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節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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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有根本性的弱點，後面也将談到。
曹雪芹絕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的理由，最重要的我想有三點： 1.敦誠寫的是挽詩，非平時任何時候都能寫的憑吊詩，這無論從情理或慣例上說，都隻能寫在曹雪芹死後不久，豈有相隔一年以上再寫挽詩之理？何況詩中明明白白說“曉風昨日拂銘旌”。
銘旌，又可稱“哀旌”、“明旌”或“旌銘”，是殡禮中豎于靈柩前的旌帛（“墓石”提供者描述發掘時，雪芹遺骸為無棺裸葬情況，純屬無稽）。
“昨日”不一定是狹義的昨天，可以是幾天之前，但不可能早到一年以前，若死于壬午年除夕，當葬于癸未初，有什麼必要将遺體或棺木停放了一年多，到甲申初正值冰封土凍之時再殡葬呢？何況，清代的規矩是禁止死者隔年葬的。
把挽詩“絮酒生刍上舊”的“舊”解說成“舊墳”也不對。
，是郊野的意思，不作墳墓解。
“舊”，意即郊野那個老地方。
2.甲申春初寫的挽詩，注明“前數月，伊子殇，因感傷成疾”。
這“前數月”不是癸未年的秋冬間嗎？因為兒子夭折而“感傷成疾”的，隻可能是活着的曹雪芹吧？若他早已死了，敦誠的詩注不是應改成“前數月，伊子因苦念亡父，感傷成疾而殇”了嗎？——這當然隻能是笑話。
3.癸未仲春末，敦敏曾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約他于“上巳（農曆三月初三）前三日”來自己家的槐園吃酒賞春，因為三月初一是敦誠的三十歲生日。
詩曰：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
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
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如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敦敏當然不會在他死後又寫詩相約，這又成了破壬午說的硬證，于是壬午派隻好說，詩可能編錯了年份。
但此詩是不可能編錯年的，因為把它編在癸未年的是敦誠，《懋齋詩鈔》上所注“癸未”二字的筆迹，我核對過，也是敦誠寫的。
一個寫挽詩的好友，怎麼可能把約雪芹來過自己生日的詩錯編在他死後呢？ 認為錯編者的具體說法也不能成立。
如美國趙岡懷疑此詩原是庚辰年作的，被貼改成癸未（見其《紅樓夢新探》）。
且不說《懋齋詩鈔》中編入癸未年占三單頁的前四首詩（小詩代簡為其第四首），首首相連，其間并無貼改痕迹；隻論事曆，便知此詩不可能作于庚辰。
因為這一年秋天敦敏寫過一首詩，題目開頭就是“芹圃曹君别來已一載餘矣。
……”可知從己卯春夏到庚辰秋，是雪芹離别京師諸友（一般認為他大概南下，趁此重遊秦淮舊地去了）“一載餘”期間，怎麼可能在這中間去約他來賞春呢？俞平伯則曰：“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詩錯編在這裡呢？”（見其《曹雪芹的卒年》）為此，曾次亮作了最有力的論證，他查考了當時的“時憲曆”，知此詩隻有在癸未年作才與所寫情景符合。
他說：“癸未年春季的交節比壬午年早十八天。
假定敦敏寫此詩是在壬午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3月20日），則該日剛交春分。
假定是在癸未年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4月8日），則該日為清明後三日。
前者方在春寒料峭，有時冰雪還未盡融化；後者也不定已到落花時節，但杏花可能已經盛開，賞春是相當适宜的。
由此可證敦敏寫此詩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
”（見其《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讨》） 壬午說确是站不住，但癸未說也隻對一半，它隻能破而不能立，它在立論時解說脂批“壬午除夕”四字，以為是“癸未除夕”的誤記，這就不憑證據而隻憑揣測了，也缺少說服力，所以俞平伯反駁周汝昌說：“周君對于脂評雖不信其‘壬午’，卻信其‘除夕’，不知信了‘除夕’，即不能不同時信這‘壬午’。
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是斷不可通的。
