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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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格言”紅樓非夢。
此四字早已見于《北京日報》宗春啟的文章。
這句話也代表我的人生觀。
紅樓很真實，夢幻乃假語也。
人生亦真實，痕迹斑斑，扪之尚能觸手，怎說夢幻? 連雪芹的紅樓都非夢幻，何況燕園乎?紅樓今雖難覓，燕園曆曆在目，光景常新——那麼如何又題曰“燕園夢”? 我是在紀念老校友程曦兄。
他在校時就寫了一本《燕園夢》，自費鉛印小冊，贈我一本。
此乃元雜劇體的戲曲自寓之作，我頗擊節賞之。
我兩次到美國，晤此故人。
1980年夏國際紅學大會的“餘興”是中國書畫當場“表演”，程兄畫石，我題詩句，在場者“排隊”紛紛索取。
那回他的論文是“《紅樓》與禅”。
1986秋我重遊威斯康辛州陌地生(此周策縱兄譯Madison之妙語。
舊譯則為“麥迪遜”，索然無味矣)，程兄嫂伉俪駕車數百裡專程來會。
1987年4月1日值我七旬生日，程兄又以梅花詩書扇贈我為壽，程嫂則手制中國點心麻餅為我解故國之鄉思，皆難忘記。
(至于程兄女弟子表演英語《葬花》舞，已在《域外紅情》中粗記，今不複述。
) 前歲策縱兄見告：程兄已作古人，不勝山陽笛韻之感。
我曾向程兄說及《燕園夢》，他說：我自己卻早已沒有這本書了。
他為人豪邁，有英氣，能唱昆曲，曾為陳寅恪先生助手。
在海外執教，授中國戲曲。
燕園非夢，事事可稽。
感謝那個津海關和“劫收”辦事處，它們把我從歧路上送回了正途。
燕園才是我的“學術人生”的起步和成長的美好家園故土，也是我的“精神樂園”。
我入燕園，真是不易。
為什麼我兩次出入燕園?第一次選定這座學府，因為它是當時淪陷中的一處寶島，敵僞惡勢力難入。
我進京報考已是1939年之夏了——小學的耽誤年華(軍閥混戰時期)不再提了，單是中學畢業，本應是天津南開高中1937級，卻遭遇九一八事變，曆經曲折，故插校畢業已是1939。
誰知當年又未能入學，1940之秋，這才跨入燕園(燕京大學的簡稱，也是雅詞)的大門。
1941之冬，又遭日寇封校。
從津海關出來就與母校聯系返校，而答複說：你超過返校時限已太久了，若欲複學，須按插班生重考。
我這個不幸的學子，什麼都“怕”，隻不怕考：我的考卷，入目者(閱卷者)竟是我的老同學——他們早已成了教師。
我的重新“錄取”當然就不是“問題”了。
記得1940之秋初入這座名校，其景色如同仙境，綠柳朱欄，湖波塔影，一座座殿閣，一處處池台，真是名副其實的“園”——是好幾個明清舊園遺迹組成的，而又加上新建的樓宇，金碧璀璨。
滿校一片清新、自由、活潑、高尚的氣息，真像朝暾與曉霞那般美好。
這是我平生從未有過的感受。
但到1947年舊地重遊，我已身世滄桑，年華老大。
朝氣難回，傷情易觸。
我心緒總帶着凄涼的滋味——有時甚至是一種“消沉”或悲懷。
可是，我的潛藏已久的學術之力量卻獲得了喚醒和煥發——我一頭投入了那座全國一流的大圖書館! 有人批我，說是“胡适派”，也許他還真有點兒道理：因為我也許正是天生就有“考據癖”。
不然者，何以我這個西語系的學生一返校就作起“考證”文章來了? 事情要從實而論，空言要調，搔不着癢處，也于人于世無益。
我的意興消沉，精神苦悶，而此時的燕大早已名師散盡，我所聽的課，實在打不動我的心靈了，我自然要另尋自己的“境界”。
于是我想找一個“突破口”小試“牛刀”，看看我的“本領”是否“了得”。
又因這無非是消遣，隻以小題目來遣興，就選中了一個硯銘的考索，盲人瞎馬地作起來。
此硯是我在津海關下班路上見一人孤零零擺一地攤，隻有幾件東西，中有一硯，其質奇重，面色黑，背有淡黃紋理。
硯池上雕一龍。
池側，刻有印章三方，曰：“吳桢”、“周生”、“大雅”。
而左上方有小字甚精，銘曰：“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
舊時北京有東西二小市——亦稱“曉市”，俗呼“鬼市”。
其品格甚佳。
然背面又鑿出一方凹處，刻有草書銘文，字則不太入賞。
心中疑悶，不知何故。
我就要考這個吳桢。
初由同窗孫铮(正剛)兄代覓線索，他以為此吳桢即《皇明從信錄》之撰者。
我順此線路下了很大功夫，寫成一篇《吳桢考》。
