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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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訛作“本”；其所署“甲午八日”正是“甲申八月”的訛寫，當從靖藏本中有“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字樣的另紙所錄此批的文字校正。
證之以靖藏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條畸笏批語，時間上完全合榫：“前批知者寥寥，不數年，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别去，今丁亥夏，隻剩朽物一枚，甯不痛殺！”與《紅樓夢》關系最密切的四人——一個作者和三個主要合作者，到甲申八月時，已隻剩下畸笏、杏齋二人；再三年，到丁亥夏，連杏齋也已去世，“隻剩朽物一枚”了。
可見，甲戌這條脂批既已标明“甲申”是傷悼“一芹一脂”之年，當然“壬午除夕”四字更不可能是用來記雪芹“淚盡而逝”的時間狀語了。
總之，種種事實都證明曹雪芹癸未年還活着，他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後，即甲申年初。
“墓石”之僞造欺世者，因隻摸了一下紅學皮毛，聞有壬午之說，而不知其他，遂鑿上“壬午”二字以附會之，殊不知恰好是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僞的馬腳。
二、曹雪芹死前沒有離開過西郊的居處 “墓石”在張家灣出現後，人們有種種揣測。
特别是那塊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銘的石頭是如此之不像樣和不合乎常規，于是想象曹雪芹大概最後已窮極潦倒，迫于生計，不得不移居張家灣，投靠那裡的什麼親友；或者說因為借貸甚多，年關将近，為避催讨，隻好跑到張家灣去躲債，結果貧病交加，猝死在那裡，等等。
但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曹雪芹晚年從北京城内移居西郊，确切的時間雖還沒有考出，但估計他在西郊住了大約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醜（1757）： 敦誠在喜峰口替他父親瑚做松亭關征稅的差使，寫《寄懷曹雪芹》詩時，雪芹早搬到那裡住了。
因而詩中有“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指雪芹居處）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語，又有“于今環堵蓬蒿屯”、“不如著書黃葉村”等句。
此後，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終和他保持着詩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離别在京諸友後，張宜泉作《懷曹芹溪》詩，有“似曆三秋闊，同君一别時。
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等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長句記“别來已一載餘”的雪芹回京後，在明琳的養石軒相遇呼酒話舊事。
後又寫了《題芹圃畫石》詩。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誠贈雪芹及親自去西郊拜訪他的詩，現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鑿的卒年）雪芹在敦誠家西園興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園”演出敦誠改編的《琵琶行傳奇》，還寫了一首七律作題跋，現存“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
又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據吳恩裕考，也作于是年三月。
又在壬午年的一個“朝寒襲”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于當年除夕，則此時正該是“伊子殇，因感傷成疾”的時候，敦誠“遇雪芹于槐園”，作《佩刀質酒歌》，述得酒後“雪芹歡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邀其前來賞春飲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詩。
同年或次年春夏間，張宜泉作《傷芹溪居士》詩。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幹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
總之，曹雪芹最後六七年的生活軌迹，在他友人的詩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處，是一個近山傍水、叢林曲徑、極幽僻優美的山村。
其友人寫到它的詩句，除稱“黃葉村”外，尚有“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
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廬結西郊别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讴”等等，可知與張家灣一帶一片平曠的地勢環境截然不同。
而這些環境描寫又前後始終一緻，其中多數詩句還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該是最後兩年）寫的，根本沒有絲毫遷徙到北京以東的通州去居住的迹象。
倒是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也可證明曹雪芹死前并沒有離開過西山。
大概張宜泉聞噩耗比敦誠兄弟要遲，沒有趕得上在行殡葬之禮時寫一首挽詩，但他平時與雪芹倒有“一别三秋”的深厚情誼，故于春夏之間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問亡友的家屬（寡妻）。
隻見門前池草曉露，室内琴囊劍匣，物是人非，觸景傷心。
詩雲：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
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
琴裹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證之以靖藏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條畸笏批語，時間上完全合榫：“前批知者寥寥，不數年，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别去，今丁亥夏，隻剩朽物一枚，甯不痛殺！”與《紅樓夢》關系最密切的四人——一個作者和三個主要合作者，到甲申八月時，已隻剩下畸笏、杏齋二人；再三年，到丁亥夏，連杏齋也已去世，“隻剩朽物一枚”了。
可見，甲戌這條脂批既已标明“甲申”是傷悼“一芹一脂”之年，當然“壬午除夕”四字更不可能是用來記雪芹“淚盡而逝”的時間狀語了。
總之，種種事實都證明曹雪芹癸未年還活着，他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後，即甲申年初。
“墓石”之僞造欺世者，因隻摸了一下紅學皮毛，聞有壬午之說，而不知其他，遂鑿上“壬午”二字以附會之，殊不知恰好是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僞的馬腳。
二、曹雪芹死前沒有離開過西郊的居處 “墓石”在張家灣出現後，人們有種種揣測。
特别是那塊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銘的石頭是如此之不像樣和不合乎常規，于是想象曹雪芹大概最後已窮極潦倒，迫于生計，不得不移居張家灣，投靠那裡的什麼親友；或者說因為借貸甚多，年關将近，為避催讨，隻好跑到張家灣去躲債，結果貧病交加，猝死在那裡，等等。
但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曹雪芹晚年從北京城内移居西郊，确切的時間雖還沒有考出，但估計他在西郊住了大約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醜（1757）： 敦誠在喜峰口替他父親瑚做松亭關征稅的差使，寫《寄懷曹雪芹》詩時，雪芹早搬到那裡住了。
因而詩中有“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指雪芹居處）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語，又有“于今環堵蓬蒿屯”、“不如著書黃葉村”等句。
此後，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終和他保持着詩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離别在京諸友後，張宜泉作《懷曹芹溪》詩，有“似曆三秋闊，同君一别時。
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等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長句記“别來已一載餘”的雪芹回京後，在明琳的養石軒相遇呼酒話舊事。
後又寫了《題芹圃畫石》詩。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誠贈雪芹及親自去西郊拜訪他的詩，現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鑿的卒年）雪芹在敦誠家西園興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園”演出敦誠改編的《琵琶行傳奇》，還寫了一首七律作題跋，現存“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
又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據吳恩裕考，也作于是年三月。
又在壬午年的一個“朝寒襲”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于當年除夕，則此時正該是“伊子殇，因感傷成疾”的時候，敦誠“遇雪芹于槐園”，作《佩刀質酒歌》，述得酒後“雪芹歡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邀其前來賞春飲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詩。
同年或次年春夏間，張宜泉作《傷芹溪居士》詩。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幹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
總之，曹雪芹最後六七年的生活軌迹，在他友人的詩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處，是一個近山傍水、叢林曲徑、極幽僻優美的山村。
其友人寫到它的詩句，除稱“黃葉村”外，尚有“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
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廬結西郊别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讴”等等，可知與張家灣一帶一片平曠的地勢環境截然不同。
而這些環境描寫又前後始終一緻，其中多數詩句還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該是最後兩年）寫的，根本沒有絲毫遷徙到北京以東的通州去居住的迹象。
倒是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也可證明曹雪芹死前并沒有離開過西山。
大概張宜泉聞噩耗比敦誠兄弟要遲，沒有趕得上在行殡葬之禮時寫一首挽詩，但他平時與雪芹倒有“一别三秋”的深厚情誼，故于春夏之間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問亡友的家屬（寡妻）。
隻見門前池草曉露，室内琴囊劍匣，物是人非，觸景傷心。
詩雲：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
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
琴裹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