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 孔慶東 陳 珺 呂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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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到北京來協助他工作。
金庸接到邀請，正中下懷，于是興沖沖地隻身北上，赴京求職。
而當時中國外交部的負責人喬冠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社長時，與《大公報》交往頗深，也相當欣賞金庸的才幹。
金庸見過梅汝璈後，便去找喬冠華。
喬冠華自然表示歡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國民黨的政治學校接受過教育，恐怕很難被紅色政權接受。
而惟一的希望是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受訓，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圍機構人民外交協會工作，等适當的時候争取入黨，再被決定能否轉入外交部工作。
這對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頓時滿腔熱情化為烏有。
他後來回憶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
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産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
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做出貢獻……” 金庸此後一生，始終追求的思想獨立、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傾向于獨往獨來，我行我素，随意不羁。
因此他後來也認為，未能走上從政之路，此後多年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說家”，更加适合他的個性發展和真正追求。
後來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我對于嚴守紀律感到痛苦。
即使作為報人，仍以多受拘束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這一生恐怕是不會感到幸福快樂的。
年輕時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動機是周遊列國，現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絲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
現在獨立的從事文藝合作，作學術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揮。
隻憑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 然而當時金庸并未想到這一點，隻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歸，而在這次失敗的北上求職的過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
關于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隻知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與金庸相識，後來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處關系逐漸惡化，而這次失敗的北上，正做了他們分手的催化劑。
不久後，家鄉傳來他父親的死訊，對金庸又是一個沉重而悲痛的打擊，直到大半年後他心境才漸漸平複。
1952年，或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金庸轉到了剛創辦不久的《新晚報》編副刊。
《新晚報》隸屬《大公報》，但是性質有所不同。
在這個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為了提高報紙的受歡迎度，開始撰寫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影評專欄。
金庸對于影藝本是門外漢，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閱讀了大量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于在相當短的時期内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
雖然當時他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甚至已經超過了普通的電影和戲劇工作者。
這段經曆給金庸一個很大的收獲，便是他學會了“即學即用”，并以此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
他說：“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
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内行’。
” 這段期間内，金庸不但經常以“姚馥蘭”和“林歡”的筆名發表影評，并且也自己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如《絕代佳人》、《蘭花花》等。
《絕代佳人》由長城電影公司拍成電影，1957年還獲得了中國文化部頒發的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榮譽獎。
不但電影，這段生涯中金庸對各種藝術形式都産生了濃厚興趣，甚至學過芭蕾舞，并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
當時羅孚是《新晚報》的負責人，後來在他回憶中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時間去學過芭蕾，在一次報館的演出中，他還穿上工人服，獨跳芭蕾舞，盡管在藝術上那是不合格的，卻是使人能夠留下印象的。
” 《新晚報》輕松愉快的風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當的舒展。
