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境界--留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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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水鄉，性情必有所關，豈敢引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古語，豈敢以“智者”為比拟?我是要寫我與大都市的“感情沖突”的來由。
天津地方的特點是水陸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運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豐物阜，風俗奢華，乾隆年間已有“小揚州”的綽号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國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籠罩了這處魚米之鄉，洋樓、柏油馬路……改變了青溪翠葦、綠樹紅牆。
我十多歲第一回從家裡進入津市(鄉語叫“上衛”，還是明代的遺詞)，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喜歡這種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對一個“村童”來說當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感覺是煩悶，不快活。那“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曬，發出一種令我十分難過的氣味和刺目的反光，我有窒息感與“沙漠”感——這一切總括起來說就是把人和自然盡其可能地都隔離起來，我所熟悉習慣的水土忽然都變成了洋灰、砂礫、磚頭、瀝青……我很難承受這種“巨變”。
這一點其實是短言所不能說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将我生長的“時空”的“空”，先粗粗交待一下，然後再講幾句“時”。
我出生于民國七年，1918，歲次戊午。而轟轟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運動就發生在後一年。不必詞費，這是一個最簡明的“時代标志”了。
這就說明，我的“時空”都處在一個“交叉”點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末細小，所以足夠讓我這個村童“承擔”的——我幼稚的心靈上早就有一種迷惘與“不好辦”的莫名之惆怅。
我半懂事時，以至上小學，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先生詩)的年代，熟聞什麼“奉軍”、“敗兵”……一串名詞，還有“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的口号印象很深。其他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無緣聽到，更談不上理解與吸取，甚至親聆老農民對“時局”所抒發的感慨：“這号人，弄不好，還得出真龍天子才行!”
因此，我既少知識，更缺師導。思想，志向，都不在我這兒發生自覺性。這是很可憐的。
從文化講，五四是認為中華祖宗幾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該扔掉毀卻，另行尋祖認宗方能活命。于是從外湧入的紛然雜陳。躁動、雜亂、膚淺、庸俗、無聊……是時代的特征吧，青年人的教養與教育、志趣與路向，也脫離不了時代給他的熏陶與鑄造。
社會現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賣力氣的、擔挑小販等，還是長袍，“兩截衣”隻是家裡的打扮，見人是不可以的，那是無禮。年節喜壽或專誠拜會，必加馬褂(清代禮服)，戴帽，即店鋪掌櫃的與學徒，亦無例外。過年了，木匠師傅也換一身新布衣，有的還要換袍褂。見面打招呼，有稱謂，有問候緻敬之言詞。
婦女更不同：四五十歲的，出門坐轎車(轎車，是木結構雙輪長轅駕騾馬的高雅級的車，因有“軒罩”，三面小窗，故謂之轎車。勿與今日之小汽車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須将兩腿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難看”了。大閨女(沒有“姑娘”這詞兒)很多還纏足，梳大辮子，走路風度端靜規矩。平時不出門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會有嬉笑打鬧、随便自由的姿态。
大約我将近二十歲時，婦女方有剪發的，當時叫做“摩登”(modern之譯音，用時很少敬意)，年歲大些的還很“看不慣”，氣憤地評論：“可難看死了，活像水陸上畫的!”原來“水陸”專指僧人為喪家做佛事時棚内懸挂“陰司地獄”畫屏，女鬼才披頭散發!(那在舊時是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瘋子、白癡……)
現今人已不知：中華婦容，頭髻最為重要，看一位少婦梳頭，與看她做的針線活計，是同一等級品評她為人的标準；君不見劉姥姥描叙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點就是“梳的油光的頭”!頭發極可珍愛，講究梳得一根頭發刺兒也不能吹起，不要說披散了。
到市裡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發燙彎兒，穿的單旗袍緊箍在身上，講究露大腿，露“曲線”……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為何說起這些來?因我不會“從理論上”概括這個時代的特性，隻好用這麼一些例子，“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處的“時空”是多麼奇特而又複雜的“境界”!我就是在這樣的曆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書生。
我不新不舊，又新又舊。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懸在一個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點，處境尴尬得可以。我非聖賢，也不是英雄豪傑，就是這麼十分寒伧的出身。“現身”說“法”，這是掩飾打扮不得的。
