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小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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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迪和戒鑒，其功過，得失，利病，成敗要能顯幽燭隐，敢于表彰評議，都是作史的職責。
因此，有識的同時必然要伴随着有德。
這是很難的。
我們自古以來最重良史，董狐史遷，名垂萬古，為人民敬重懷念，豈是偶然之故。
治文學史，視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異，但我想，其為難治，無乎不同，或且過之，也未可知。
紅學内容異常繁富，所涉關系極其複雜，必須先把它們基本弄清，然後才談得上分析評論，總結概括。
一般說，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紅學史實在涉及活着的人，更為困難。
這個工作，無怪乎曆來無人起步。
如今進廉同志獨步為紅學史奠基創業，實不愧為仁人志士。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節、個别見解，但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何況他有很多精辟的識見，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詩，“幸而言中”，好象預知我有幸要為第一部紅學史寫序似的。
“神州自昔多材彥，總為春風展卷開。
”材彥自多，第一部出來的紅學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來----給它們以啟發，給它們提供線索，開辟道路，灌輸營養。
這同樣是它的功勞，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勞。
将近六十年前，魯迅先生為重印《中國小說史略》而說過幾句話： ……此種要略，早成陳言，唯緣别無新書，遂使尚有讀者，……大器晚成，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于來哲也。
試看這是怎樣的一種崇高的精神啊！魯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國人作的第一部中國小說史，迄今已閱比半個世紀還多的歲月，仍然是實際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國小說史（因為後來者大抵隻在先生的藝林伐山的偉大基礎上向前微步挪動，縱有小小生發、擴展，亦難言任何重大前進和突破），自己卻抱着那般胸襟器度，豈不令我們後生愧汗？事業從來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歡迎同志們競賽，争新鬥豔，各顯其能，此方能成其為大，這就要向魯迅先生學習，他著成了一部中國小說史，不是為了個人的眼前的什麼，是為了促進來哲的傑構。
有了先生那種心胸，就不會因為自己一點成就沾沾自喜。
曆史上也有過總是以為“天下之美盡在于己”的，也有過口裡雖不明說而實抱着禁脔不許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須多論。
進廉同志雖然作出這個成績，卻不自滿假，稿已數易，還在請教通人、不斷改進中，這正是他虛懷若谷的一種證明。
當然，作史畢竟與一般治學又有異同，一般治學可以隻談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議；作史則必然要有斷制，有褒貶，自己看清了看準了的，就要進行評論，這又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
這完全是科學的事，而不是個人愛惡的事。
這和謙虛的治學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同樣願意看到進廉同志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現。
我為第一部紅學史表示深衷祝賀。
己未寒夜呵凍草訖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
因此，有識的同時必然要伴随着有德。
這是很難的。
我們自古以來最重良史，董狐史遷，名垂萬古，為人民敬重懷念，豈是偶然之故。
治文學史，視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異，但我想，其為難治，無乎不同，或且過之，也未可知。
紅學内容異常繁富，所涉關系極其複雜，必須先把它們基本弄清，然後才談得上分析評論，總結概括。
一般說，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紅學史實在涉及活着的人，更為困難。
這個工作，無怪乎曆來無人起步。
如今進廉同志獨步為紅學史奠基創業，實不愧為仁人志士。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節、個别見解，但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何況他有很多精辟的識見，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詩，“幸而言中”，好象預知我有幸要為第一部紅學史寫序似的。
“神州自昔多材彥，總為春風展卷開。
”材彥自多，第一部出來的紅學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來----給它們以啟發，給它們提供線索，開辟道路，灌輸營養。
這同樣是它的功勞，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勞。
将近六十年前，魯迅先生為重印《中國小說史略》而說過幾句話： ……此種要略，早成陳言，唯緣别無新書，遂使尚有讀者，……大器晚成，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于來哲也。
試看這是怎樣的一種崇高的精神啊！魯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國人作的第一部中國小說史，迄今已閱比半個世紀還多的歲月，仍然是實際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國小說史（因為後來者大抵隻在先生的藝林伐山的偉大基礎上向前微步挪動，縱有小小生發、擴展，亦難言任何重大前進和突破），自己卻抱着那般胸襟器度，豈不令我們後生愧汗？事業從來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歡迎同志們競賽，争新鬥豔，各顯其能，此方能成其為大，這就要向魯迅先生學習，他著成了一部中國小說史，不是為了個人的眼前的什麼，是為了促進來哲的傑構。
有了先生那種心胸，就不會因為自己一點成就沾沾自喜。
曆史上也有過總是以為“天下之美盡在于己”的，也有過口裡雖不明說而實抱着禁脔不許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須多論。
進廉同志雖然作出這個成績，卻不自滿假，稿已數易，還在請教通人、不斷改進中，這正是他虛懷若谷的一種證明。
當然，作史畢竟與一般治學又有異同，一般治學可以隻談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議；作史則必然要有斷制，有褒貶，自己看清了看準了的，就要進行評論，這又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
這完全是科學的事，而不是個人愛惡的事。
這和謙虛的治學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同樣願意看到進廉同志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現。
我為第一部紅學史表示深衷祝賀。
己未寒夜呵凍草訖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