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紅學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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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剛
平生兩次遊美，1980年的國際紅學大會已有文粗記。
1986年秋又重遊，是去做LuceScholar(魯斯學者)。
提起Luce，早有緣分：我入燕京大學(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處遊賞之地即是LucePavilion，乃Luce捐資所建，燕園中人則稱之曰“島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個小島，乾隆時舊園遺迹石舫，即在其東側。
我在亭中加入國劇社，唱了一段“西皮慢闆”；中秋夜獨到亭旁賞月懷鄉。
那時如何想到我七十歲時又與其續結學緣。
閑話休題。
且說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見一份華文大報上的一條鬥大的鉛字标題：《紅樓風雨急》!不禁大吃一驚。
細讀了這整版的長文，方知是夏、唐兩位老朋友因薄物細故的“《紅樓》問題”而起了争端——由學術竟發展到學術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貶……唐德剛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題是：《夏志清貼我的“大字報”》(此乃戲用大陸“文革”時的用語)。
簡直又驚人又逗人，一時軒然大波，震動紐約教育、學術界。
但他們兩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時“交鋒”，不久就為關心的友好們“打和”了，複交如初。
這是一樁趣聞兼佳話，二人風格皆可師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Madison。
1987年暮春之初，紐約的學者及華人文化團體都來邀我到紐約去講紅學。
于是我才有了東行的機緣與興會。
先說明，那春夏是兩次訪問了紐約。
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頓轉到紐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顧。
我是個不太好“挪動”的人，雖有Luce的旅行費，也不想到各城去廣開眼界。
忽有學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講《紅》。
這是美國數一數二、幾乎壓倒哈佛的名校，我卻願去看看。
于是商量講什麼題目，浦先生喜歡聽我講《紅樓》結構學，約定後于3月31日飛抵紐約，一位美國學生到站迎接，并開車直奔普城。
到達寓所還未坐定，台灣籍名教授高友工先生便熱情來打招呼——後知他是向來不肯如此行動的，對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禮數了。
對此，我深為銘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點，桌上已擺滿了鮮花。
那天是中華古曆三月初四，我的七十歲生日，見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當時遇有一位日本訪問學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畢，緻禮而去。
那天下午，在“壯思堂”講《紅》，頗受歡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記。
講後又有小型講座，皆大陸、港、台女學士，一位美國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說，認為巴金受《紅》的影響)。
大陸二女士，一為呂正操先生的女兒，一位是在京熟識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吳得安(她畢業赴美，我作數首絕句贈行)。
晚上是浦先生請晚飯，特到一家華人飯館，吳女士作陪——浦先生卻在一旁幹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豬肉。
吳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請我(與女兒倫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飯。
浦先生有事來不了。
食次，高先生勸促我，“你先把那幾回最關鍵的補出來!”這是指雪芹八十回後的佚文而言的。
他的一篇英文論文講《紅樓》的詩境，極好(可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又次日，浦、吳兩位熱情送我們到火車站，車票還優待老人。
火車十分平靜，緩緩而行，一點兒也無雜亂之形迹。
到了紐約，本來隻想會見夏志清與唐德剛兩先生。
唐先生在1980年紅學大會上已然結識，成了熟人，夏先生則聞名不曾謀面。
可是，最先來訪我的卻是台灣籍的傅運籌
1986年秋又重遊，是去做LuceScholar(魯斯學者)。
提起Luce，早有緣分：我入燕京大學(1940年秋)，所到的第一處遊賞之地即是LucePavilion，乃Luce捐資所建，燕園中人則稱之曰“島亭”——它是未名湖中的一個小島，乾隆時舊園遺迹石舫，即在其東側。
我在亭中加入國劇社，唱了一段“西皮慢闆”；中秋夜獨到亭旁賞月懷鄉。
那時如何想到我七十歲時又與其續結學緣。
閑話休題。
且說1986年之爽秋，住下不久，就見一份華文大報上的一條鬥大的鉛字标題：《紅樓風雨急》!不禁大吃一驚。
細讀了這整版的長文，方知是夏、唐兩位老朋友因薄物細故的“《紅樓》問題”而起了争端——由學術竟發展到學術以外的感情用事，互揭互貶……唐德剛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題是：《夏志清貼我的“大字報”》(此乃戲用大陸“文革”時的用語)。
簡直又驚人又逗人，一時軒然大波，震動紐約教育、學術界。
但他們兩位都非俗士常流，多年老友，一時“交鋒”，不久就為關心的友好們“打和”了，複交如初。
這是一樁趣聞兼佳話，二人風格皆可師也。
我住的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Madison。
1987年暮春之初，紐約的學者及華人文化團體都來邀我到紐約去講紅學。
于是我才有了東行的機緣與興會。
先說明，那春夏是兩次訪問了紐約。
第一次是由普林斯頓轉到紐城，第二次是直抵而未他顧。
我是個不太好“挪動”的人，雖有Luce的旅行費，也不想到各城去廣開眼界。
忽有學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講《紅》。
這是美國數一數二、幾乎壓倒哈佛的名校，我卻願去看看。
于是商量講什麼題目，浦先生喜歡聽我講《紅樓》結構學，約定後于3月31日飛抵紐約，一位美國學生到站迎接，并開車直奔普城。
到達寓所還未坐定，台灣籍名教授高友工先生便熱情來打招呼——後知他是向來不肯如此行動的，對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禮數了。
對此，我深為銘篆。
4月1日晨起，到餐室去早點，桌上已擺滿了鮮花。
那天是中華古曆三月初四，我的七十歲生日，見此好花，精神十分欣喜振作。
當時遇有一位日本訪問學者偕夫人在室，已用餐完畢，緻禮而去。
那天下午，在“壯思堂”講《紅》，頗受歡迎的情景，已有文粗記。
講後又有小型講座，皆大陸、港、台女學士，一位美國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說，認為巴金受《紅》的影響)。
大陸二女士，一為呂正操先生的女兒，一位是在京熟識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吳得安(她畢業赴美，我作數首絕句贈行)。
晚上是浦先生請晚飯，特到一家華人飯館，吳女士作陪——浦先生卻在一旁幹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豬肉。
吳女士又于一日晚上請我(與女兒倫苓)和高友工教授吃飯。
浦先生有事來不了。
食次，高先生勸促我，“你先把那幾回最關鍵的補出來!”這是指雪芹八十回後的佚文而言的。
他的一篇英文論文講《紅樓》的詩境，極好(可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又次日，浦、吳兩位熱情送我們到火車站，車票還優待老人。
火車十分平靜，緩緩而行，一點兒也無雜亂之形迹。
到了紐約，本來隻想會見夏志清與唐德剛兩先生。
唐先生在1980年紅學大會上已然結識，成了熟人，夏先生則聞名不曾謀面。
可是，最先來訪我的卻是台灣籍的傅運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