在這裡，他遇到了兩個重要朋友：一個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另一個，便是與他志趣相投，才華并稱，日後也成“一代大俠”的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小金庸一歲。
他畢業于嶺南大學經濟系，當時也是《新晚報》副刊編輯。
他與金庸都愛好下棋，閑來無事常擺局對弈，并同在《新晚報》上撰寫棋話，皆十分精彩。
對弈之外，兩人更有一個共同愛好，便是武俠小說。
書生論武，分外興緻勃勃，如《蜀山劍俠傳》、《十二金錢镖》等舊武俠作品，兩人一旦談起，都是興緻勃勃，口若懸河。
此時，金庸或許還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項重要事業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俠出世，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談俠論劍，雖然興緻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創作的經曆，卻尚無操筆親自上陣之心：新派武俠小說的“藥方”已齊，但“藥引”未備。
到1953年，終于“引子”到來，當年香港兩位拳師的一場比武，成了新派武俠出世的導火線。
這兩位拳師，一個是太極派的吳公儀，另一個是白鶴派陳克夫。
武無第二，兩位拳師既要分出高下，便選了擺擂比武方式。
然而因為當時香港禁止打擂比武這類事，而澳門不禁，擂台便設在了澳門新花園。
名拳師比武的消息傳出，立刻引起了好熱鬧喜獵奇的香港人的注意，報紙傳媒更是以此為新聞熱點大肆宣揚。
《新晚報》自然不甘落後，立刻為此出了一個“号外”，結果是“瞬間賣空”。
盡管比武當場，并無報界事先渲染的緊張刺激，數分鐘便分出勝負，但市民對于比武打擂，争鬥勝負的愛好，卻引發了《新晚報》主編羅孚的靈機一動——在報紙上開始武俠小說連載。
深知平素手下這群幹将對于武俠的愛好，羅孚決定就地取材，令他們變“說”為“寫”，必受讀者歡迎。
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詣頗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應從。
比武第二日，《新晚報》便刊出即将連載武俠小說的預告，讀者自然大感興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負厚望，僅僅醞釀一日，《龍虎鬥京華》便開始見報并一路連載下去。
日後看來，這部小說身上，仍然不脫許多舊武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镖》”（葉洪生語），但是，對于當時讀者來說，卻令他們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
小說中曲折的情節，生動的打鬥，激烈而又悲傷的感情，引起了他們強烈的興趣，報紙銷量大幅上翻。
《龍虎鬥京華》這一炮打響，頓時在香港報界掀起武俠熱潮，梁羽生聲名日隆，各大報紛紛前來約稿，分身乏術，于是，羅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為《新晚報》新寫武俠小說連載。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舉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後。
但他之前從未寫過武俠，一時不免棘手，苦思之下，決定從自己最熟悉的家鄉着手，選擇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謎。
海甯陳氏，也是當地望族，清朝雍乾時期，尤得榮寵。
于是，海甯流傳有這樣的傳說，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甯陳閣老之子，出生之時，被雍正的皇後用自己的女兒換進宮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漢人皇帝”。
這樣的民間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這其中的滿漢血統的矛盾，權位與人倫的掙紮，卻是金庸深感興趣的話題。
在故事中引入曆史上的真實人物，給曆史上的真實人物披上傳奇的外衣，虛實轉換之間，既令讀者心理上感到親切可信，又令讀者随作者想象馳騁翺翔，金庸熟讀《三國》，自然知道這種虛實之間的妙趣。
然而作為一部武俠小說，筆下虛構的人物，其發揮餘地自然比曆史實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達作者的獨創性。
于是，金庸便虛構了他的第一個主人公——書生俠客陳家洛。
在陳家洛身上，仍與“曆史”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是江南陳家的兒子，他是乾隆的親兄弟，他是反清複明組織的首領——這樣互相矛盾的“複雜身份”帶來了他的“複雜性格”，陳家洛在金庸小說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愛，但是性格的豐富性上，卻毫不遜色。
于是，故事圍繞着陳家洛領導的反清複明組織“紅花會”與乾隆皇帝間的矛盾沖突展開，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了，而“金庸”這個筆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說在前參照，《書劍恩仇錄》已經基本擺脫了舊派武俠的路子，雖然仍然沿用舊體詩詞回目，但是遣詞造句，已經開始走西方小說和新文學的路子。
而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一部小說起，金庸的武俠中“俠情”結合的特征非常鮮明，在他的作品中，情愛給人留下的印象極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俠中，雖然并不具備很高的地位，卻是花費大量筆墨描繪的對象。
後來盡管有人批評金庸對于女性的描寫過于淺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認，金庸筆下的女性角色，可稱得上各式各樣，豐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書劍》中，陳家洛與兩位少女的愛情悲劇，更是作品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
這兩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異非常典型：才幹出衆、個性鮮明的霍青桐，和美麗絕倫、天真純潔的香香公主喀絲麗。