”再說，别人記錯幹支或者還有可能，像脂硯、畸笏等批書人與雪芹關系如此密切，且又對“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如此傷感，加批時間又不會距雪芹逝世太遠，怎麼可能會記錯年份呢？這确是“斷不可通”的。
癸未說也沒有能最終站住腳，就在于此。
曹雪芹絕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的理由，最重要的我想有三點： 1.敦誠寫的是挽詩，非平時任何時候都能寫的憑吊詩，這無論從情理或慣例上說，都隻能寫在曹雪芹死後不久，豈有相隔一年以上再寫挽詩之理？何況詩中明明白白說“曉風昨日拂銘旌”。
銘旌，又可稱“哀旌”、“明旌”或“旌銘”，是殡禮中豎于靈柩前的旌帛（“墓石”提供者描述發掘時，雪芹遺骸為無棺裸葬情況，純屬無稽）。
“昨日”不一定是狹義的昨天，可以是幾天之前，但不可能早到一年以前，若死于壬午年除夕，當葬于癸未初，有什麼必要将遺體或棺木停放了一年多，到甲申初正值冰封土凍之時再殡葬呢？何況，清代的規矩是禁止死者隔年葬的。
把挽詩“絮酒生刍上舊”的“舊”解說成“舊墳”也不對。
，是郊野的意思，不作墳墓解。
“舊”，意即郊野那個老地方。
2.甲申春初寫的挽詩，注明“前數月，伊子殇，因感傷成疾”。
這“前數月”不是癸未年的秋冬間嗎？因為兒子夭折而“感傷成疾”的，隻可能是活着的曹雪芹吧？若他早已死了，敦誠的詩注不是應改成“前數月，伊子因苦念亡父，感傷成疾而殇”了嗎？——這當然隻能是笑話。
3.癸未仲春末，敦敏曾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約他于“上巳（農曆三月初三）前三日”來自己家的槐園吃酒賞春，因為三月初一是敦誠的三十歲生日。
詩曰：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
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
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如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敦敏當然不會在他死後又寫詩相約，這又成了破壬午說的硬證，于是壬午派隻好說，詩可能編錯了年份。
但此詩是不可能編錯年的，因為把它編在癸未年的是敦誠，《懋齋詩鈔》上所注“癸未”二字的筆迹，我核對過，也是敦誠寫的。
一個寫挽詩的好友，怎麼可能把約雪芹來過自己生日的詩錯編在他死後呢？ 認為錯編者的具體說法也不能成立。
如美國趙岡懷疑此詩原是庚辰年作的，被貼改成癸未（見其《紅樓夢新探》）。
且不說《懋齋詩鈔》中編入癸未年占三單頁的前四首詩（小詩代簡為其第四首），首首相連，其間并無貼改痕迹；隻論事曆，便知此詩不可能作于庚辰。
因為這一年秋天敦敏寫過一首詩，題目開頭就是“芹圃曹君别來已一載餘矣。
……”可知從己卯春夏到庚辰秋，是雪芹離别京師諸友（一般認為他大概南下，趁此重遊秦淮舊地去了）“一載餘”期間，怎麼可能在這中間去約他來賞春呢？俞平伯則曰：“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詩錯編在這裡呢？”（見其《曹雪芹的卒年》）為此，曾次亮作了最有力的論證，他查考了當時的“時憲曆”，知此詩隻有在癸未年作才與所寫情景符合。
他說：“癸未年春季的交節比壬午年早十八天。
假定敦敏寫此詩是在壬午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3月20日），則該日剛交春分。
假定是在癸未年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4月8日），則該日為清明後三日。
前者方在春寒料峭，有時冰雪還未盡融化；後者也不定已到落花時節，但杏花可能已經盛開，賞春是相當适宜的。
由此可證敦敏寫此詩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
”（見其《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讨》） 壬午說确是站不住，但癸未說也隻對一半，它隻能破而不能立，它在立論時解說脂批“壬午除夕”四字，以為是“癸未除夕”的誤記，這就不憑證據而隻憑揣測了，也缺少說服力，所以俞平伯反駁周汝昌說：“周君對于脂評雖不信其‘壬午’，卻信其‘除夕’，不知信了‘除夕’，即不能不同時信這‘壬午’。
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是斷不可通的。
”再說，别人記錯幹支或者還有可能，像脂硯、畸笏等批書人與雪芹關系如此密切，且又對“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如此傷感，加批時間又不會距雪芹逝世太遠，怎麼可能會記錯年份呢？這确是“斷不可通”的。
癸未說也沒有能最終站住腳，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