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紅樓夢新證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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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這當然不是資産階級的那種自然主義文學觀）。
因此，要運用“脂批”來幫助理解《紅樓夢》，如果不擺脫“新紅學派”的“脂批”的符咒式的崇拜，用科學的文學理論給以合理的正确的解釋，就不可能跳出“寫實”“自傳”“自叙”的泥沼。
“新紅學家”們以及周汝昌同志都是以這樣的态度信奉着“脂批”，為他們的自然主義“寫生”說作辯護，以否定《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和真實的思想價值 正因為周汝昌同志強調《紅樓夢》的“寫實性”（這一概念和胡适、俞平伯的“寫實”概念并無不同），所以才徹底否定後四十回《紅樓夢》，痛罵高鹗，主張“把他的僞四十回趕快從《紅樓夢》裡割下來扔到字紙簍裡去，不許他附骥流傳，把他的罪狀向普天下讀者控訴，為蒙冤一百數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曹雪芹報仇雪恨！”⒅這種對續作者深惡痛絕的态度，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考證工作。
他甯肯東拉西扯地對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細節考出一個可能性的懸案來，也不願意稍用一點點實際的考證工夫，考證對《紅樓夢》有一定功績的作家高鹗。
難道高鹗不比傅恒、納爾蘇、福彭和甘氏等更有考證價值嗎？很顯然，周汝昌同志不是立足于科學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上進行考證，而是為了用主觀的偏見強調“寫實”“自傳”說，以抹煞已經具有客觀價值的東西。
當然，後四十回《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遠遜于前八十回。
如果曹雪芹寫完全書，一定比續作更成功，更能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
隻可惜曹雪芹并未來得及完成這部傑作，就被環境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但是，前八十回《紅樓夢》悲劇沖突的發展趨勢是明顯的，因而，引起了封建主義文化奴才們的不安，狗尾續貂的大有人在。
而高鹗卻是在這一意義上捍衛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了書中的某些人物的性格與悲劇性的矛盾沖突，保持了悲劇的結局，因而能和前八十回共同流傳在廣大群衆中，這對《紅樓夢》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周汝昌同志抛棄了科學的文學批評觀點，不從藝術形象的完整性方面評價後四十回續書，僅從個别文字的優劣貶低它，否定它，這種極端偏激的态度，對于《紅樓夢》和廣大讀者都是無益的。
俞平伯以唯“文情論”否定高鹗，周汝昌同志則以唯“文字論”來否定高鹗，其客觀效果是完全一緻的。
新證強調科學考證的必要是對的，在批判了一些“舊紅學家”錯誤的考證觀點和方法之後，似乎認為自己的考證就是科學的考證。
但是，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所謂“科學的考證”，是受着怎樣一種強烈的主觀主義的支配，實際上仍未跳出實驗主義考證學的陣地。
新證在談到十七、十八兩回的“脂批”時說，“若像胡适隻于我們能考證出來的零零碎碎、一星半點的地方，信為寫實，而于雪芹費了若許氣力大事鋪寫的兩回書卻一筆抹煞！若是這樣，我卻大感惶惑，一部大書，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以何标準來分疏呢？且如何判定是寫實處多呢？還是虛構處多呢？若是虛構多于寫實時，那麼胡适自己主張的雪芹自傳的說法還能成立呢？不能成立呢？”⒆這一大段将完整的藝術形象機械地割裂為“虛”“實”的二元論的話，一方面表示責備胡适“自傳”說的不徹底，另一方面也是顯示自己的“自傳”說的徹底，“絲毫也不容許懷疑”。
新證确實是以煩瑣的考證工作實踐了自己的錯誤觀點，即更加發展了胡适的荒謬論點，實際上并沒有跳出胡适的陷阱，這就是新證在觀點方法上産生嚴重錯誤的基本症結。
不過，盡管新證在觀點和方法上存在着嚴重錯誤，但作為一部《紅樓夢》考證的書，還是有着不少可取的東西。
作者是以艱苦的勞動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最近，作者正在改寫這本書。
我們希望作者能不限于個别細節的修正，而應進一步從基本觀點和方法上，進行徹底的改變。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我們也相信，作者如果肯于和大家一道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用真理來武裝自己，糾正以往的錯誤觀點，在正确的觀點方法的指導下，重新開始科學的考證工作，一定能将《紅樓夢新證》改寫成一本真正對讀者和古典文學研究者了解曹雪芹和《紅樓夢》有更多益處的書。
這是很多讀者共同的期望。
周汝昌同志應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不辜負大家的這種熱誠的期望。
（原載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注： ⑴編者注：此文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紅樓夢評論集》排印。
文中引用《紅樓夢新證》文字及注釋中頁碼均系舊版。
⑵《紅樓夢新證》一頁。
⑶《紅樓夢問題讨論集》一集一○二頁。
⑷⑸《紅樓夢新證》二九頁。
⑹《紅樓夢研究》一一六頁。
⑺同上書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⑻《紅樓夢問題讨論集》一集一○二頁。
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八二五頁。
⑽《紅樓夢新證》一四頁。
⑾《紅樓夢新證》一三頁。
⑿《紅樓夢新證》一七一頁。
⒀《紅樓夢新證》二○二頁。
⒁《紅樓夢新證》二○三頁。
⒂《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
⒃《且介亭雜文末編 〈出關〉的“關”》。