在這部小說中，金庸通過陳家洛在兩位少女中的抉擇，寫出了他個人性格悲劇；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筆下最受喜愛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雖被譏為“花瓶”、“木頭”，但是，對她的“美”的描寫，也令人難忘——這樣完美無瑕，純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開金庸小說中的女性“美”之先聲。
《書劍恩仇錄》1955年開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連載，剛剛開始連載的時候，并未特别受人關注。
這也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個特征：開局往往平平，之後大幅鋪叙，漸入佳境，讀者如入寶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興緻既起，長盛不衰。
一個多月後，《新晚報》洛陽紙貴，婦孺皆聞。
在《書劍恩仇錄》的讀者中，既有高級知識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總角小童。
在南洋一帶，《書劍恩仇錄》甚至被用作說書和廣播的題材。
金梁并稱，一時瑜亮。
這一年，金庸三十一歲。
《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從1955年一直延續到1956年，在這期間，金庸又被調回《大公報》編報紙副刊。
《書劍恩仇錄》走紅之後，武俠小說家“金庸”名聲鵲起，多家報社都向他約稿，1956年，金庸開始為《商報》撰寫他的第二部長篇武俠小說《碧血劍》。
武俠小說的誕生，與商業完全聯系在一起，有許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節走某些套路，迎合讀者的口味需要，以及報紙連載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
但是金庸此後，對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創新，實屬難能可貴。
雖然《書劍恩仇錄》一舉走紅，他卻不願因循老路，而一直試圖探索出新的寫作手法和表現手段。
不斷創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後能獲得如許大的成功，與他這樣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關系。
在《碧血劍》中，金庸運用了倒叙、插叙等諸多手段，塑造了兩個“不出場主角”。
雖然貫穿全書的人物是袁承志、溫青青這對情侶，但是，如他所說，“《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
一個青史名将，一個虛構奇人，是他這部書中着力表現的人物。
《書劍》走的是野史傳奇的路子，《碧血劍》中，金庸卻開始試圖在“正史”與“武俠”的結合上做一個突破。
寫袁崇煥，完全是用正史的筆法，将他當作一個曆史人物來定；而寫金蛇郎君，則完全是一個武俠奇人，身負絕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與仇人之女發展出一段凄美的戀情，這則完全是武俠傳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從結果來看，無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煥來得成功。
金庸在曆史創作方面未能如願，深有憾焉，1975年修訂《碧血劍》時，猶補寫《袁崇煥評傳》附在小說之後。
史傳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說，但是《碧血劍》卻展示了金庸真正把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說故事之中，在虛構人物的一人一身之愛憎之後，隐藏着一時一代之興亡。
從《碧血劍》開始，才真正體現金庸引曆史入武俠的大手筆與大氣魄。
修改之後，曆史感尤為厚重。
當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俠小說家百劍堂主，既都寫武俠小說，又是同事，平時來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俠小說界有“文壇三劍客”之稱。
《大公報》一位編輯便出了一個主意，開辟一個專欄《三劍樓随筆》，請他們合寫一些散文随筆性質的文字在報上發表，輪流刊載。
于是《三劍樓随筆》于1956年10月開始，在《大公報》副刊上刊載，每日一篇。
關于這個專欄的性質與定位，金庸曾在他為這個專欄寫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與小說》中做了這樣的闡述： “你或許是我寫的《書劍恩仇錄》或《碧血劍》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了正在皇後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
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
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态心理。
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系，作為一個随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松可喜。
” 如他所言，金庸在這個專欄裡信筆揮毫，無拘無束，看似東拉西扯，其中卻蘊涵着他對人生對世事的觀察與思考。
在輕松潇灑的文字背後，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華。
《三劍樓随筆》刊載三個多月後即停止，後來另有結集出版。
後來梁金二人繼續創作武俠小說，各開宗派，而百劍堂主則轉行寫政論，三人分道揚镳。
但他們聯手創作這樁往事，不但留下了許多質量相當高的随筆，也在文壇上留下了一樁佳話。
這個時候，随着中國國内“反右”運動的開展，《大公報》身為左派報紙，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思想控制也越來越嚴格。
對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為苦”，始終重視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壓力漸漸使他難以忍受。
這個時候，他依靠寫武俠小說和影評散文等的稿費，經濟條件已經相當優越，在報紙内部的工作成績也獲得肯定，但是他始終感到與這樣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
于是，他選擇了辭職之路。
由于之前有劇本創作和撰寫影評的經驗，他便進入長城電影制片公司擔任編輯。
這是1957年。