詩曰：
大化從來變幾端，我生之世态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馬盲人旅亦難。
天津地方的特點是水陸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運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豐物阜，風俗奢華，乾隆年間已有“小揚州”的綽号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國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籠罩了這處魚米之鄉，洋樓、柏油馬路……改變了青溪翠葦、綠樹紅牆。
我十多歲第一回從家裡進入津市(鄉語叫“上衛”，還是明代的遺詞)，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喜歡這種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對一個“村童”來說當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感覺是煩悶，不快活。那“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曬，發出一種令我十分難過的氣味和刺目的反光，我有窒息感與“沙漠”感——這一切總括起來說就是把人和自然盡其可能地都隔離起來，我所熟悉習慣的水土忽然都變成了洋灰、砂礫、磚頭、瀝青……我很難承受這種“巨變”。
這一點其實是短言所不能說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将我生長的“時空”的“空”，先粗粗交待一下，然後再講幾句“時”。
我出生于民國七年，1918，歲次戊午。而轟轟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運動就發生在後一年。不必詞費，這是一個最簡明的“時代标志”了。
這就說明，我的“時空”都處在一個“交叉”點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末細小，所以足夠讓我這個村童“承擔”的——我幼稚的心靈上早就有一種迷惘與“不好辦”的莫名之惆怅。
我半懂事時，以至上小學，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先生詩)的年代，熟聞什麼“奉軍”、“敗兵”……一串名詞，還有“抵制日貨”、“反對二十一條”的口号印象很深。其他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無緣聽到，更談不上理解與吸取，甚至親聆老農民對“時局”所抒發的感慨：“這号人，弄不好，還得出真龍天子才行!”
因此，我既少知識，更缺師導。思想，志向，都不在我這兒發生自覺性。這是很可憐的。
從文化講，五四是認為中華祖宗幾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該扔掉毀卻，另行尋祖認宗方能活命。于是從外湧入的紛然雜陳。躁動、雜亂、膚淺、庸俗、無聊……是時代的特征吧，青年人的教養與教育、志趣與路向，也脫離不了時代給他的熏陶與鑄造。
社會現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賣力氣的、擔挑小販等，還是長袍，“兩截衣”隻是家裡的打扮，見人是不可以的，那是無禮。年節喜壽或專誠拜會，必加馬褂(清代禮服)，戴帽，即店鋪掌櫃的與學徒，亦無例外。過年了，木匠師傅也換一身新布衣，有的還要換袍褂。見面打招呼，有稱謂，有問候緻敬之言詞。
婦女更不同：四五十歲的，出門坐轎車(轎車，是木結構雙輪長轅駕騾馬的高雅級的車，因有“軒罩”，三面小窗，故謂之轎車。勿與今日之小汽車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須将兩腿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難看”了。大閨女(沒有“姑娘”這詞兒)很多還纏足，梳大辮子，走路風度端靜規矩。平時不出門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會有嬉笑打鬧、随便自由的姿态。
大約我将近二十歲時，婦女方有剪發的，當時叫做“摩登”(modern之譯音，用時很少敬意)，年歲大些的還很“看不慣”，氣憤地評論：“可難看死了，活像水陸上畫的!”原來“水陸”專指僧人為喪家做佛事時棚内懸挂“陰司地獄”畫屏，女鬼才披頭散發!(那在舊時是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瘋子、白癡……)
現今人已不知：中華婦容，頭髻最為重要，看一位少婦梳頭，與看她做的針線活計，是同一等級品評她為人的标準；君不見劉姥姥描叙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點就是“梳的油光的頭”!頭發極可珍愛，講究梳得一根頭發刺兒也不能吹起，不要說披散了。
到市裡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發燙彎兒，穿的單旗袍緊箍在身上，講究露大腿，露“曲線”……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為何說起這些來?因我不會“從理論上”概括這個時代的特性，隻好用這麼一些例子，“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處的“時空”是多麼奇特而又複雜的“境界”!我就是在這樣的曆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書生。
我不新不舊，又新又舊。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懸在一個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點，處境尴尬得可以。我非聖賢，也不是英雄豪傑，就是這麼十分寒伧的出身。“現身”說“法”，這是掩飾打扮不得的。
詩曰：
大化從來變幾端，我生之世态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馬盲人旅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