道：“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我還不明白。
” 從《神雕》到《倚天》，說這幾部武俠小說為《明報》打穩了基礎，應不為過。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卻是依靠它的社評——之後，《明報》成為華文報紙中的著名大報，金庸和他的社評起着決定性的關鍵影響。
1962年，正是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當時中國民衆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生存困難，在饑餓的逼迫下，大批大陸人，特别是廣東一帶，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
當時香港居民已經有三百多萬，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帶來的壓力，為了緩和越發緊張的港内經濟矛盾，香港當局用強硬手段将大陸移民押運回深圳，但是仍然無法阻攔移民持續大批湧入。
這便是香港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報》保持着平靜和觀望的态度。
對于與政治關系密切的問題，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
随後，事情越來越大，《明報》也開始以比較客觀和淡漠的态度來做少量一般報道。
但是，随着事态的發展，采寫新聞的記者們深入底層看到移民的悲慘生活時，都異常激動，要求對移民給予更強烈的關注和幫助；金庸在深思熟慮後，做出了真實報道這樁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為移民提供幫助的決定。
《明報》在這場移民潮中，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資，對移民給予了大量同情與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報》則站在港府一邊，金庸認為，對于整個香港的實際利益來說，大批移民的湧入，無疑是一場災難，假如不予解決，便會給港民帶來極大災禍，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評大陸政府對移民潮的縱容。
這便與《大公報》的左派立場産生了分歧，《大公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批評金庸與《明報》。
由于這場争論關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自移民潮和筆戰《大公報》之後，發行量從一萬幾千份上升到四萬份，報紙也由小報規模擴展為兩大張。
《明報》事業穩定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事業也随之并進。
1963年，他在《明報》上連載《天龍八部》，這是他結構最龐大，人物關系最多樣而複雜的一部小說，非具有強大操控力不能為。
《天龍八部》連載期間，金庸受邀赴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主辦的會議，并預備順便在歐洲做一次長途旅行，而此時《天龍八部》尚在連載中，不可能長期停載，在這種情況下，金庸決定找人代筆，這個人便是著名武俠、推理、科幻小說家倪匡。
倪匡對金庸推崇備至，曾經說過“沒有人可以代寫金庸小說”。
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當時在場的還有著名作家董千裡先生。
金庸當時說得很技巧：“倪匡，請你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可以去自由發展。
” 倪匡自己說他當時的想法：“這等于是說：千萬不可損及原著，你自管去寫你自己的好了！換了别人，或許會生氣。
但我不會，高興還來不及！若是連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間有好幾百萬光年距離這點都不明白，那是白癡了，幸好還算聰明，所以一點不生氣，連連點頭答應。
”而金庸又說：“老董的文字，較洗練，簡潔而有力，文字的組織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後，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後再見報！”而倪匡的想法是：“這等于說：倪匡你的文字不好，雖然任由發展，還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監督，以防萬一出毛病。
換了别人，又可能會生氣，但我不會。
因為金庸所說是實，董千裡先生文字之簡煉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幫助，對我今後小說創作的文字運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進，所以欣然答應。
” 于是“代寫”之事，終于敲定，倪匡雖得了這個“自由發揮”權，但是自言寫得也是戰戰兢兢，等金庸歐遊歸來，大概寫有六萬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響原著進展的範圍内，後來修改
假如他想要給胡苗一人一個了斷，無論是悲是喜，都應當會是一個讀者能夠接受的結局。
但是他卻選擇這樣一種寫法，似乎要告訴讀者，人生中總有無數次可能面臨兩難而又不得不抉擇的困境，這個時刻，能做選擇權的隻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臨的問題，更是“我”與“他人”的孰輕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
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鳳的命運留給了讀者，也就給了讀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餘地。
這個時刻，大家或許還都沒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為新武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誕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傳》。
“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 正當讀者們還在為《雪山飛狐》的魅力傾倒之時，金庸在他的“三闆斧”之後，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傳》。