這段時間内他仍沿用“林歡”的筆名，創作了《三戀》、《不要離開我》、《有女懷春》、《小鴿子姑娘》、《午夜琴聲》等劇本。
另外，他與程步高聯手執導了由陳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懷春》，和胡小峰合導了由夏夢、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搶親》，都相當賣座。
而金庸傳說中一段相當浪漫的情史，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據金庸當年在電影公司的同事回憶，他曾愛上一位美麗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則說法不一。
傳說，這位美麗的女明星，便是當年“長城”的一号當家花旦夏夢。
而後來金庸創辦《明報》後，為夏夢所寫的報道和評論，似乎有意無意地印證了這一點。
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認為，在金庸之後的小說中的美麗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天龍八部》裡的王語嫣，《神雕俠侶》裡的小龍女身上，都可看到夏夢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無可确證的事，但是在這些美麗的女性身上，卻的确反映了金庸對于理想女性的傾慕，假若他果真有過全心傾慕的女子，将對于所愛的理想投射于筆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特别是黃蓉，容貌出衆，聰穎靈動，具有豐富的性格魅力，被譽為金庸筆下衆美之首，或許，也得益于這段朦朦胧胧，不為人知的感情。
雖然以電影編劇為職業，但在這段時間内，金庸的創作重心仍在武俠小說上。
一方面，這種創作給他帶來相當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試鋒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覺到了創作的愉悅和興奮，因此，《碧血劍》剛剛完稿，他又立刻為《新晚報》開始寫另一部武俠小說《雪山飛狐》。
不停地在創作實踐中尋找創新突破，是金庸作為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地方，也是他成為一代武俠宗師的重要原因。
這一次，他把在《碧血劍》中通過人物語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發揮到極至，并借鑒了《天方夜譚》中的一個故事由許多人說出的方法，與芥川龍之介小說《密林中》和黑澤明據之改編的電影《羅生門》的表現手法有同工之妙，整個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補全，而每個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觀原因而對故事作有不同的闡述，産生相互矛盾悖離之處。
這樣，一方面把故事講得撲朔迷離、曲折搖曳，一方面每個講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與故事中人的關系、感情，也在講述過程中栩栩而現。
這部作品表現風格深受西方文學和電影的影響，可說是金庸小說中結構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個被人傳誦多年的“開放性”結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誤會，不得不與父親好友、愛人之父苗人鳳決戰，最後一刀，砍則殺死對方，不砍則自己
金庸接到邀請，正中下懷，于是興沖沖地隻身北上，赴京求職。
而當時中國外交部的負責人喬冠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社長時，與《大公報》交往頗深，也相當欣賞金庸的才幹。
金庸見過梅汝璈後，便去找喬冠華。
喬冠華自然表示歡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國民黨的政治學校接受過教育，恐怕很難被紅色政權接受。
而惟一的希望是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受訓，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圍機構人民外交協會工作，等适當的時候争取入黨，再被決定能否轉入外交部工作。
這對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頓時滿腔熱情化為烏有。
他後來回憶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
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産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
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做出貢獻……” 金庸此後一生，始終追求的思想獨立、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傾向于獨往獨來，我行我素，随意不羁。
因此他後來也認為，未能走上從政之路，此後多年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說家”，更加适合他的個性發展和真正追求。
後來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我對于嚴守紀律感到痛苦。
即使作為報人，仍以多受拘束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這一生恐怕是不會感到幸福快樂的。
年輕時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動機是周遊列國，現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絲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
現在獨立的從事文藝合作，作學術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揮。
隻憑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 然而當時金庸并未想到這一點，隻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歸，而在這次失敗的北上求職的過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
