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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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文康在《兒女英雄傳》裡寫安公子安龍媒(骥)，這傻瓜因父遭受誣難，帶了銀子遠行贖救，絲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險厄，老仆華忠的諄諄囑咐是：“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交一片心!”于是他牢牢記住——等到十三妹何玉鳳問他帶了多少銀子時，他就按實數算出“三分之一”來向那不識面的女子“報賬”。
這簡直寫盡了書呆子的一片“老謀深算”和煞費苦心。
但我無法與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見了人，就忘了“三分話”的忠告，卻總是傾心吐膽，一片心全部交出。
人家一聽便知：這倒是個傻瓜，好對付；心裡早已有了盤算：今後如何來“使用”之。
書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憐亦如此。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
古語雲：傻人自有傻人福。
我也有“福”。
這“福”就是到處有好人暗中護念扶持——算命的常說，“犯小人”，“有貴人”，似乎真有此理。
我既犯小人之忌，又得貴人之助。
這也可謂“得天獨厚”了，還不該“知足常樂”乎? 回顧大半生，求學是小學、中學、大學三階段因戰亂、淪陷，失學廢學共計十餘年之多，掙紮到大學畢業，已年華老大，别人無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學都已功業成就了，我是個最不幸者。
但我學業成績好，從高中起，憑獎學金上學，沒花過家中什麼錢(一個破落的舊式大家庭)。
再說就職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職所緻。
平生工作三大階段：一高校教書，二出版社編輯，三研究院顧問兼研究員，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職的。
有特聘，有特調，有商請。
我若說自己恥于鑽營謀求，就會有自誇之嫌；如謂自己根本不會鑽營奔競，則并無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學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國研究生找我，幫他(她)們讀古書。
到華西大學去教翻譯，是因一篇英文論文的“因緣”特電來聘。
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馮雪峰請中宣部特電川大調京。
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話相邀而成議的(我雙目損後，協和醫院主治大夫張承芬女士，三次主動給我開出證明書，說再不可做編輯工作了。
我還是并未辭職，社方也并未“處置”我。
我仍想回高校教課，亦未定。
适胡文彬先生來訪，對我說，還是進研究院，和我們在一起吧!因此這才決定調職的——筆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動辦理或出版社來索書稿。
我在患難、險困中，總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護幫扶。
遭到無端的誣謗攻擊，其勢洶洶，又總有正義之士代為抱打不平，說幾句公道話或揭示真相。
所有這些，還不是“貴人”是什麼?如以為那是迷信，則可以不用彼語，就讨個自大，說是“吉人天相”，大概也還使得吧? 自己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
因為實在很多，難以盡舉，況且亦難與人言、不便昌言者，故隻随手記其數端，豹斑鼎脔，又何必求益求全乎? 不知為何，我極惜紙，怕看見人糟蹋紙。
自己有紙也舍不得使，破紙條、包物紙，都存着“備用”。
張中行先生撰文寫我，說我寫信用的紙都是大小破爛的紙片，就說我這麼“不在乎”整潔，是“六朝人物”(此外他寫我耳目皆損之可笑，比如咫尺間不識對面誰何，比如打雷也如無所聞，别的就沒什麼可言了)。
我又極愛漢字，看見破壞、醜化、作踐漢字的現象，都很難過，認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
特别喜愛民間無名(不留姓名)的良工巧匠，手工玩具，年畫，燈彩，鼓樂，蓋廟的，塑像的，壁畫的，刻木的，雕玉的……都是大師，都比文人可愛可珍，我簡直是崇拜他們——也替他們抱屈。
我不是“宰相”或權位者，說自己“愛才”有點兒不太對勁兒，但我實實是惜才重才——見人有一善一長，也心喜意惬，願為之揄揚說項。
因此給人作序，寫評職稱的鑒定，甚至調工作的請求信件，寫信，倡和……絕不自惜一點兒力氣心血。
為此，有時朋友評我熱心太切，往往稱贊過高，惹人譏議，勸我加慎，宜識人辨品。
其言極是，可我終難改過。
給一些人效了勞，他們過後如陌路人，連個紙片也不肯回賜了。
這也是我的“報應”吧? 我很樂意為人解困分憂，也救過人的命參看《水寨奇遇記》篇［附記］。
。
“不幹己事休開口”，怎麼“自責”也辦不到。
因此得罪人，也受報應。
更不幸者，當然也會遇上“中山狼”一類可怕的人物。
以上，都是書呆子的脾性，可為明證。
我崇拜中華文藝史上的“三聖”：書聖王右軍，詩聖杜少陵，稗聖曹雪芹。
此外也頂禮“二山”：晚唐詩人李義山(商隐)與北宋詞人晏小山(幾［ｊī］道)。
我酷愛美玉，酷嗜民族音樂戲曲。