後來弄清了：那全無關涉，此位吳周生乃是明代與陳繼儒同世的書物收藏名家，故宮舊日珂羅版影印的《蘭亭》帖上早有他的收藏印記。
後于《圖書集成》中也
此四字早已見于《北京日報》宗春啟的文章。
這句話也代表我的人生觀。
紅樓很真實，夢幻乃假語也。
人生亦真實，痕迹斑斑，扪之尚能觸手，怎說夢幻? 連雪芹的紅樓都非夢幻，何況燕園乎?紅樓今雖難覓，燕園曆曆在目，光景常新——那麼如何又題曰“燕園夢”? 我是在紀念老校友程曦兄。
他在校時就寫了一本《燕園夢》，自費鉛印小冊，贈我一本。
此乃元雜劇體的戲曲自寓之作，我頗擊節賞之。
我兩次到美國，晤此故人。
1980年夏國際紅學大會的“餘興”是中國書畫當場“表演”，程兄畫石，我題詩句，在場者“排隊”紛紛索取。
那回他的論文是“《紅樓》與禅”。
1986秋我重遊威斯康辛州陌地生(此周策縱兄譯Madison之妙語。
舊譯則為“麥迪遜”，索然無味矣)，程兄嫂伉俪駕車數百裡專程來會。
1987年4月1日值我七旬生日，程兄又以梅花詩書扇贈我為壽，程嫂則手制中國點心麻餅為我解故國之鄉思，皆難忘記。
(至于程兄女弟子表演英語《葬花》舞，已在《域外紅情》中粗記，今不複述。
) 前歲策縱兄見告：程兄已作古人，不勝山陽笛韻之感。
我曾向程兄說及《燕園夢》，他說：我自己卻早已沒有這本書了。
他為人豪邁，有英氣，能唱昆曲，曾為陳寅恪先生助手。
在海外執教，授中國戲曲。
燕園非夢，事事可稽。
感謝那個津海關和“劫收”辦事處，它們把我從歧路上送回了正途。
燕園才是我的“學術人生”的起步和成長的美好家園故土，也是我的“精神樂園”。
我入燕園，真是不易。
為什麼我兩次出入燕園?第一次選定這座學府，因為它是當時淪陷中的一處寶島，敵僞惡勢力難入。
我進京報考已是1939年之夏了——小學的耽誤年華(軍閥混戰時期)不再提了，單是中學畢業，本應是天津南開高中1937級，卻遭遇九一八事變，曆經曲折，故插校畢業已是1939。
誰知當年又未能入學，1940之秋，這才跨入燕園(燕京大學的簡稱，也是雅詞)的大門。
1941之冬，又遭日寇封校。
從津海關出來就與母校聯系返校，而答複說：你超過返校時限已太久了，若欲複學，須按插班生重考。
我這個不幸的學子，什麼都“怕”，隻不怕考：我的考卷，入目者(閱卷者)竟是我的老同學——他們早已成了教師。
我的重新“錄取”當然就不是“問題”了。
記得1940之秋初入這座名校，其景色如同仙境，綠柳朱欄，湖波塔影，一座座殿閣，一處處池台，真是名副其實的“園”——是好幾個明清舊園遺迹組成的，而又加上新建的樓宇，金碧璀璨。
滿校一片清新、自由、活潑、高尚的氣息，真像朝暾與曉霞那般美好。
這是我平生從未有過的感受。
但到1947年舊地重遊，我已身世滄桑，年華老大。
朝氣難回，傷情易觸。
我心緒總帶着凄涼的滋味——有時甚至是一種“消沉”或悲懷。
可是，我的潛藏已久的學術之力量卻獲得了喚醒和煥發——我一頭投入了那座全國一流的大圖書館! 有人批我，說是“胡适派”，也許他還真有點兒道理：因為我也許正是天生就有“考據癖”。
不然者，何以我這個西語系的學生一返校就作起“考證”文章來了? 事情要從實而論，空言要調，搔不着癢處，也于人于世無益。
我的意興消沉，精神苦悶，而此時的燕大早已名師散盡，我所聽的課，實在打不動我的心靈了，我自然要另尋自己的“境界”。
于是我想找一個“突破口”小試“牛刀”，看看我的“本領”是否“了得”。
又因這無非是消遣，隻以小題目來遣興，就選中了一個硯銘的考索，盲人瞎馬地作起來。
此硯是我在津海關下班路上見一人孤零零擺一地攤，隻有幾件東西，中有一硯，其質奇重，面色黑，背有淡黃紋理。
硯池上雕一龍。
池側，刻有印章三方，曰：“吳桢”、“周生”、“大雅”。
而左上方有小字甚精，銘曰：“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
舊時北京有東西二小市——亦稱“曉市”，俗呼“鬼市”。
其品格甚佳。
然背面又鑿出一方凹處，刻有草書銘文，字則不太入賞。
心中疑悶，不知何故。
我就要考這個吳桢。
初由同窗孫铮(正剛)兄代覓線索，他以為此吳桢即《皇明從信錄》之撰者。
我順此線路下了很大功夫，寫成一篇《吳桢考》。
後來弄清了：那全無關涉，此位吳周生乃是明代與陳繼儒同世的書物收藏名家，故宮舊日珂羅版影印的《蘭亭》帖上早有他的收藏印記。
後于《圖書集成》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