關于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隻知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與金庸相識，後來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處關系逐漸惡化，而這次失敗的北上，正做了他們分手的催化劑。
不久後，家鄉傳來他父親的死訊，對金庸又是一個沉重而悲痛的打擊，直到大半年後他心境才漸漸平複。
1952年，或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金庸轉到了剛創辦不久的《新晚報》編副刊。
《新晚報》隸屬《大公報》，但是性質有所不同。
在這個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為了提高報紙的受歡迎度，開始撰寫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影評專欄。
金庸對于影藝本是門外漢，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閱讀了大量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于在相當短的時期内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
雖然當時他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甚至已經超過了普通的電影和戲劇工作者。
這段經曆給金庸一個很大的收獲，便是他學會了“即學即用”，并以此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
他說：“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
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内行’。
” 這段期間内，金庸不但經常以“姚馥蘭”和“林歡”的筆名發表影評，并且也自己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如《絕代佳人》、《蘭花花》等。
《絕代佳人》由長城電影公司拍成電影，1957年還獲得了中國文化部頒發的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榮譽獎。
不但電影，這段生涯中金庸對各種藝術形式都産生了濃厚興趣，甚至學過芭蕾舞，并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
當時羅孚是《新晚報》的負責人，後來在他回憶中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時間去學過芭蕾，在一次報館的演出中，他還穿上工人服，獨跳芭蕾舞，盡管在藝術上那是不合格的，卻是使人能夠留下印象的。
” 《新晚報》輕松愉快的風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當的舒展。
在這裡，他遇到了兩個重要朋友：一個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另一個，便是與他志趣相投，才華并稱，日後也成“一代大俠”的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小金庸一歲。
他畢業于嶺南大學經濟系，當時也是《新晚報》副刊編輯。
他與金庸都愛好下棋，閑來無事常擺局對弈，并同在《新晚報》上撰寫棋話，皆十分精彩。
對弈之外，兩人更有一個共同愛好，便是武俠小說。
書生論武，分外興緻勃勃，如《蜀山劍俠傳》、《十二金錢镖》等舊武俠作品，兩人一旦談起，都是興緻勃勃，口若懸河。
此時，金庸或許還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項重要事業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俠出世，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談俠論劍，雖然興緻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創作的經曆，卻尚無操筆親自上陣之心：新派武俠小說的“藥方”已齊，但“藥引”未備。
到1953年，終于“引子”到來，當年香港兩位拳師的一場比武，成了新派武俠出世的導火線。
這兩位拳師，一個是太極派的吳公儀，另一個是白鶴派陳克夫。
武無第二，兩位拳師既要分出高下，便選了擺擂比武方式。
然而因為當時香港禁止打擂比武這類事，而澳門不禁，擂台便設在了澳門新花園。
名拳師比武的消息傳出，立刻引起了好熱鬧喜獵奇的香港人的注意，報紙傳媒更是以此為新聞熱點大肆宣揚。
《新晚報》自然不甘落後，立刻為此出了一個“号外”，結果是“瞬間賣空”。
盡管比武當場，并無報界事先渲染的緊張刺激，數分鐘便分出勝負，但市民對于比武打擂，争鬥勝負的愛好，卻引發了《新晚報》主編羅孚的靈機一動——在報紙上開始武俠小說連載。
深知平素手下這群幹将對于武俠的愛好，羅孚決定就地取材，令他們變“說”為“寫”，必受讀者歡迎。
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詣頗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應從。
比武第二日，《新晚報》便刊出即将連載武俠小說的預告，讀者自然大感興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負厚望，僅僅醞釀一日，《龍虎鬥京華》便開始見報并一路連載下去。
日後看來，這部小說身上，仍然不脫許多舊武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镖》”（葉洪生語），但是，對于當時讀者來說，卻令他們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
小說中曲折的情節，生動的打鬥，激烈而又悲傷的感情，引起了他們強烈的興趣，報紙銷量大幅上翻。
《龍虎鬥京華》這一炮打響，頓時在香港報界掀起武俠熱潮，梁羽生聲名日隆，各大報紛紛前來約稿，分身乏術，于是，羅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為《新晚報》新寫武俠小說連載。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舉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後。
但他之前從未寫過武俠，一時不免棘手，苦思之下，決定從自己最熟悉的家鄉着手，選擇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謎。
海甯陳氏，也是當地望族，清朝雍乾時期，尤得榮寵。
