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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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張研究《紅樓夢》以文學的方法為主，文學的方法中又以現實主義的方法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應當保留。
一九四九年以後現實主義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績，對此不應該抹殺。首先它注意到《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如社會矛盾、社會結構背景等方面的問題。其次是注意到小說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賈政、王熙鳳、襲人等人是正統的角色，封建統治的角色；而賈寶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則是反傳統的角色。這幾乎成為不移之論。于是出現了人物分析兩極化的模式，甚至為此不惜為賢者諱。如晴雯對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環實在是殘酷極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對待劉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當人看的。這些都不是馬列主義所能肯定的，是違反普羅文學志趣的，而我們有意無意地做了回避，以維護她們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這其實也是一種走火入魔，是一種極端化。
這種現實主義的研究大緻是把《紅樓夢》當做對生活的再現來分析的，是用“再現說”來研究的。我覺得也可以用“表現說”來研究，對于作家來說，對于寫小說的人來說，“再現”與“表現”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錯，《紅樓夢》是對生活的再現，但它同樣是作家心靈的産物，是通過作家的眼光和心靈來表現生活的。用表現說來解讀《紅樓夢》，我覺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寶钗合起來看。合起來看是什麼意思？不是說她們倆是一個人，而是說她們本身體現着統一的人性的兩個方面。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畫一個太極圖——陰陽魚，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麼白的就是薛寶钗。她們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悖論）”，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現為林黛玉；同時，人又是群體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謀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現為薛寶钗。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上基本是擁黛抑钗之說占上風。從性靈的角度來說，我也非常喜歡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種為之可以生，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寶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籠統地認為薛寶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為，有所不言，她所達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達不到的。這樣的一個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麼喜歡渥倫斯基，而不喜歡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沒有太大的毛病，是相當規矩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個沙皇的大臣。她喜歡渥倫斯基，結果并沒有得到幸福。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放映電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寫信給電視台，認為播放這個電影是惡毒攻擊我們的老幹部。我們的老幹部都忙于工作，而電影等于鼓勵他們的妻子另覓新歡。
在钗黛問題上，共産黨有一種悖論，作為革命黨它應該支持林黛玉，作為執政黨它應該支持薛寶钗。薛寶钗是社會和群體中一個穩定的因素。在文學的評論上大家可以歌頌林黛玉，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如果你的女兒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黴不可；如果是薛寶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對《紅樓夢》進行表現主義的研究，我們就能感覺到曹雪芹塑造這兩個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沒有簡單化地要肯定哪一個，否定哪一個，許多對這兩個人物的特殊處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現實主義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績，對此不應該抹殺。首先它注意到《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如社會矛盾、社會結構背景等方面的問題。其次是注意到小說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賈政、王熙鳳、襲人等人是正統的角色，封建統治的角色；而賈寶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則是反傳統的角色。這幾乎成為不移之論。于是出現了人物分析兩極化的模式，甚至為此不惜為賢者諱。如晴雯對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環實在是殘酷極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對待劉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當人看的。這些都不是馬列主義所能肯定的，是違反普羅文學志趣的，而我們有意無意地做了回避，以維護她們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這其實也是一種走火入魔，是一種極端化。
這種現實主義的研究大緻是把《紅樓夢》當做對生活的再現來分析的，是用“再現說”來研究的。我覺得也可以用“表現說”來研究，對于作家來說，對于寫小說的人來說，“再現”與“表現”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錯，《紅樓夢》是對生活的再現，但它同樣是作家心靈的産物，是通過作家的眼光和心靈來表現生活的。用表現說來解讀《紅樓夢》，我覺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寶钗合起來看。合起來看是什麼意思？不是說她們倆是一個人，而是說她們本身體現着統一的人性的兩個方面。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畫一個太極圖——陰陽魚，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麼白的就是薛寶钗。她們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悖論）”，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現為林黛玉；同時，人又是群體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謀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現為薛寶钗。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上基本是擁黛抑钗之說占上風。從性靈的角度來說，我也非常喜歡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種為之可以生，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寶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籠統地認為薛寶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為，有所不言，她所達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達不到的。這樣的一個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麼喜歡渥倫斯基，而不喜歡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沒有太大的毛病，是相當規矩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個沙皇的大臣。她喜歡渥倫斯基，結果并沒有得到幸福。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放映電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寫信給電視台，認為播放這個電影是惡毒攻擊我們的老幹部。我們的老幹部都忙于工作，而電影等于鼓勵他們的妻子另覓新歡。
在钗黛問題上，共産黨有一種悖論，作為革命黨它應該支持林黛玉，作為執政黨它應該支持薛寶钗。薛寶钗是社會和群體中一個穩定的因素。在文學的評論上大家可以歌頌林黛玉，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如果你的女兒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黴不可；如果是薛寶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對《紅樓夢》進行表現主義的研究，我們就能感覺到曹雪芹塑造這兩個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沒有簡單化地要肯定哪一個，否定哪一個，許多對這兩個人物的特殊處理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