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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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輯我關于《紅樓夢》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書于1994年5月由華藝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冊書剛開始發行,與我争鳴的文章便連續出現,上海陳诏先生一篇長文發在貴州省紅學會的《紅樓》雜志1994年第二期,同樣的觀點,亦見于他為上海市紅學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之謎》一書(1994年1月第一版)所撰寫的“答問”中;同時,山西《太原日報》“雙塔”副刊又于1994年7月26号刊出了梁歸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間與限度》一文,該文副标題為“由劉心武、王湘浩的‘紅學’探佚研究想起”,讀其文,則可知他的“想起”,主要還是由于讀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隐本姓秦?》(該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書);這些與我争鳴的文章,我是隻恨其少,而絕不嫌其多。

    關于《紅樓夢》,值得我們争論的問題實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裡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怅中,産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于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于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着我們的審美能力!” 關于《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形象,以及圍繞着這一神秘形象所引發出的種種問題,是最具魅力的“紅謎”,雖然陳诏先生把我的探究說成是“形成了他所謂的‘秦學’”,并稱“由于劉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觀點又頗新奇動聽,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曾在社會上産生一定影響。

    但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他的意見。

    ”卻也不得不承認,我提出《紅樓夢》中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綻累累”,“這個問題無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啟發性的”;梁歸智先生也在講述了他對我的觀點的一系列質疑之後,這樣說:“我知道劉心武同志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秦學’陣地的。

    那隻怕已經成了劉心武同志的一種‘信仰’。

    ”他們二位在提及“秦學”時都未免是“借辭含諷谏”,但我深信“紅學”的這一分支——“秦學”,到頭來是能被肯定下來,并繁榮光大的。

    說我的觀點隻是“曾産生一定影響”,這個“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點;說“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我的觀點,以目前情況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種學術觀點,其贊同的多寡,并不能說明很多的問題;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書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當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确實非常珍惜陳诏、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讨論中發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議結詩社的賈寶玉一般,要說:“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

    各有主意說出來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針對梁、陳二先生對我的質疑、批駁,逐條進行申辯,我想先把我們之間的誤會部分排除,這也是我希望所有關心這一讨論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嚴格來說,并不完全屬于“探佚學”,也就是說,“秦學”不僅要“探佚”,也還要牽扯到“曹學”、“版本學”、“文本學”乃至于“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