于是，海甯流傳有這樣的傳說，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甯陳閣老之子，出生之時，被雍正的皇後用自己的女兒換進宮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漢人皇帝”。
這樣的民間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這其中的滿漢血統的矛盾，權位與人倫的掙紮，卻是金庸深感興趣的話題。
在故事中引入曆史上的真實人物，給曆史上的真實人物披上傳奇的外衣，虛實轉換之間，既令讀者心理上感到親切可信，又令讀者随作者想象馳騁翺翔，金庸熟讀《三國》，自然知道這種虛實之間的妙趣。
然而作為一部武俠小說，筆下虛構的人物，其發揮餘地自然比曆史實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達作者的獨創性。
于是，金庸便虛構了他的第一個主人公——書生俠客陳家洛。
在陳家洛身上，仍與“曆史”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是江南陳家的兒子，他是乾隆的親兄弟，他是反清複明組織的首領——這樣互相矛盾的“複雜身份”帶來了他的“複雜性格”，陳家洛在金庸小說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愛，但是性格的豐富性上，卻毫不遜色。
于是，故事圍繞着陳家洛領導的反清複明組織“紅花會”與乾隆皇帝間的矛盾沖突展開，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了，而“金庸”這個筆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說在前參照，《書劍恩仇錄》已經基本擺脫了舊派武俠的路子，雖然仍然沿用舊體詩詞回目，但是遣詞造句，已經開始走西方小說和新文學的路子。
而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一部小說起，金庸的武俠中“俠情”結合的特征非常鮮明，在他的作品中，情愛給人留下的印象極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俠中，雖然并不具備很高的地位，卻是花費大量筆墨描繪的對象。
後來盡管有人批評金庸對于女性的描寫過于淺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認，金庸筆下的女性角色，可稱得上各式各樣，豐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書劍》中，陳家洛與兩位少女的愛情悲劇，更是作品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
這兩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異非常典型：才幹出衆、個性鮮明的霍青桐，和美麗絕倫、天真純潔的香香公主喀絲麗。
在這部小說中，金庸通過陳家洛在兩位少女中的抉擇，寫出了他個人性格悲劇；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筆下最受喜愛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雖被譏為“花瓶”、“木頭”，但是，對她的“美”的描寫，也令人難忘——這樣完美無瑕，純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開金庸小說中的女性“美”之先聲。
《書劍恩仇錄》1955年開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連載，剛剛開始連載的時候，并未特别受人關注。
這也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個特征：開局往往平平，之後大幅鋪叙，漸入佳境，讀者如入寶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興緻既起，長盛不衰。
一個多月後，《新晚報》洛陽紙貴，婦孺皆聞。
在《書劍恩仇錄》的讀者中，既有高級知識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總角小童。
在南洋一帶，《書劍恩仇錄》甚至被用作說書和廣播的題材。
金梁并稱，一時瑜亮。
這一年，金庸三十一歲。
《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從1955年一直延續到1956年，在這期間，金庸又被調回《大公報》編報紙副刊。
《書劍恩仇錄》走紅之後，武俠小說家“金庸”名聲鵲起，多家報社都向他約稿，1956年，金庸開始為《商報》撰寫他的第二部長篇武俠小說《碧血劍》。
武俠小說的誕生，與商業完全聯系在一起，有許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節走某些套路，迎合讀者的口味需要，以及報紙連載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
但是金庸此後，對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創新，實屬難能可貴。
雖然《書劍恩仇錄》一舉走紅，他卻不願因循老路，而一直試圖探索出新的寫作手法和表現手段。
不斷創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後能獲得如許大的成功，與他這樣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關系。
在《碧血劍》中，金庸運用了倒叙、插叙等諸多手段，塑造了兩個“不出場主角”。
雖然貫穿全書的人物是袁承志、溫青青這對情侶，但是，如他所說，“《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
一個青史名将，一個虛構奇人，是他這部書中着力表現的人物。
《書劍》走的是野史傳奇的路子，《碧血劍》中，金庸卻開始試圖在“正史”與“武俠”的結合上做一個突破。
寫袁崇煥，完全是用正史的筆法，将他當作一個曆史人物來定；而寫金蛇郎君，則完全是一個武俠奇人，身負絕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與仇人之女發展出一段凄美的戀情，這則完全是武俠傳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從結果來看，無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煥來得成功。
金庸在曆史創作方面未能如願，深有憾焉，1975年修訂《碧血劍》時，猶補寫《袁崇煥評傳》附在小說之後。
史傳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說，但是《碧血劍》卻展示了金庸真正把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說故事之中，在虛構人物的一人一身之愛憎之後，隐藏着一時一代之興亡。
