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芹集》序 黃 裳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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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夢想不到的。
汝昌也一直堅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證》之後又寫出了不少專著與散篇論文。
多少年來我一直以一個普通讀者、“檻外人”的身份偶爾注意着他的工作。
現在他的一本新的論文集将編成問世，來信希望我寫幾句話在前面，這是推辭不掉的。
可是又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隻能簡單地說幾句空話。
當然，在說着空話的時候，也不免要帶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來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說明了有些設想已經堅持了那麼久還沒有改變的事實麼？如果有誰指出這就是“僵化”，那也沒有什麼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經提出過的，《紅樓夢》研究應有内外學之分。
看來這好象是一句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緻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曆史學的角度着眼。
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
照我的看法，這兩支研究大軍是應該齊頭并進的。
而前者的工作應以後者的成果為基礎。
倒不是說，要等徹底弄清了康乾之際政治、社會經濟的情況之後再來進行《紅樓夢》的藝術探索，這是不切實際的可笑的想法。
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實，後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獲。
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過去的研究經驗充分證明了。
想根除一切空論，舍此并無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許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詩，如《東京夢華錄》、《夢溪筆談》、《辍耕錄》，是都應該進行全面的整理、箋注、研究的。
這工作作得好，我們就往往有了一部具體的斷代的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譜會箋》，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不也使我們對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點依稀的輪廓了麼？而在這一意義上，恐怕沒有另一部書能比得上《紅樓夢》，那簡直是無比的明清之際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極豐富的社會史。
值得寫出百來篇重要論文，在這基礎上從而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社會風俗史來。
文學評論如能建築在這樣的基石上，可以斷言開出來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紅樓夢新證》所表現的這一特色，汝昌曾經堅持了幾十年，我覺得應該更自覺地堅持下去。
這中間可能出現過偏離，出現過枝節性的迷惑，但隻要大的趨向不錯就用不着逡巡。
傳記要圍繞着傳主來寫，人們是不會有異議的。
《紅樓夢》研究圍繞着曹雪芹來做，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人們說“紅學”已經變成了“曹學”，這批評是尖銳的，但也隻有在研究已經對著作與作者本身毫無意義時才是如此。
人們也曾對“曹雪芹卒年”這樣的讨論表示不耐。
其實對這麼一位偉大的作者連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麼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時代，家族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又怎能具體分析作品産生等種種微妙因素呢？ 繁瑣也是一種相對的觀念。
在某些人從某一角度看來是“繁瑣”的，換一副眼光，采取更廣闊的視界，結論恐怕就兩樣。
不能要求廣大讀者都具有如此深廣的興趣，但在文學批評家，是應該知道這界限的。
細瑣、隐曲的研究傾向是确實存在的。
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較為高遠的眼光，又沒有向廣闊的曆史“荒原”進軍的勇氣，因而隻能陷于枝節的探索、追尋，浸漸形成一種泛濫無歸的狀态。
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這一曆史階段而論，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原”。
遺存下來的實物、文獻資料，雖然曆經劫火，還
汝昌也一直堅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證》之後又寫出了不少專著與散篇論文。
多少年來我一直以一個普通讀者、“檻外人”的身份偶爾注意着他的工作。
現在他的一本新的論文集将編成問世，來信希望我寫幾句話在前面，這是推辭不掉的。
可是又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隻能簡單地說幾句空話。
當然，在說着空話的時候，也不免要帶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來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說明了有些設想已經堅持了那麼久還沒有改變的事實麼？如果有誰指出這就是“僵化”，那也沒有什麼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經提出過的，《紅樓夢》研究應有内外學之分。
看來這好象是一句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緻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曆史學的角度着眼。
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
照我的看法，這兩支研究大軍是應該齊頭并進的。
而前者的工作應以後者的成果為基礎。
倒不是說，要等徹底弄清了康乾之際政治、社會經濟的情況之後再來進行《紅樓夢》的藝術探索，這是不切實際的可笑的想法。
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實，後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獲。
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過去的研究經驗充分證明了。
想根除一切空論，舍此并無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許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詩，如《東京夢華錄》、《夢溪筆談》、《辍耕錄》，是都應該進行全面的整理、箋注、研究的。
這工作作得好，我們就往往有了一部具體的斷代的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譜會箋》，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不也使我們對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點依稀的輪廓了麼？而在這一意義上，恐怕沒有另一部書能比得上《紅樓夢》，那簡直是無比的明清之際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極豐富的社會史。
值得寫出百來篇重要論文，在這基礎上從而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社會風俗史來。
文學評論如能建築在這樣的基石上，可以斷言開出來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紅樓夢新證》所表現的這一特色，汝昌曾經堅持了幾十年，我覺得應該更自覺地堅持下去。
這中間可能出現過偏離，出現過枝節性的迷惑，但隻要大的趨向不錯就用不着逡巡。
傳記要圍繞着傳主來寫，人們是不會有異議的。
《紅樓夢》研究圍繞着曹雪芹來做，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人們說“紅學”已經變成了“曹學”，這批評是尖銳的，但也隻有在研究已經對著作與作者本身毫無意義時才是如此。
人們也曾對“曹雪芹卒年”這樣的讨論表示不耐。
其實對這麼一位偉大的作者連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麼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時代，家族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又怎能具體分析作品産生等種種微妙因素呢？ 繁瑣也是一種相對的觀念。
在某些人從某一角度看來是“繁瑣”的，換一副眼光，采取更廣闊的視界，結論恐怕就兩樣。
不能要求廣大讀者都具有如此深廣的興趣，但在文學批評家，是應該知道這界限的。
細瑣、隐曲的研究傾向是确實存在的。
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較為高遠的眼光，又沒有向廣闊的曆史“荒原”進軍的勇氣，因而隻能陷于枝節的探索、追尋，浸漸形成一種泛濫無歸的狀态。
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這一曆史階段而論，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原”。
遺存下來的實物、文獻資料，雖然曆經劫火，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