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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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龍般的專列悶罐車載着武器和土兵，晝夜兼程。
在九連坐的兩節悶罐子裡，有我這拿到調令沒敢退卻的指導員。
不用梁三喜直着罵，我當然也曉得，軍人效命沙場，當應義無反顧。
倘若我在這種時候離開這支部隊，那将是對軍人稱号的最大玷污！衆口啐我是“逃兵”算是遣詞準确，破口罵我是“叛徒”也毫不過分…… 部隊開到雲南邊防線，大家才知道這所謂邊防實際上是有邊無防。
可紅河彼岸，我們用肉眼便可看到一個挨着一個的永備性、半永備性的碉堡工事。
如果拿起望遠鏡，既能清晰地看見那瞄準我們胸膛的黑洞洞的射擊孔。
而我們這邊，多年來卻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國土，當作對方“最遼闊的大後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還擊，一切都顯得緊迫而倉促。
一下擁來這麼多部隊，安營首先成了大問題。
團以上指揮機關擠進了地方機關的辦公室。
連隊則分散在深山溝裡，用青竹、茅草、芭蕉葉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樣的“營房”。
為防空防炮，還常常住進那剛挖的又潮又濕的貓耳洞…… 當我們九連聽了邊民有家不能歸的控訴，現場參觀了河口縣托兒所被越寇用機槍橫掃後的慘狀後，求戰書象雪片一樣飛到連部。
盡管上級不提倡寫血書，連裡還是有幾位戰士咬破了中指……可我這個當指導員的，人雖跟着九連來了，心裡卻仍在打小鼓。
我懊喪自己自作自受，我後悔當初不該放着攝影幹事的美差不幹，來到這九連搞啥“曲線調動”！眼下，我唯一的希望是離開這戰鬥連隊，回到軍機關…… 于是，我便悄悄找軍裡和我要好的同志，讓他們側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為名，把我重新調回軍機關。
恰在這時，軍黨委做出一個十分嚴厲的決定：凡在連隊和基層單位的高幹子女，一律不準調到機關裡來。
已經調的要堅決送回基層，個别因有利于打仗确實需要調的，不管他是幹部還是戰士，均需軍黨委審批才能調動。
否則，按戰時紀律予以追究。
我聽後，心裡涼了半截。
梁三喜對我的态度倒還夠意思。
在他罵我滾蛋時我沒還嘴，見我跟着連隊來了又沒離開連隊，他不僅沒再向我投來鄙視的目光，反而象我剛下連時那樣主動找我商量工作。
我還覺察到，他已給連裡的其他幹部做過工作了；當我們坐着悶罐車朝前線開時，一路上靳開來曾不時地說些風涼話給我聽。
揚言說戰場上他将摽着我，一旦發現我有叛變的苗頭，他會給我一粒“花生米”嘗嘗……而眼下，他見到我盡管臉還放不開，但大面上也總算說得過去了。
連隊進入了臨戰前的突擊性訓練。
為适應在亞熱帶山地叢林中作戰，團裡讓我們九連練爬山，練穿林。
這比那“十公裡全副武裝越野”，更夠人喝一壺的。
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啞，眼球充血，嘴唇龜裂，那瘦削的臉膛更見消瘦了。
就連被譽為“輕型組克”的靳開來，臉頰也凹陷了。
至于我，那就更不用提了。
我累得晚上睡覺連衣服都懶得脫，常産生那種“還不如一顆流彈打來，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頭…… 我和媽媽已有二十多天中斷了聯系。
來到前線後，料她也無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懶得再給她去信。
這天，從後方留守處轉來連隊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
一封是柳岚從軍醫大學寫來的，她在信中質問我為啥接到調令後還不回去，譏笑我是不是想當什麼英雄了。
她毫不掩飾地寫道：現在的大學生甯肯信奉紐約伯德羅埃島上的銅像(自由女神)，也決不崇拜斯巴達克斯……另外兩封信是媽媽寫來的。
頭一封信她讓我離開連隊動身時給她拍個電報，她好派車到車站接我回家。
第二封信她已覺出事情不妙，似乎也深知在這種時刻調我回去的利害關系。
她問我是否因周圍有不良反應才沒走成，如果覺得實在不能調走，那就無論如何也得離開連隊，重回軍機關工作方為上策。
媽媽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時，我多麼想趕快離開九連回軍部啊！而重回軍部的希望，隻能寄托在雷軍長身上。
這時，我想起了媽媽多次給我講過的她救過“雷神爺”一命的往事： 一九四三年秋。
近三萬名日寇糾合吳化文、劉桂堂(即劉黑七)等部的皇協軍，對山東沂蒙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拉網掃蕩。
當時，雷軍長是山東軍區獨立團的一營營長，媽媽是團所屬“地下醫院”的指導員(因醫院的所謂床位不過是一些堡壘戶的炕頭，故稱地下醫院)。
一營在掩護山東分局機關和渤海銀行機關轉移時，被敵包圍了。
人稱“雷神爺”的雷營長，率全營四百餘衆與敵展開血戰。