除了咬文嚼字、弄筆掉文，我什麼也無能為，也不會做。
“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廢物一個。
我堅信今後的時代社會，絕不會再出現我這樣的人了。
詩曰： 一介書生總性呆，也緣奇事見微懷。
豈同春夢随雲散，彩線金針繡得來。
寫于庚辰七月中元節前
這簡直寫盡了書呆子的一片“老謀深算”和煞費苦心。
但我無法與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見了人，就忘了“三分話”的忠告，卻總是傾心吐膽，一片心全部交出。
人家一聽便知：這倒是個傻瓜，好對付；心裡早已有了盤算：今後如何來“使用”之。
書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憐亦如此。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
古語雲：傻人自有傻人福。
我也有“福”。
這“福”就是到處有好人暗中護念扶持——算命的常說，“犯小人”，“有貴人”，似乎真有此理。
我既犯小人之忌，又得貴人之助。
這也可謂“得天獨厚”了，還不該“知足常樂”乎? 回顧大半生，求學是小學、中學、大學三階段因戰亂、淪陷，失學廢學共計十餘年之多，掙紮到大學畢業，已年華老大，别人無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學都已功業成就了，我是個最不幸者。
但我學業成績好，從高中起，憑獎學金上學，沒花過家中什麼錢(一個破落的舊式大家庭)。
再說就職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職所緻。
平生工作三大階段：一高校教書，二出版社編輯，三研究院顧問兼研究員，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職的。
有特聘，有特調，有商請。
我若說自己恥于鑽營謀求，就會有自誇之嫌；如謂自己根本不會鑽營奔競，則并無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學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國研究生找我，幫他(她)們讀古書。
到華西大學去教翻譯，是因一篇英文論文的“因緣”特電來聘。
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馮雪峰請中宣部特電川大調京。
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話相邀而成議的(我雙目損後，協和醫院主治大夫張承芬女士，三次主動給我開出證明書，說再不可做編輯工作了。
我還是并未辭職，社方也并未“處置”我。
我仍想回高校教課，亦未定。
适胡文彬先生來訪，對我說，還是進研究院，和我們在一起吧!因此這才決定調職的——筆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動辦理或出版社來索書稿。
我在患難、險困中，總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護幫扶。
遭到無端的誣謗攻擊，其勢洶洶，又總有正義之士代為抱打不平，說幾句公道話或揭示真相。
所有這些，還不是“貴人”是什麼?如以為那是迷信，則可以不用彼語，就讨個自大，說是“吉人天相”，大概也還使得吧? 自己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
因為實在很多，難以盡舉，況且亦難與人言、不便昌言者，故隻随手記其數端，豹斑鼎脔，又何必求益求全乎? 不知為何，我極惜紙，怕看見人糟蹋紙。
自己有紙也舍不得使，破紙條、包物紙，都存着“備用”。
張中行先生撰文寫我，說我寫信用的紙都是大小破爛的紙片，就說我這麼“不在乎”整潔，是“六朝人物”(此外他寫我耳目皆損之可笑，比如咫尺間不識對面誰何，比如打雷也如無所聞，别的就沒什麼可言了)。
我又極愛漢字，看見破壞、醜化、作踐漢字的現象，都很難過，認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
特别喜愛民間無名(不留姓名)的良工巧匠，手工玩具，年畫，燈彩，鼓樂，蓋廟的，塑像的，壁畫的，刻木的，雕玉的……都是大師，都比文人可愛可珍，我簡直是崇拜他們——也替他們抱屈。
我不是“宰相”或權位者，說自己“愛才”有點兒不太對勁兒，但我實實是惜才重才——見人有一善一長，也心喜意惬，願為之揄揚說項。
因此給人作序，寫評職稱的鑒定，甚至調工作的請求信件，寫信，倡和……絕不自惜一點兒力氣心血。
為此，有時朋友評我熱心太切，往往稱贊過高，惹人譏議，勸我加慎，宜識人辨品。
其言極是，可我終難改過。
給一些人效了勞，他們過後如陌路人，連個紙片也不肯回賜了。
這也是我的“報應”吧? 我很樂意為人解困分憂，也救過人的命參看《水寨奇遇記》篇［附記］。
。
“不幹己事休開口”，怎麼“自責”也辦不到。
因此得罪人，也受報應。
更不幸者，當然也會遇上“中山狼”一類可怕的人物。
以上，都是書呆子的脾性，可為明證。
我崇拜中華文藝史上的“三聖”：書聖王右軍，詩聖杜少陵，稗聖曹雪芹。
此外也頂禮“二山”：晚唐詩人李義山(商隐)與北宋詞人晏小山(幾［ｊī］道)。
我酷愛美玉，酷嗜民族音樂戲曲。
除了咬文嚼字、弄筆掉文，我什麼也無能為，也不會做。
“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廢物一個。
我堅信今後的時代社會，絕不會再出現我這樣的人了。
詩曰： 一介書生總性呆，也緣奇事見微懷。
豈同春夢随雲散，彩線金針繡得來。
寫于庚辰七月中元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