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藝術 藝術的紅學

關燈
嚴格說來,“紅學”這門學問,是有其特殊定義和界限的,并非是一講《紅樓夢》就是紅學;用“一般小說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而不是紅學。

    紅學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說學,它卻補充和豐富一般小說學。

    一般小說學也不能(一不應該,二不可能)代替紅學。

    我自己一向如此理解,所以應該歸入一般小說學的文藝論析,無待特作介紹,隻有對《紅樓夢》的藝術的特殊點,它的與衆不同之處,加以揭示和讨究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紅學藝術論。

    比方說,乾隆年間最早的“評紅家”高鹗,他隻說“是書詞意新雅”,這種泛詞還不能成為真正的“紅學”見解。

    隻有同時的戚蓼生,大書特書地為讀者指出:“……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牍: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

    嘻,異矣!”隻有當他給我們抉示出這一與衆不同之點、這一罕有絕世之奇的,才真是紅學的藝術論——或者藝術的紅學見解。

    如果不主張拿乾隆時人作例而說明鄙意,那我就直白地說是:隻有深通紅學的藝術家來談《紅樓夢》的藝術,才不使我感到這是拿一般化的眼光去看待《紅樓夢》。

    我這樣說,不必誤會,就認定我不懂得“《紅樓夢》畢竟是小說”這個大道理了;其實我是說,紅學藝術論而一點也不知道這部小說的特點、特性、特色,把它講得和任何一部别的小說的藝術一樣,毫無發現發明,那就令我非常之失望并且“感慨系之”了,因為事實上頗有一些講說《紅樓夢》的藝術的論文,其實質隻是說了“形象鮮明,性格突出,語言生動,結構謹嚴”——我管這叫做“十六字真言”,它可以用來“評論”任何一部夠得上小說的作品。

     在我上述的這個基本認識的标準下對去年的紅學藝術論作一番“巡禮”,我不能不首先列舉王朝聞同志的《論鳳姐》。

    我舉它,并非因為它的作者有名氣,也不是看到它的本頭厚,足有五十來萬字。

    當然,作者的名字我會注意到的;但在“名下有虛士”的曆史情況下,我并不總是崇拜名氣;但讀《論風姐》,确實感到了他是“名下無虛士”的一位老藝術家。

    他以如此的篇幅來專談《紅樓夢》(實在還是隻集中談了一個人物),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論鳳姐》全書,“結構謹嚴”。

    它共分四十章,而每章分為七節,一絲不亂。

    作者自謙,說這是一部讀書筆記的整理稿,這話我倒是也信也不信的。

    說信,是指這部書的體裁。

    說不信,是說王朝聞同志讀書劄記不可能如此整齊奇巧。

    這種安排(再加上他的大小标題一律采用《紅樓夢》中的一句話)本身便是藝術家别具匠心的表現。

     四十章、章七節,二百八十則劄記,所記何事?是拿鳳姐作示例,剖析曹雪芹寫人物的藝術。

    曹雪芹的藝術,論起來方面很多,但畢竟他寫人物的手筆最高明,而人物中确實以寫鳳姐寫得最全面、最系統、最完整、最精彩——也最活。

    取這個例子來論述紅樓藝術,可說“探骊得珠”。

     王朝聞同志怎麼寫這部筆記?有何特色?我以為,第一他頗通唯物論辯證法,所以他懂得世界萬物現象的複雜性,從不把本來是複雜的看得簡單,因而把事情弄得除了一個“簡單化”之外再也沒了别的。

    第二他懂得藝術這個東西除了要講共性,最是要講個性,即特殊性,沒有了後者,就根本不再是藝術——也就再不見了《紅樓夢》。

    第三他能精深,又能淺易,他最厭惡裝腔作态,矯揉扭捏的“藝術”,所以他自己的“筆記”雖然随處都有名言至理、精言要義,卻無“學者氣”和賣弄腔,當然更不擺登台“訓衆”的派頭。

    我以為,必須是這樣子的,庶幾可以談藝術乎。

    由于我所見到的不都是這樣,因而覺得他這部《論鳳姐》格外可貴。

     大藝術家和能談藝術的大家,必須是一位真正的通人(而不是擺出架子而并不真通的那種,這是不時可以遇到的假通家)。

    他在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和素養,而且了解這多方面之間的關系。

    他細心敏感,淵覽精思,高瞻遠矚,而又平等待人,謙虛克己。

    一句話,絕對不同于某些狂妄人,因為他論藝術是為了大家休戚相關的一件大事,而不是為了表現自己。

    王朝聞同志的精通古今中外的藝術對象和理論,并不使我驚奇,使我最驚奇的是我一讀其書,發現他對紅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