戰鬥從上午十時許打響直到黃昏，機關安全轉移了。
這時，“雷神爺”所率的四百餘衆尚存不足百人，而且大部挂了彩。
“雷神爺”也多處負傷
在九連坐的兩節悶罐子裡，有我這拿到調令沒敢退卻的指導員。
不用梁三喜直着罵，我當然也曉得，軍人效命沙場，當應義無反顧。
倘若我在這種時候離開這支部隊，那将是對軍人稱号的最大玷污！衆口啐我是“逃兵”算是遣詞準确，破口罵我是“叛徒”也毫不過分…… 部隊開到雲南邊防線，大家才知道這所謂邊防實際上是有邊無防。
可紅河彼岸，我們用肉眼便可看到一個挨着一個的永備性、半永備性的碉堡工事。
如果拿起望遠鏡，既能清晰地看見那瞄準我們胸膛的黑洞洞的射擊孔。
而我們這邊，多年來卻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國土，當作對方“最遼闊的大後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還擊，一切都顯得緊迫而倉促。
一下擁來這麼多部隊，安營首先成了大問題。
團以上指揮機關擠進了地方機關的辦公室。
連隊則分散在深山溝裡，用青竹、茅草、芭蕉葉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樣的“營房”。
為防空防炮，還常常住進那剛挖的又潮又濕的貓耳洞…… 當我們九連聽了邊民有家不能歸的控訴，現場參觀了河口縣托兒所被越寇用機槍橫掃後的慘狀後，求戰書象雪片一樣飛到連部。
盡管上級不提倡寫血書，連裡還是有幾位戰士咬破了中指……可我這個當指導員的，人雖跟着九連來了，心裡卻仍在打小鼓。
我懊喪自己自作自受，我後悔當初不該放着攝影幹事的美差不幹，來到這九連搞啥“曲線調動”！眼下，我唯一的希望是離開這戰鬥連隊，回到軍機關…… 于是，我便悄悄找軍裡和我要好的同志，讓他們側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為名，把我重新調回軍機關。
恰在這時，軍黨委做出一個十分嚴厲的決定：凡在連隊和基層單位的高幹子女，一律不準調到機關裡來。
已經調的要堅決送回基層，個别因有利于打仗确實需要調的，不管他是幹部還是戰士，均需軍黨委審批才能調動。
否則，按戰時紀律予以追究。
我聽後，心裡涼了半截。
梁三喜對我的态度倒還夠意思。
在他罵我滾蛋時我沒還嘴，見我跟着連隊來了又沒離開連隊，他不僅沒再向我投來鄙視的目光，反而象我剛下連時那樣主動找我商量工作。
我還覺察到，他已給連裡的其他幹部做過工作了；當我們坐着悶罐車朝前線開時，一路上靳開來曾不時地說些風涼話給我聽。
揚言說戰場上他将摽着我，一旦發現我有叛變的苗頭，他會給我一粒“花生米”嘗嘗……而眼下，他見到我盡管臉還放不開，但大面上也總算說得過去了。
連隊進入了臨戰前的突擊性訓練。
為适應在亞熱帶山地叢林中作戰，團裡讓我們九連練爬山，練穿林。
這比那“十公裡全副武裝越野”，更夠人喝一壺的。
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啞，眼球充血，嘴唇龜裂，那瘦削的臉膛更見消瘦了。
就連被譽為“輕型組克”的靳開來，臉頰也凹陷了。
至于我，那就更不用提了。
我累得晚上睡覺連衣服都懶得脫，常産生那種“還不如一顆流彈打來，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頭…… 我和媽媽已有二十多天中斷了聯系。
來到前線後，料她也無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懶得再給她去信。
這天，從後方留守處轉來連隊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
一封是柳岚從軍醫大學寫來的，她在信中質問我為啥接到調令後還不回去，譏笑我是不是想當什麼英雄了。
她毫不掩飾地寫道：現在的大學生甯肯信奉紐約伯德羅埃島上的銅像(自由女神)，也決不崇拜斯巴達克斯……另外兩封信是媽媽寫來的。
頭一封信她讓我離開連隊動身時給她拍個電報，她好派車到車站接我回家。
第二封信她已覺出事情不妙，似乎也深知在這種時刻調我回去的利害關系。
她問我是否因周圍有不良反應才沒走成，如果覺得實在不能調走，那就無論如何也得離開連隊，重回軍機關工作方為上策。
媽媽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時，我多麼想趕快離開九連回軍部啊！而重回軍部的希望，隻能寄托在雷軍長身上。
這時，我想起了媽媽多次給我講過的她救過“雷神爺”一命的往事： 一九四三年秋。
近三萬名日寇糾合吳化文、劉桂堂(即劉黑七)等部的皇協軍，對山東沂蒙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拉網掃蕩。
當時，雷軍長是山東軍區獨立團的一營營長，媽媽是團所屬“地下醫院”的指導員(因醫院的所謂床位不過是一些堡壘戶的炕頭，故稱地下醫院)。
一營在掩護山東分局機關和渤海銀行機關轉移時，被敵包圍了。
人稱“雷神爺”的雷營長，率全營四百餘衆與敵展開血戰。
戰鬥從上午十時許打響直到黃昏，機關安全轉移了。
這時，“雷神爺”所率的四百餘衆尚存不足百人，而且大部挂了彩。
“雷神爺”也多處負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