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紅樓夢新證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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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藍翎 周汝昌同志所著的《紅樓夢新證》(以下簡稱新證),自一九五三年出版以來,到現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已經銷行了三版,在群衆中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某種意義來說,它是最近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相并行的一部書。

    然而有些人在批評到新證時,卻往往把它和胡适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同等對待,以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新證一筆抹煞。

    我們認為,新證和後二者有所不同。

    在三十九萬字的新證裡,作者在考證工作上确實付出了相當大的勞動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貴的成績;不過在觀點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嚴重的錯誤,甚至發展了某些傳統的錯誤。

     作為一部考證和《紅樓夢》及其作者曹雪芹有關問題的著作,周汝昌同志在寫在卷首裡,曾經明确地提出過自己的任務: 這是一本關于《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

     材料不過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東西;考證也隻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

    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較為便利的條件上,在為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

    因此,在閱讀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時,我們便不能忘掉我們的出發點,即為了上文所謂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為了這部小說和這位作家的批判與評價工作。

    ⑵ 正因如此,所以也就必須首先從這方面來評價新證作者的工作。

     胡适、俞平伯都作過《紅樓夢》的考證工作。

    胡适高唱他的考據是“曆史的考據”,“隻認得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他認為《紅樓夢》的考證工作,“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但是,他在這方面所考證出的成績,卻是微乎其微。

    俞平伯除了引伸或說明胡适的結論,并附帶一點“趣味”的“考證”外,自己也很少獨創性的考證成績可言。

    真正在《紅樓夢》考證工作中,對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較豐富的材料的,在目前來說,新證還是主要的一部著作。

     否定胡适的實驗主義考證方法,絕不等于否定考證工作的必要性,而新證的确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較好的成績。

    因此,對它采取一筆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我們認為,新證的考證成績,可以概括成下述三個方面。

     第一,新證對《紅樓夢》産生前後的一些具體的政治背景,較之過去的“紅學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貴的資料。

    盡管作者對“政治背景”還存在着片面的錯誤的理解,有些成績也是不自覺作出的。

    但這些考證材料的提出,對于理解《紅樓夢》的内容,确實有一定的幫助。

     通過“史料編年”一章(雖然這也是最浪費筆墨的一章),人們可以從當時一些曆史人物的政治活動記載中,了解到從康熙、雍正到乾隆将近百年的封建貴族階級内部的鬥争傾軋情況。

    從曹家世系的官職中,也可看出清朝滿漢地主階級相勾結的殘酷統治。

    清代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鎮壓和奴役各族人民,他的某些官吏有着幾代承襲的特權--政治、經濟上的任意妄為、奢華靡費、殘酷剝削的特權。

    曹寅、李煦在江南一帶任織造和兩淮巡鹽禦史的職務時,曾因所造成的巨大虧空,而屢次陳請“繼任,以謀償補”。

    這對了解《紅樓夢》所描寫的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所謂“護官符”的黑暗政治與封建貴族階級生活的豪華奢侈,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康熙南巡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廉潔皇帝”的行為,給他的臣子造成了多少殘酷剝削人民的借口,拿着老百姓的“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一樣”,就正是他的“德政”。

     第二,新證對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我們批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同志對《紅樓夢》的“寫實”、“自傳”說的觀點,并不等于否認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經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傳性特點的小說,和“紅學家”所理解的“自傳”、“寫實”說是有着根本的區别的。

    一個是堅決提倡藝術的典型概括,一個是堅決排斥藝術的典型概括。

    因為它們雖然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經曆作為創作小說形象的主要基礎,但由于不拘囿于真人真事,進行了深廣的藝術概括,仍然是能夠創造出光輝的典型,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是這樣的作品。

    而所謂“自傳”、“寫實”說,是認為作者對他所描寫的生活現象(包括他自己的和别人的),沒有加以任何的選擇和藝術的概括,更沒有滲入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評價,而隻是很客觀地、冷靜地記錄這些現象。

    這種徹頭徹尾的資産階級的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點,可以導緻種種荒謬的結論,這是必須加以批判和反對的。

     新證能夠整理出曹雪芹的家世事迹,尤其是從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這對于了解《紅樓夢》所描寫的封建社會和貴族大家庭的生活内容,以及作者的經曆對他創作的影響,是有幫助的。

    對曹家由盛到衰的較詳細的考證,特别是對标明着這個封建貴族家族由盛轉衰的主要時代,即從曹寅到他的二字曹颙、曹頫的時代的考證,除去摻雜在其中的一些不正确的說明外,僅就材料來看,确已叙述出曹家“百年盛世”的生活景象。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