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節脂評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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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餘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
”這本是我們很能理解的話，說明小說實非作者簡單的自傳，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樣子來塑造寶玉形象的。
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經曆、體驗、積累，創造出兩個全新的、獨特的藝術形象，而這些形象不是某一種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書中可以找到的。
它相當複雜，要想用幾句話說清楚并不容易。
我想大體是這個意思。
可是歐陽健怎麼說？他說這是“明白宣示批點者對作者身世與小說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語”。
這裡哪有一絲一毫關系到“作者身世”？藝術形象的個性獨特怎麼可以跟什麼了解不了解“小說本事”扯在一起呢？歐陽健還想用脂評來證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說得也夠怪的。
大家知道戚本雖與甲戌、己、庚本沒有直接過錄關系，但它的整理成書，卻比上述諸本遲得多，其中脂評也可能是不止一種本子評語的集合，并經過删除和改動，所以不免時有訛誤。
如第二十二回黛玉問寶玉：“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你有何貴你有何堅？”原來的脂評是：“拍案叫絕。
大和尚來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
”至戚本，卻訛成“拍案叫絕，大都尚未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
”正誤是一目了然的。
但諸如此類的例子，歐陽健卻有相反的說法。
如第十五回寶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頭，小說寫其離去時有“争奈車輕馬快”之語，甲戌評“車輕馬快”曰：“四字有文章。
人生離聚未嘗不如此也。
”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離聚”已作“難聚”，都因形近緻訛。
歐陽健卻倒過來說：“‘車輕馬快’，純從寶玉之意緒寫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側批改‘文意’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難聚’為‘人生離聚’，也與文情不合。
”居然以通為不通，以不通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
請問老兄在什麼地方曾見到過“有文意”這樣可笑的用法？寶玉遇二丫頭是“聚”，又上路是“離”。
批者以為作者用“車輕馬快”四字，話中有話（即所謂“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過客，離合聚散，皆來去匆匆，瞬間即還；欲尋舊迹重見無期，此亦“雪泥鴻爪”之歎。
二丫頭非寶玉長相思而不得相見者，又剛剛才見過面，這裡如何用得上“難聚”二字？ 類似這樣可笑的是非颠倒，還有歐陽健駁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話： 周汝昌認為，己卯、庚辰本夾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與戚本（有正本）删去的。
他說：“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這個署名是什麼玩意兒，不但删去，而且還添上别的字充數。
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一夾批雲：‘補前文之未到，且并将香菱身份寫出。
——脂研。
’戚本無‘脂研’字樣，卻多出‘來矣’兩字，以緻末句變成‘寫出來矣’，令人絕倒！其餘類此者有很多處，杜撰的字如‘奈何’、‘者也’、‘如見’、‘理’、‘紙上’、‘妙甚’、‘确甚’等閑話，全是删掉‘脂硯’又接上文而續出來的！”（《紅樓夢新證》）其實，事情恰好應該倒轉過來，“脂硯”二字正是把有正底本上的相關的文字改動而成的。
周先生的判斷是對的，戚本之所以删去其不知為何物的“脂硯”署名而要用閑話填補，我以為這與該本是準備石印出版，故要求抄寫必須整齊美觀有關。
大概初時每條評語抄成雙行的式樣，照有署名的字數設計好了，後要删去署名，就會多出空格來，所以要填補。
删二字的就補二字；二字補不好，補一字也行，因為雙行批語末了留一個空格還是可以的。
這樣的添補，自然難免出現蛇足。
如果照歐陽健的颠倒說法，是己、庚本改戚本評語最後二字而成“脂硯”，這就完全想不出有什麼必要了。
己、庚本想署名就署好了，反正作眉批、旁批，多二三字有什麼要緊，就作雙行夾批，己、庚本也未曾嚴格要求雙行的字數相差不得超過一個，不信翻翻本子，第二行空一大截的盡有，與戚本之整齊劃一全然不同。
那麼，它何不憚煩地非要砍去批語的尾巴而改成署名不可呢？道理上也根本講不通。
周先生舉“寫出來矣”為例，說它末二字“杜撰”得可笑；歐陽健卻以為原應如此。
孰是孰非，隻好讓稍能寫寫文言文的人來判斷了，反正我從來沒有讀到過“寫出來矣”或者“看出來矣”“哭出來矣”一類的句子。
我主張搞學術研究應該反對“三不”作風，即應反對不顧常識、不擇手段和不負責任的作風。
沒有起碼的嚴肅态度，很難算得上是真正的學術研究。
