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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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竟在!
燕大圖書館好極了，隻填一個小借書單，館員用“吊籃”傳送到樓上書庫，不一會兒，“籃子”下來，書在其中!把借書證備妥，附在書的存卡上，簽了名(或“學号”)，就能抱回宿舍任情翻閱。
我在館中借書何止千部，未見老館員有一絲嫌煩的表情。
我至今感念他們。
此刻要說的有三點—— 第一，記得原書卡上是空白，這多年來沒有一人曾借過此書，一奇也。
二，粗讀一過，就看見有六首詩是明文詠及曹雪芹的(敦誠的《四松堂集》，隻有三首涉芹詩)。
三，這是清繕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發現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如果你問：發現這麼一本薄薄的小詩集，到底有何意義? 答複是：這标志了紅學自1921年正式開端以後(約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記錄了“曹學”的一大進展。
意義十分重大。
這句話是五十年後回顧學術史而得出的客觀結論，不帶任何主觀誇張的色彩。
發現之後，我草寫了一篇不太長的介紹考論的文稿，就放在宿舍書桌左肘處一堆書物的中間，心中并無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囑的任務之外，即無他念——當時不要說什麼“名利思想”、“轟動效應”之類，就連發表的意願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軍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顧随先生，一次來信忽然提到：你課餘是否也可練習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紹發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兩篇小文寄與了顧師：一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歐陽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傑作與奇迹。
另一篇即此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題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訂的方面。
此二稿，顧先生交付與趙萬裡先生(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著名學者)，他正主編一家報紙的“圖書”副刊版。
趙先生一見拙稿，立即編發了後一篇，而對考歐書的一篇置之弗顧。
文章刊出了，引起衆多人的矚目。
在随後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給我的一封短信。
胡先生的來信，是趙先生轉給我的，我接到時他早已将此信劄全文編發了。
這當然引起了更大的影響。
我的紅學開步，暫記到此，後文下回分解。
且附記二事：一是我問鄧之誠先生是否知有此詩集，他說：“我早知道；胡适早就來問過我。
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
”此誠秘聞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後為哈佛大學調去，遂藏在彼。
今影印者乃原北圖(今國家圖書館)之藏本也。
詩曰：殘編一卷懋齋存，母教兄言憶舊恩。
難忘師情群輻辏，百川歸海大文源。
我在館中借書何止千部，未見老館員有一絲嫌煩的表情。
我至今感念他們。
此刻要說的有三點—— 第一，記得原書卡上是空白，這多年來沒有一人曾借過此書，一奇也。
二，粗讀一過，就看見有六首詩是明文詠及曹雪芹的(敦誠的《四松堂集》，隻有三首涉芹詩)。
三，這是清繕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發現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如果你問：發現這麼一本薄薄的小詩集，到底有何意義? 答複是：這标志了紅學自1921年正式開端以後(約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記錄了“曹學”的一大進展。
意義十分重大。
這句話是五十年後回顧學術史而得出的客觀結論，不帶任何主觀誇張的色彩。
發現之後，我草寫了一篇不太長的介紹考論的文稿，就放在宿舍書桌左肘處一堆書物的中間，心中并無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囑的任務之外，即無他念——當時不要說什麼“名利思想”、“轟動效應”之類，就連發表的意願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軍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顧随先生，一次來信忽然提到：你課餘是否也可練習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紹發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兩篇小文寄與了顧師：一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歐陽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傑作與奇迹。
另一篇即此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題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訂的方面。
此二稿，顧先生交付與趙萬裡先生(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著名學者)，他正主編一家報紙的“圖書”副刊版。
趙先生一見拙稿，立即編發了後一篇，而對考歐書的一篇置之弗顧。
文章刊出了，引起衆多人的矚目。
在随後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給我的一封短信。
胡先生的來信，是趙先生轉給我的，我接到時他早已将此信劄全文編發了。
這當然引起了更大的影響。
我的紅學開步，暫記到此，後文下回分解。
且附記二事：一是我問鄧之誠先生是否知有此詩集，他說：“我早知道；胡适早就來問過我。
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
”此誠秘聞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後為哈佛大學調去，遂藏在彼。
今影印者乃原北圖(今國家圖書館)之藏本也。
詩曰：殘編一卷懋齋存，母教兄言憶舊恩。
難忘師情群輻辏，百川歸海大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