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眼相招感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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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重返燕園，仍在西語系讀書。
其時錢鐘書先生正在清華大學教授外國文學。
燕京、清華兩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徑到清華園去訪友。
敝友也是讀外文的，時常向我說及錢先生。
(燕京大學北部包括了朗潤園，其命名是與清華對仗之義，蓋取唐太宗《聖教序》稱贊玄奘法師“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潤”也。
)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學校也遭受了巨創，舊識師生寥寥無幾，中文系的閻簡弼先生，不拿我當“學生”，相見則論學問，他向我推薦錢先生的《談藝錄》(開明書店版)。
我從吳允曾兄(哲學系，為教師)借得此書。
這是我始“識”錢先生的因緣，讀之深為得味，喜歡這種治學之路數。
後來，又讀到他的《圍城》。
對此小說，我不妨直言，心裡并不怎麼推崇，它的氣味流露出筆緻心境的聰穎輕巧——不少讀者最賞它的“機警”、“俏皮”、“幽默”……的語文風格，其實這并非錢先生的真高處，甚至可說是一種“短處”——它吸引一部分讀者的興趣與賞愛，卻難以屬于偉大文學創作的等級。
又後來，友人幫助去聽了一次錢先生的課堂講授，他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有别于“美國英語”)，講述潇灑，風緻不凡，不愧為名教授，深得學生們的敬佩。
但我們的交往并非師生之誼，卻帶有一點“傳奇”的色彩。
大約是1948年之秋，因讀雪萊的OdetotheWestWind(《西風頌》)，一時興起，即以《楚辭》“騷體”譯為漢詩。
友人見而賞之，就拿給錢先生看，從此得到了他的青目。
記得一封惠劄有雲(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來為不虛矣! 友人給我的溢美誇贊，恐怕也起了作用，以緻錢先生竟有興緻邀我這個學生去晚餐。
我感到這真是一種殊榮。
當然也忘不了楊绛夫人的盛意，要為治馔費事。
記得清楚的是，有一盤烹大蝦(津沽稱“對蝦”)，當時的北京此乃不多見的佳品。
我的記憶力大半失靈了——這次餐間的談話，竟不複存一字于胸臆中，隻記得在感動之下，回來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們倡和的七律詩曾有很多篇，一字無存。
有我和他原韻的，回信贊我押韻“如土委地”：即渾融一體、了無勉強之痕迹的比喻。
錢先生如此稱賞一名在校學員，并不足以說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異，卻令我體會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語之人已然無多了。
那時我的英漢對譯的興緻特高，所選目标都是最佳的，為的是考驗自己的語文能力與治學真誠。
一次選定了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那種獨具風神的文言使我傾倒擊節，譯起來倒沒有什麼困阻——卻被幾個很長很生的外國人名卡住了，無法查對原文；于是我寫信求教于錢先生。
蒙回劄說(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見可知為×××……(外國人名)，而某某、某某……我也不知。
(這些人名俱不記憶，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 燕大圖書館是一座出奇的寶庫，你想找的書，可在此處不費任何煩難手續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證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
我這個西語系學生，專借線裝書，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 那時借書極為便利：隻需在書卡上簽名(或學号)就可以了。
我所借的，一看書卡，竟是空白，我為多年來的第一個借閱人，這令我頗為驚訝而感歎。
另有若幹部清初人詩文集，則書卡上有了一個簽名者——竟是“錢鐘書”。
例如順、康時的顧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詩集》，也隻有我們二人借過，而書眉上卻有墨筆批注語，入眼便知此皆錢先生
其時錢鐘書先生正在清華大學教授外國文學。
燕京、清華兩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徑到清華園去訪友。
敝友也是讀外文的，時常向我說及錢先生。
(燕京大學北部包括了朗潤園，其命名是與清華對仗之義，蓋取唐太宗《聖教序》稱贊玄奘法師“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潤”也。
)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學校也遭受了巨創，舊識師生寥寥無幾，中文系的閻簡弼先生，不拿我當“學生”，相見則論學問，他向我推薦錢先生的《談藝錄》(開明書店版)。
我從吳允曾兄(哲學系，為教師)借得此書。
這是我始“識”錢先生的因緣，讀之深為得味，喜歡這種治學之路數。
後來，又讀到他的《圍城》。
對此小說，我不妨直言，心裡并不怎麼推崇，它的氣味流露出筆緻心境的聰穎輕巧——不少讀者最賞它的“機警”、“俏皮”、“幽默”……的語文風格，其實這并非錢先生的真高處，甚至可說是一種“短處”——它吸引一部分讀者的興趣與賞愛，卻難以屬于偉大文學創作的等級。
又後來，友人幫助去聽了一次錢先生的課堂講授，他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有别于“美國英語”)，講述潇灑，風緻不凡，不愧為名教授，深得學生們的敬佩。
但我們的交往并非師生之誼，卻帶有一點“傳奇”的色彩。
大約是1948年之秋，因讀雪萊的OdetotheWestWind(《西風頌》)，一時興起，即以《楚辭》“騷體”譯為漢詩。
友人見而賞之，就拿給錢先生看，從此得到了他的青目。
記得一封惠劄有雲(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來為不虛矣! 友人給我的溢美誇贊，恐怕也起了作用，以緻錢先生竟有興緻邀我這個學生去晚餐。
我感到這真是一種殊榮。
當然也忘不了楊绛夫人的盛意，要為治馔費事。
記得清楚的是，有一盤烹大蝦(津沽稱“對蝦”)，當時的北京此乃不多見的佳品。
我的記憶力大半失靈了——這次餐間的談話，竟不複存一字于胸臆中，隻記得在感動之下，回來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們倡和的七律詩曾有很多篇，一字無存。
有我和他原韻的，回信贊我押韻“如土委地”：即渾融一體、了無勉強之痕迹的比喻。
錢先生如此稱賞一名在校學員，并不足以說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異，卻令我體會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語之人已然無多了。
那時我的英漢對譯的興緻特高，所選目标都是最佳的，為的是考驗自己的語文能力與治學真誠。
一次選定了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那種獨具風神的文言使我傾倒擊節，譯起來倒沒有什麼困阻——卻被幾個很長很生的外國人名卡住了，無法查對原文；于是我寫信求教于錢先生。
蒙回劄說(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見可知為×××……(外國人名)，而某某、某某……我也不知。
(這些人名俱不記憶，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 燕大圖書館是一座出奇的寶庫，你想找的書，可在此處不費任何煩難手續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證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
我這個西語系學生，專借線裝書，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 那時借書極為便利：隻需在書卡上簽名(或學号)就可以了。
我所借的，一看書卡，竟是空白，我為多年來的第一個借閱人，這令我頗為驚訝而感歎。
另有若幹部清初人詩文集，則書卡上有了一個簽名者——竟是“錢鐘書”。
例如順、康時的顧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詩集》，也隻有我們二人借過，而書眉上卻有墨筆批注語，入眼便知此皆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