一種新說，無論它說得怎麼天花亂墜，聳人聽聞，能引起社會上的轟動效應，如果它不想實事求是，不是為了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那它至多也隻能走紅一時，到頭來總不免成為浪花中的泡沫，不會給人們留下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我将以此自勉，也希望與紅學界的朋友們一道，共同引以為戒。
”這本是我們很能理解的話，說明小說實非作者簡單的自傳，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樣子來塑造寶玉形象的。
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經曆、體驗、積累，創造出兩個全新的、獨特的藝術形象，而這些形象不是某一種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書中可以找到的。
它相當複雜，要想用幾句話說清楚并不容易。
我想大體是這個意思。
可是歐陽健怎麼說？他說這是“明白宣示批點者對作者身世與小說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語”。
這裡哪有一絲一毫關系到“作者身世”？藝術形象的個性獨特怎麼可以跟什麼了解不了解“小說本事”扯在一起呢？歐陽健還想用脂評來證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說得也夠怪的。
大家知道戚本雖與甲戌、己、庚本沒有直接過錄關系，但它的整理成書，卻比上述諸本遲得多，其中脂評也可能是不止一種本子評語的集合，并經過删除和改動，所以不免時有訛誤。
如第二十二回黛玉問寶玉：“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你有何貴你有何堅？”原來的脂評是：“拍案叫絕。
大和尚來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
”至戚本，卻訛成“拍案叫絕，大都尚未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
”正誤是一目了然的。
但諸如此類的例子，歐陽健卻有相反的說法。
如第十五回寶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頭，小說寫其離去時有“争奈車輕馬快”之語，甲戌評“車輕馬快”曰：“四字有文章。
人生離聚未嘗不如此也。
”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離聚”已作“難聚”，都因形近緻訛。
歐陽健卻倒過來說：“‘車輕馬快’，純從寶玉之意緒寫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側批改‘文意’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難聚’為‘人生離聚’，也與文情不合。
”居然以通為不通，以不通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
請問老兄在什麼地方曾見到過“有文意”這樣可笑的用法？寶玉遇二丫頭是“聚”，又上路是“離”。
批者以為作者用“車輕馬快”四字，話中有話（即所謂“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過客，離合聚散，皆來去匆匆，瞬間即還；欲尋舊迹重見無期，此亦“雪泥鴻爪”之歎。
二丫頭非寶玉長相思而不得相見者，又剛剛才見過面，這裡如何用得上“難聚”二字？ 類似這樣可笑的是非颠倒，還有歐陽健駁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話： 周汝昌認為，己卯、庚辰本夾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與戚本（有正本）删去的。
他說：“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這個署名是什麼玩意兒，不但删去，而且還添上别的字充數。
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一夾批雲：‘補前文之未到，且并将香菱身份寫出。
——脂研。
’戚本無‘脂研’字樣，卻多出‘來矣’兩字，以緻末句變成‘寫出來矣’，令人絕倒！其餘類此者有很多處，杜撰的字如‘奈何’、‘者也’、‘如見’、‘理’、‘紙上’、‘妙甚’、‘确甚’等閑話，全是删掉‘脂硯’又接上文而續出來的！”（《紅樓夢新證》）其實，事情恰好應該倒轉過來，“脂硯”二字正是把有正底本上的相關的文字改動而成的。
周先生的判斷是對的，戚本之所以删去其不知為何物的“脂硯”署名而要用閑話填補，我以為這與該本是準備石印出版，故要求抄寫必須整齊美觀有關。
大概初時每條評語抄成雙行的式樣，照有署名的字數設計好了，後要删去署名，就會多出空格來，所以要填補。
删二字的就補二字；二字補不好，補一字也行，因為雙行批語末了留一個空格還是可以的。
這樣的添補，自然難免出現蛇足。
如果照歐陽健的颠倒說法，是己、庚本改戚本評語最後二字而成“脂硯”，這就完全想不出有什麼必要了。
己、庚本想署名就署好了，反正作眉批、旁批，多二三字有什麼要緊，就作雙行夾批，己、庚本也未曾嚴格要求雙行的字數相差不得超過一個，不信翻翻本子，第二行空一大截的盡有，與戚本之整齊劃一全然不同。
那麼，它何不憚煩地非要砍去批語的尾巴而改成署名不可呢？道理上也根本講不通。
周先生舉“寫出來矣”為例，說它末二字“杜撰”得可笑；歐陽健卻以為原應如此。
孰是孰非，隻好讓稍能寫寫文言文的人來判斷了，反正我從來沒有讀到過“寫出來矣”或者“看出來矣”“哭出來矣”一類的句子。
我主張搞學術研究應該反對“三不”作風，即應反對不顧常識、不擇手段和不負責任的作風。
沒有起碼的嚴肅态度，很難算得上是真正的學術研究。
一種新說，無論它說得怎麼天花亂墜，聳人聽聞，能引起社會上的轟動效應，如果它不想實事求是，不是為了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那它至多也隻能走紅一時，到頭來總不免成為浪花中的泡沫，不會給人們留下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我将以此自勉，也希望與紅學界的朋友們一道，共同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