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 “冷月葬花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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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憐的感歎語（第八十九回）。
小說情節與杭州拉得上關系的還有開卷寫绛珠草生于“三生石畔”。
這是用唐李源與圓觀（其後身是一個唱着“三生石上舊精魂”山歌的牧童）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見的故事。
此外，還有元春點一出《長生殿》戲《乞巧》，以及寶琴詠《馬嵬懷古》詩等，因為《長生殿》的作者洪是杭州人。
小說之外，雪芹傳世殘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倒不是讀了清人《西湖佳話》才那樣寫的。
唐代孟《本事詩》早記有其事：“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
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後來蘇東坡仰慕白居易為人，也寫詩說：“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
”這又被宋代的《詩話總龜》、《苕溪漁隐叢話》、《詩人玉屑》等書所引述，因而蠻、素之名便廣為人們所知。
總之，我以為這些都不是雪芹到過杭州的迹象。
曹雪芹逝世後，《紅樓夢》與浙江的關系倒密切起來了。
首先是戚蓼生收藏并序《石頭記》，戚蓼生序本後來經有正書局石印，成了八十回脂評《石頭記》最早的流通本，稱“戚本”、“戚序本”或“有正本”。
魯迅論著中引《紅》文字均據此本；俞平伯校《紅樓夢》也以此為底本，影響甚大。
這位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雪芹死後五六年）進士，他與當代紅學界老前輩俞平伯先生是同鄉，都是浙江德清人。
其次是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抄本《紅樓夢》，他說：所得八十回書對全書來說，“業已有二于三分”；又說“核全函于斯部，數尚缺夫秦關”（借唐人詩句“秦塞重關一百二”，說全函為一百二十回，現其數尚缺）。
舒說全書是一百二十回，比程偉元、高鹗初次整理付刻一百二十回本的時間還早兩三年，這很有研究價值。
舒元炜是杭州人。
此外，清代文人陳其泰（号桐花鳳閣主人）手批評本《紅樓夢》現藏杭州，陳與當代紅學家吳世昌先生是同鄉，都是浙江海甯人。
又浙江圖書館藏有清代徐傳經等人加評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這是一部五色絢爛的集評圈點本。
徐傳經亦浙江德清人。
七十年代，已故王煥镳師曾告知杭州朱師轍（為清廷編《清史稿》的朱駿聲的後裔）老先生家藏有曹雪芹《食譜》原稿。
可惜當我獲悉這一消息時，朱老和他的夫人已以九十餘歲高齡雙雙謝世。
他家的藏書經“文革”浩劫，散亂已甚。
我幾次托人查訪，也查訪不到此書的下落。
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走向了兩個極端 義江按：1987年9月，團結報社舉行了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座談會，我與會聽取了在京紅學家們和劇組同志的讨論。
會後，給了報社一份書面發言，在9月26日《團結報》上刊出，即此文。
因為受報紙版面字數的限制，未能對《紅》劇的得失成敗作出全面的評價，隻是就《紅》劇與原著的關系問題，提了一點意見。
因此，不能據此以為我對《紅》劇的編、導、演、攝等方面的工作都沒有肯定。
這是要請讀者和劇組的同志們諒解的。
把古曲名著改編成其他的文藝形式，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如何才能保持原著的精神。
《紅》劇在編、導、演各方面留下的遺憾确實不少，但我以為都與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實踐有很大關系。
編劇者最初的意圖，我深信是竭盡最大努力去體現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但結果卻走向兩個相反的極端。
對前八十回曹氏原著部分，持消極保守态度，盡量原封不動，隻删不改（秦可卿情節例外，但也有昭明作者原意的動機），而對後四十回續作部分，則棄置不顧，另外廣泛地去收羅紅學界的所謂“探佚成果”，重新編寫結局的故事情節，以求恢複原著本意。
實踐證明，這兩者不同程度上都有悖于編劇者的初衷，不能很好地保持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改編，為的是使原作内容适合另一種表現形式（如舞台、銀幕等等）。
形式變了，要想内容保持原樣不變是不可能的，問題是怎麼變。
越劇《紅樓夢》把原作的衆多人物和廣闊畫面簡化成基本上是寶、黛、钗三角戀愛婚姻故事，這是否不足取呢？不，因為隻有如此簡化了、集中了，才能使越劇這一舞台形式的表現特點充分地得到發揮。
倘若要改編成芭蕾舞，那麼，人物情節就非得更簡化不可。
有所失，才能有所得。