這部書以南宋抗金、蒙古興起的曆史為背景，描繪了一個氣勢恢弘的江湖世界，“曆史”與“傳奇”完美結合，擁有最生動精彩的一對主角——郭靖與黃蓉，他們的個性的差異與互補始終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話題；擁有最豐富鮮明的江湖人物群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為武林高手代名詞和之後武俠小說競相效仿的對象，甚至被加以再創造，發展出他們各自的曆史和恩怨；甚至連曆史上的真實人物鐵木真等，也栩栩如生。
金庸後來寫的許多作品，技巧有過于它，但是，在“創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傳》應當是奠基者。
這部百萬餘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偉氣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俠小說都黯然失色。
金庸的武俠大宗師地位，也就此奠定。
全城轟動，倪匡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曼谷的中文報紙為了搶先轉載，甚至用地下電台來拍發香港當天的登載内容，這可謂是小說史上的奇聞。
著名學者夏濟安先生，也非常愛看武俠小說，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出世之前，已認為武俠小說許多人愛看，卻沒有人好好寫過，是一門大有發展前途的文學形式。
他說，将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動筆寫武俠小說。
後來在台灣讀到《射雕英雄傳》，他就寫信給朋友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隻好到扶桑國去了。
”借用《虬髯客傳》中虬髯客見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稱為武俠小說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評價和肯定。
時年為1958年，金庸三十四歲。
此時，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已經擁有了不可動搖的成就，但是作為報人事業，才剛剛開始。
那就是金庸一生傳奇的另一半：創辦《明報》。
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盡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響，并不十分得志。
當時“長城”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拍電影注重思想教育，對于一向注重率性獨立的金庸來說，在這樣的壓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縛重重，創作意圖得不到發揮。
據金庸後來接受采訪時回憶：“後來，我所編寫的劇本好幾個不獲通過，興趣自然大減，到了1959年，對電影制作的方針越趨嚴格，有時整年間也拍不到一兩部戲。
” 當時金庸依靠寫作武俠小說和翻譯等收入，已經有相當積蓄，不願再受固定機構限制，開始籌劃自立門戶。
權衡之下，“幹電影時工作未見順利，自己又沒有能力搞電影公司，相反地，辦小型的報紙，需款不多，但給我發揮的機會較大，故轉而辦報”。
機緣巧合，此時他在異鄉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學，當時從事印刷業務的沈寶新。
談論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夥人，從此開始他們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
後來金庸回憶：“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
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
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
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
前年我因心髒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
”人生之可貴者，莫過于得良師益友，金庸與沈寶新這樣根深蒂固的友誼，令他們赢得了他們的事業，也成為金庸傳奇生涯的一段佳話。
在經過充分策劃與準備之後，1959年5月20日，《明報》注冊後在香港正式創刊，刊名請到當時香港著名書法家王植波題寫，沿用至今。
注冊資金十萬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寶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隻是打算辦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俠小說為主的小說周刊，但在沈寶新建議下，改周刊為日報，而《明報》作為報紙的定位，也走嚴肅社評政評和輕松通俗文學兼容并包的中間路線。
而在辦報的宗旨上，金庸則明确貫徹了他長期的獨立知識分子理想。
後來他說：“《明報》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别親近共産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确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在《明報》當日的發刊詞裡，金庸即表明這張報紙要維護“公平與善良”的立場，而半個月後，他在為《明報》撰寫的第一篇社評裡，又這樣說：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
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
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
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我們辦這張報紙的目的，是要為上述這些目标盡一點微薄的力量。
如果我們報道戰争與混亂，報道兇殺與自殺，我們是很感遺憾的，如果我們報道和平與安定，報道喜慶與繁榮，我們是十分高興的。
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那就是我們的立場。
” 《明報》誕生了，然而創業起步，困難重重，剛起步時，編輯部不過四人而已。