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
⒅《紅樓夢新證》五八四頁。
⒆《紅樓夢新證》五七四--五七五頁。
因此，要運用“脂批”來幫助理解《紅樓夢》，如果不擺脫“新紅學派”的“脂批”的符咒式的崇拜，用科學的文學理論給以合理的正确的解釋，就不可能跳出“寫實”“自傳”“自叙”的泥沼。
“新紅學家”們以及周汝昌同志都是以這樣的态度信奉着“脂批”，為他們的自然主義“寫生”說作辯護，以否定《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和真實的思想價值 正因為周汝昌同志強調《紅樓夢》的“寫實性”（這一概念和胡适、俞平伯的“寫實”概念并無不同），所以才徹底否定後四十回《紅樓夢》，痛罵高鹗，主張“把他的僞四十回趕快從《紅樓夢》裡割下來扔到字紙簍裡去，不許他附骥流傳，把他的罪狀向普天下讀者控訴，為蒙冤一百數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曹雪芹報仇雪恨！”⒅這種對續作者深惡痛絕的态度，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考證工作。
他甯肯東拉西扯地對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細節考出一個可能性的懸案來，也不願意稍用一點點實際的考證工夫，考證對《紅樓夢》有一定功績的作家高鹗。
難道高鹗不比傅恒、納爾蘇、福彭和甘氏等更有考證價值嗎？很顯然，周汝昌同志不是立足于科學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上進行考證，而是為了用主觀的偏見強調“寫實”“自傳”說，以抹煞已經具有客觀價值的東西。
當然，後四十回《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遠遜于前八十回。
如果曹雪芹寫完全書，一定比續作更成功，更能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
隻可惜曹雪芹并未來得及完成這部傑作，就被環境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但是，前八十回《紅樓夢》悲劇沖突的發展趨勢是明顯的，因而，引起了封建主義文化奴才們的不安，狗尾續貂的大有人在。
而高鹗卻是在這一意義上捍衛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了書中的某些人物的性格與悲劇性的矛盾沖突，保持了悲劇的結局，因而能和前八十回共同流傳在廣大群衆中，這對《紅樓夢》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周汝昌同志抛棄了科學的文學批評觀點，不從藝術形象的完整性方面評價後四十回續書，僅從個别文字的優劣貶低它，否定它，這種極端偏激的态度，對于《紅樓夢》和廣大讀者都是無益的。
俞平伯以唯“文情論”否定高鹗，周汝昌同志則以唯“文字論”來否定高鹗，其客觀效果是完全一緻的。
新證強調科學考證的必要是對的，在批判了一些“舊紅學家”錯誤的考證觀點和方法之後，似乎認為自己的考證就是科學的考證。
但是，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所謂“科學的考證”，是受着怎樣一種強烈的主觀主義的支配，實際上仍未跳出實驗主義考證學的陣地。
新證在談到十七、十八兩回的“脂批”時說，“若像胡适隻于我們能考證出來的零零碎碎、一星半點的地方，信為寫實，而于雪芹費了若許氣力大事鋪寫的兩回書卻一筆抹煞！若是這樣，我卻大感惶惑，一部大書，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以何标準來分疏呢？且如何判定是寫實處多呢？還是虛構處多呢？若是虛構多于寫實時，那麼胡适自己主張的雪芹自傳的說法還能成立呢？不能成立呢？”⒆這一大段将完整的藝術形象機械地割裂為“虛”“實”的二元論的話，一方面表示責備胡适“自傳”說的不徹底，另一方面也是顯示自己的“自傳”說的徹底，“絲毫也不容許懷疑”。
新證确實是以煩瑣的考證工作實踐了自己的錯誤觀點，即更加發展了胡适的荒謬論點，實際上并沒有跳出胡适的陷阱，這就是新證在觀點方法上産生嚴重錯誤的基本症結。
不過，盡管新證在觀點和方法上存在着嚴重錯誤，但作為一部《紅樓夢》考證的書，還是有着不少可取的東西。
作者是以艱苦的勞動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最近，作者正在改寫這本書。
我們希望作者能不限于個别細節的修正，而應進一步從基本觀點和方法上，進行徹底的改變。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我們也相信，作者如果肯于和大家一道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用真理來武裝自己，糾正以往的錯誤觀點，在正确的觀點方法的指導下，重新開始科學的考證工作，一定能将《紅樓夢新證》改寫成一本真正對讀者和古典文學研究者了解曹雪芹和《紅樓夢》有更多益處的書。
這是很多讀者共同的期望。
周汝昌同志應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不辜負大家的這種熱誠的期望。
（原載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注： ⑴編者注：此文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紅樓夢評論集》排印。
文中引用《紅樓夢新證》文字及注釋中頁碼均系舊版。
⑵《紅樓夢新證》一頁。
⑶《紅樓夢問題讨論集》一集一○二頁。
⑷⑸《紅樓夢新證》二九頁。
⑹《紅樓夢研究》一一六頁。
⑺同上書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⑻《紅樓夢問題讨論集》一集一○二頁。
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八二五頁。
⑽《紅樓夢新證》一四頁。
⑾《紅樓夢新證》一三頁。
⑿《紅樓夢新證》一七一頁。
⒀《紅樓夢新證》二○二頁。
⒁《紅樓夢新證》二○三頁。
⒂《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
⒃《且介亭雜文末編 〈出關〉的“關”》。
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
⒅《紅樓夢新證》五八四頁。
⒆《紅樓夢新證》五七四--五七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