從《碧血劍》開始，才真正體現金庸引曆史入武俠的大手筆與大氣魄。
修改之後，曆史感尤為厚重。
當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俠小說家百劍堂主，既都寫武俠小說，又是同事，平時來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俠小說界有“文壇三劍客”之稱。
《大公報》一位編輯便出了一個主意，開辟一個專欄《三劍樓随筆》，請他們合寫一些散文随筆性質的文字在報上發表，輪流刊載。
于是《三劍樓随筆》于1956年10月開始，在《大公報》副刊上刊載，每日一篇。
關于這個專欄的性質與定位，金庸曾在他為這個專欄寫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與小說》中做了這樣的闡述： “你或許是我寫的《書劍恩仇錄》或《碧血劍》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了正在皇後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
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
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态心理。
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系，作為一個随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松可喜。
” 如他所言，金庸在這個專欄裡信筆揮毫，無拘無束，看似東拉西扯，其中卻蘊涵着他對人生對世事的觀察與思考。
在輕松潇灑的文字背後，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華。
《三劍樓随筆》刊載三個多月後即停止，後來另有結集出版。
後來梁金二人繼續創作武俠小說，各開宗派，而百劍堂主則轉行寫政論，三人分道揚镳。
但他們聯手創作這樁往事，不但留下了許多質量相當高的随筆，也在文壇上留下了一樁佳話。
這個時候，随着中國國内“反右”運動的開展，《大公報》身為左派報紙，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思想控制也越來越嚴格。
對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為苦”，始終重視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壓力漸漸使他難以忍受。
這個時候，他依靠寫武俠小說和影評散文等的稿費，經濟條件已經相當優越，在報紙内部的工作成績也獲得肯定，但是他始終感到與這樣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
于是，他選擇了辭職之路。
由于之前有劇本創作和撰寫影評的經驗，他便進入長城電影制片公司擔任編輯。
這是1957年。
這段時間内他仍沿用“林歡”的筆名，創作了《三戀》、《不要離開我》、《有女懷春》、《小鴿子姑娘》、《午夜琴聲》等劇本。
另外，他與程步高聯手執導了由陳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懷春》，和胡小峰合導了由夏夢、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搶親》，都相當賣座。
而金庸傳說中一段相當浪漫的情史，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據金庸當年在電影公司的同事回憶，他曾愛上一位美麗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則說法不一。
傳說，這位美麗的女明星，便是當年“長城”的一号當家花旦夏夢。
而後來金庸創辦《明報》後，為夏夢所寫的報道和評論，似乎有意無意地印證了這一點。
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認為，在金庸之後的小說中的美麗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天龍八部》裡的王語嫣，《神雕俠侶》裡的小龍女身上，都可看到夏夢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無可确證的事，但是在這些美麗的女性身上，卻的确反映了金庸對于理想女性的傾慕，假若他果真有過全心傾慕的女子，将對于所愛的理想投射于筆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特别是黃蓉，容貌出衆，聰穎靈動，具有豐富的性格魅力，被譽為金庸筆下衆美之首，或許，也得益于這段朦朦胧胧，不為人知的感情。
雖然以電影編劇為職業，但在這段時間内，金庸的創作重心仍在武俠小說上。
一方面，這種創作給他帶來相當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試鋒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覺到了創作的愉悅和興奮，因此，《碧血劍》剛剛完稿，他又立刻為《新晚報》開始寫另一部武俠小說《雪山飛狐》。
不停地在創作實踐中尋找創新突破，是金庸作為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地方，也是他成為一代武俠宗師的重要原因。
這一次，他把在《碧血劍》中通過人物語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發揮到極至，并借鑒了《天方夜譚》中的一個故事由許多人說出的方法，與芥川龍之介小說《密林中》和黑澤明據之改編的電影《羅生門》的表現手法有同工之妙，整個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補全，而每個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觀原因而對故事作有不同的闡述，産生相互矛盾悖離之處。
這樣，一方面把故事講得撲朔迷離、曲折搖曳，一方面每個講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與故事中人的關系、感情，也在講述過程中栩栩而現。
這部作品表現風格深受西方文學和電影的影響，可說是金庸小說中結構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個被人傳誦多年的“開放性”結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誤會，不得不與父親好友、愛人之父苗人鳳決戰，最後一刀，砍則殺死對方，不砍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