沈寶新管經理發行業務，金庸負責主筆和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還有一位詩人何達，做不滿一個月後便自行離去。
而報紙也不過是一張四開大的四版小報，第一版主要為時事新聞，第二版娛樂消息，第三版小說連載，第四版社會新聞。
起初，《明報》的銷量并不如人意，當時不少人都認為，這份報紙維持不了多久。
在創業最艱難的時候，隻剩下金庸和沈寶新二人苦苦支撐，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
其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報館忙到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隻能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
此船有個規矩，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
而當時為了省下包船費，金庸夫婦甯願捱着冬夜寒風等人，其慘淡可想而知。
而在這種情況下，創業初期，金庸的武俠小說，便成為《明報》維持生存的基本支柱。
從創刊第一日起，他就在報紙上連載他的新作《神雕俠侶》。
這個時候，金庸也開始寫作社評，創刊初是兩三日一篇，到當年年底達到幾乎每天一篇。
隻是他這時的社評，篇幅既短，觀點也未尖銳，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還沒有後來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的魅力和影響。
最初幾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買馬，聘得幾位出色人才。
其中有雷炜坡，當時在《晶報》當記者，被金庸拉來做采訪主任，他以柳鳴莺為筆名寫的“伶星專欄”，專寫明星的愛情生活等花邊新聞，很受歡迎。
另外《明報》早期的“招牌菜”還有簡而清以簡老八筆名寫的馬經，汪昆以“識途老狗”為筆名寫的澳門狗經。
不過在初期，金庸的武俠寫作，仍是報紙的主要支柱：後來倪匡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 《神雕俠侶》是承接《射雕英雄傳》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上一部的設定；不過《射雕英雄傳》的主角郭靖、黃蓉在這本書裡已經年屆中年退居二線，書中主要寫的是前書中人物楊康之子楊過的成長，和他與小龍女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題是“情”，強調個人的情愛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較之以前加大了許多。
這部書以失戀之李莫愁、武三通開始，引出層層人物，而到楊過、小龍女二人。
楊過是其父母愛情悲劇的産物，而小龍女之師祖林朝英與王重陽，亦終生因愛情而痛苦。
到了楊過、小龍女，由于師徒相戀，不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後方成眷屬。
這個主題是《射雕》的主題的反寫；強調的是一種個人的、自我的欲望，楊過最後放棄了“大俠”的功業而和愛人隐居，是遵從了小龍女的個性和願望，比起《射雕》所堅持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神雕》更突出一種屬于女性和弱者的聲音。
與此同時，《飛狐外傳》也在《明報》的附屬刊物《武俠與曆史》上連載。
這份雜志上兼顧武俠小說和曆史小說，也連載過很多不錯的作品，除金庸的《飛狐外傳》外，還有他的中篇《鴛鴦刀》、古龍的中期轉型代表作《絕代雙驕》等。
由于種種原因，它後來停刊了，頗為可惜。
同時寫作兩本武俠小說，是金庸最艱難的時期。
這兩本小說都與金庸早期作品有關，《神雕俠侶》是“後續”，而《飛狐外傳》則是“補完”。
在《飛狐外傳》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飛狐》的情節，将在那本小說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補充得更豐滿而完整，如果說郭靖是金庸筆下的“為國為民”的“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則是金庸“鋤強扶弱”的理想的化身。
他可以為素不相識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為所愛之人的求懇所動。
《神雕俠侶》告捷後，金庸開始寫他的另一部小說《倚天屠龍記》。
《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小說按時間先後而下，有内容的延續性，因此後來被合稱為“射雕三部曲”。
前一部書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後代在後一部書出現，而推動後一部書中主人公命運的發展，使金庸的武俠世界變得更完整而豐富。
《倚天屠龍記》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對于“正邪”的融合與思考。
武俠世界中從來正邪不兩立，邪不壓正是武俠的根本原則。
然而，金庸試圖從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實的層面上，來考察“正邪”的觀念和現實的矛盾，人性中善與惡的矛盾。
這種正邪的辯難在他從前的作品中已經出現過，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黃藥師等。
但是，這些人都隻是“個體”，把它放到群體和社會的範圍來考察，探讨正邪與人性的關系和轉化，則是至《倚天》始大成。
當時這樣的小說，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殺人無數的金毛獅王竟與正派主角張無忌感情深厚，張無忌又當上了被認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與敵國的郡主趙敏發生戀愛，而正派的滅絕師太剛愎好殺，周芷若暗藏心機……金庸後來解釋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确是我對人生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
……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将人生簡單化了。
” 這種“正邪轉化”的觀念造成金庸筆下人物形象的豐富與複雜性，而在他寫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參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楊逍、趙敏這樣的形象，遠比正派的張翠山、張無忌父子令人喜愛而印象深刻。
