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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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見了我，最常發的一問就是你怎麼走上了紅學的道路?
既然大家對此話題頗欲一聞其來由緣故，我也不厭其煩地向他們陳說一遍，詳略雖殊，事情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讓我也深感這原來不是一件“小事”。
我治紅學，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
兩者相交，适成一種曆史文化萬象中之一象。
先說“偶然性”。
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真正關系之微妙難以盡究，最是耐人尋味了。
比如說，我的紅學開端是由于發現了胡适先生久尋無獲的《懋齋詩鈔》，這是很大的偶然性現象；但我不到燕京大學，怎能在那無比豐富的圖書館去發現它?這就又要問：我單單到燕大去讀書，這是偶然性還是必然性?——這下子，就又牽扯到日軍破壞我的南開中學母校與他們複又破壞我的燕大母校的侵華、抗日的無窮曆史因由事故交織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臨”到我身上的這段“傳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細想起來，都包含着“萬層”因緣，“有緣千裡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确實如此。
你與某人某事無緣，就是近已“交臂”，也會毫不相幹，連“失之”也談不上，因為根本不發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與理念。
而“緣”，又該如何作出“科學解說”?我至今還是極盼有人能開我茅塞。
因此我以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發現《懋齋詩鈔》，遲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紅學的研究。
這個“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學慕學，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長大些受兄長啟迪，愛文學，喜小說，初中高中時期已與《紅樓》結下不淺的因緣——在高中時與同窗黃裳天天大談《紅樓》，我說我課餘下功夫學英文是要将《紅樓》譯為外文，向世界介紹(如林語堂之譯《浮生六記》)；并且還說：我要創造一個新英文字：Redology——紅學。
你看：我的“紅學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後話，不過是一種“繼續”或“發展”罷了。
如今且說《懋齋詩鈔》。
如果把發現此書一事孤立起來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簡單了。
苦度八年抗戰、淪陷之後，1947年之秋于百般艱難曲折中重返燕園以續未完之學業。
其時家四兄祜昌世途蹇頓，失業家居，寂寞無聊中，以一部“亞東”版《紅樓夢》(借到的舊書)遣悶。
他讀卷首的胡适的考證文章，引發了對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見胡先生尋得敦誠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齋詩鈔》竟不可得，深以為憾，就寫信來囑我留意此書的蹤影。
我接信後，幾乎是立刻，即直入圖書館，去查卡片櫃。
使我驚喜，
我治紅學，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
兩者相交，适成一種曆史文化萬象中之一象。
先說“偶然性”。
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真正關系之微妙難以盡究，最是耐人尋味了。
比如說，我的紅學開端是由于發現了胡适先生久尋無獲的《懋齋詩鈔》，這是很大的偶然性現象；但我不到燕京大學，怎能在那無比豐富的圖書館去發現它?這就又要問：我單單到燕大去讀書，這是偶然性還是必然性?——這下子，就又牽扯到日軍破壞我的南開中學母校與他們複又破壞我的燕大母校的侵華、抗日的無窮曆史因由事故交織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臨”到我身上的這段“傳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細想起來，都包含着“萬層”因緣，“有緣千裡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确實如此。
你與某人某事無緣，就是近已“交臂”，也會毫不相幹，連“失之”也談不上，因為根本不發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與理念。
而“緣”，又該如何作出“科學解說”?我至今還是極盼有人能開我茅塞。
因此我以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發現《懋齋詩鈔》，遲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紅學的研究。
這個“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學慕學，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長大些受兄長啟迪，愛文學，喜小說，初中高中時期已與《紅樓》結下不淺的因緣——在高中時與同窗黃裳天天大談《紅樓》，我說我課餘下功夫學英文是要将《紅樓》譯為外文，向世界介紹(如林語堂之譯《浮生六記》)；并且還說：我要創造一個新英文字：Redology——紅學。
你看：我的“紅學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後話，不過是一種“繼續”或“發展”罷了。
如今且說《懋齋詩鈔》。
如果把發現此書一事孤立起來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簡單了。
苦度八年抗戰、淪陷之後，1947年之秋于百般艱難曲折中重返燕園以續未完之學業。
其時家四兄祜昌世途蹇頓，失業家居，寂寞無聊中，以一部“亞東”版《紅樓夢》(借到的舊書)遣悶。
他讀卷首的胡适的考證文章，引發了對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見胡先生尋得敦誠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齋詩鈔》竟不可得，深以為憾，就寫信來囑我留意此書的蹤影。
我接信後，幾乎是立刻，即直入圖書館，去查卡片櫃。
使我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