影視藝術有很多有利條件，但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表現特點和局限，不能替代語言藝術——小說。
《紅》劇的編者想走一條現成的路
小說情節與杭州拉得上關系的還有開卷寫绛珠草生于“三生石畔”。
這是用唐李源與圓觀（其後身是一個唱着“三生石上舊精魂”山歌的牧童）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見的故事。
此外，還有元春點一出《長生殿》戲《乞巧》，以及寶琴詠《馬嵬懷古》詩等，因為《長生殿》的作者洪是杭州人。
小說之外，雪芹傳世殘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倒不是讀了清人《西湖佳話》才那樣寫的。
唐代孟《本事詩》早記有其事：“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
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後來蘇東坡仰慕白居易為人，也寫詩說：“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
”這又被宋代的《詩話總龜》、《苕溪漁隐叢話》、《詩人玉屑》等書所引述，因而蠻、素之名便廣為人們所知。
總之，我以為這些都不是雪芹到過杭州的迹象。
曹雪芹逝世後，《紅樓夢》與浙江的關系倒密切起來了。
首先是戚蓼生收藏并序《石頭記》，戚蓼生序本後來經有正書局石印，成了八十回脂評《石頭記》最早的流通本，稱“戚本”、“戚序本”或“有正本”。
魯迅論著中引《紅》文字均據此本；俞平伯校《紅樓夢》也以此為底本，影響甚大。
這位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雪芹死後五六年）進士，他與當代紅學界老前輩俞平伯先生是同鄉，都是浙江德清人。
其次是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抄本《紅樓夢》，他說：所得八十回書對全書來說，“業已有二于三分”；又說“核全函于斯部，數尚缺夫秦關”（借唐人詩句“秦塞重關一百二”，說全函為一百二十回，現其數尚缺）。
舒說全書是一百二十回，比程偉元、高鹗初次整理付刻一百二十回本的時間還早兩三年，這很有研究價值。
舒元炜是杭州人。
此外，清代文人陳其泰（号桐花鳳閣主人）手批評本《紅樓夢》現藏杭州，陳與當代紅學家吳世昌先生是同鄉，都是浙江海甯人。
又浙江圖書館藏有清代徐傳經等人加評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這是一部五色絢爛的集評圈點本。
徐傳經亦浙江德清人。
七十年代，已故王煥镳師曾告知杭州朱師轍（為清廷編《清史稿》的朱駿聲的後裔）老先生家藏有曹雪芹《食譜》原稿。
可惜當我獲悉這一消息時，朱老和他的夫人已以九十餘歲高齡雙雙謝世。
他家的藏書經“文革”浩劫，散亂已甚。
我幾次托人查訪，也查訪不到此書的下落。
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走向了兩個極端 義江按：1987年9月，團結報社舉行了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座談會，我與會聽取了在京紅學家們和劇組同志的讨論。
會後，給了報社一份書面發言，在9月26日《團結報》上刊出，即此文。
因為受報紙版面字數的限制，未能對《紅》劇的得失成敗作出全面的評價，隻是就《紅》劇與原著的關系問題，提了一點意見。
因此，不能據此以為我對《紅》劇的編、導、演、攝等方面的工作都沒有肯定。
這是要請讀者和劇組的同志們諒解的。
把古曲名著改編成其他的文藝形式，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如何才能保持原著的精神。
《紅》劇在編、導、演各方面留下的遺憾确實不少，但我以為都與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實踐有很大關系。
編劇者最初的意圖，我深信是竭盡最大努力去體現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但結果卻走向兩個相反的極端。
對前八十回曹氏原著部分，持消極保守态度，盡量原封不動，隻删不改（秦可卿情節例外，但也有昭明作者原意的動機），而對後四十回續作部分，則棄置不顧，另外廣泛地去收羅紅學界的所謂“探佚成果”，重新編寫結局的故事情節，以求恢複原著本意。
實踐證明，這兩者不同程度上都有悖于編劇者的初衷，不能很好地保持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改編，為的是使原作内容适合另一種表現形式（如舞台、銀幕等等）。
形式變了，要想内容保持原樣不變是不可能的，問題是怎麼變。
越劇《紅樓夢》把原作的衆多人物和廣闊畫面簡化成基本上是寶、黛、钗三角戀愛婚姻故事，這是否不足取呢？不，因為隻有如此簡化了、集中了，才能使越劇這一舞台形式的表現特點充分地得到發揮。
倘若要改編成芭蕾舞，那麼，人物情節就非得更簡化不可。
有所失，才能有所得。
影視藝術有很多有利條件，但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表現特點和局限，不能替代語言藝術——小說。
《紅》劇的編者想走一條現成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