也許，這類在性格上不失真誠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約束，有任性放縱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實恰恰是武俠小說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他們身上，既體現了武俠小說放縱性情，超凡脫俗的魅力，又體現了武俠小說對抗法治，濫殺無制的危險。
這種“危險的放縱”是武俠帶給我們的一個夢，也是武俠最常遇到的一個質疑；到底武俠能夠将這個夢發揮到什麼地步，又需要什麼底線為限制，事實上，也是武俠小說至今仍然面臨着的問題。
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趙敏和周芷若，金庸以為，都是心機太深而不讨人喜歡的。
不過，這部作品中描寫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卻是男子之間的情義。
張三豐的武當派成為金庸筆下最富有溫情和人性的門派，也為武俠小說世界裡所少見。
而後來金庸修訂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太過膚淺；經曆了更多年的風風雨雨後，他感傷地道：“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我還不明白。
” 從《神雕》到《倚天》，說這幾部武俠小說為《明報》打穩了基礎，應不為過。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卻是依靠它的社評——之後，《明報》成為華文報紙中的著名大報，金庸和他的社評起着決定性的關鍵影響。
1962年，正是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當時中國民衆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生存困難，在饑餓的逼迫下，大批大陸人，特别是廣東一帶，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
當時香港居民已經有三百多萬，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帶來的壓力，為了緩和越發緊張的港内經濟矛盾，香港當局用強硬手段将大陸移民押運回深圳，但是仍然無法阻攔移民持續大批湧入。
這便是香港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報》保持着平靜和觀望的态度。
對于與政治關系密切的問題，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
随後，事情越來越大，《明報》也開始以比較客觀和淡漠的态度來做少量一般報道。
但是，随着事态的發展，采寫新聞的記者們深入底層看到移民的悲慘生活時，都異常激動，要求對移民給予更強烈的關注和幫助；金庸在深思熟慮後，做出了真實報道這樁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為移民提供幫助的決定。
《明報》在這場移民潮中，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資，對移民給予了大量同情與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報》則站在港府一邊，金庸認為，對于整個香港的實際利益來說，大批移民的湧入，無疑是一場災難，假如不予解決，便會給港民帶來極大災禍，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評大陸政府對移民潮的縱容。
這便與《大公報》的左派立場産生了分歧，《大公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批評金庸與《明報》。
由于這場争論關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自移民潮和筆戰《大公報》之後，發行量從一萬幾千份上升到四萬份，報紙也由小報規模擴展為兩大張。
《明報》事業穩定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事業也随之并進。
1963年，他在《明報》上連載《天龍八部》，這是他結構最龐大，人物關系最多樣而複雜的一部小說，非具有強大操控力不能為。
《天龍八部》連載期間，金庸受邀赴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主辦的會議，并預備順便在歐洲做一次長途旅行，而此時《天龍八部》尚在連載中，不可能長期停載，在這種情況下，金庸決定找人代筆，這個人便是著名武俠、推理、科幻小說家倪匡。
倪匡對金庸推崇備至，曾經說過“沒有人可以代寫金庸小說”。
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當時在場的還有著名作家董千裡先生。
金庸當時說得很技巧：“倪匡，請你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可以去自由發展。
” 倪匡自己說他當時的想法：“這等于是說：千萬不可損及原著，你自管去寫你自己的好了！換了别人，或許會生氣。
但我不會，高興還來不及！若是連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間有好幾百萬光年距離這點都不明白，那是白癡了，幸好還算聰明，所以一點不生氣，連連點頭答應。
”而金庸又說：“老董的文字，較洗練，簡潔而有力，文字的組織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後，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後再見報！”而倪匡的想法是：“這等于說：倪匡你的文字不好，雖然任由發展，還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監督，以防萬一出毛病。
換了别人，又可能會生氣，但我不會。
因為金庸所說是實，董千裡先生文字之簡煉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幫助，對我今後小說創作的文字運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進，所以欣然答應。
” 于是“代寫”之事，終于敲定，倪匡雖得了這個“自由發揮”權，但是自言寫得也是戰戰兢兢，等金庸歐遊歸來，大概寫有六萬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響原著進展的範圍内，後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