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楊霁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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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霁雲先生，我很難忘記他。
楊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的老輩人(與孫用、林辰等在一起，編《魯迅全集》)，他早年與魯迅先生的通信，就收在《魯迅全集》裡。
1954年我奉特調到此社工作，一到位，除了見聶绀弩、巴人諸領導人之外，頭一個熱情找我談話的就是楊先生。
他一見我，滿面春風，如逢故交一般地親切，記憶中大約頭一句話就是“你的《新證》寫得好!” 稍久，知道他與聶绀老相與至契，他從“魯迅室”到“古典部”來，總是先訪聶老，而後連帶找我。
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儀表不凡，戴金絲眼鏡，喜著長衫，風度翩翩；在我目中，彼時全社同仁，隻有他最像個文化素養頗高的典型的中華學士。
以後方知，魯迅講授、撰作《中國小說史略》，論到《紅樓夢》這一部分，相關資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證》，全系楊先生提示提供的。
是則不知緣于何故，他自早對雪芹之書懷有特殊的興趣與感情。
我到社不太久，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而“批俞”運動就開始了。
我是“胡适派”，由“紅”變“黑”。
那時想不通，就不想再幹這一行費力不讨好的事了。
于是有些人也就對我“另眼看待”起來。
在那種形勢下，惟有他熱情如故，見面的話題總離不開一點：“你不要把研究《紅樓夢》的事業放棄。
那太可惜!” 我從他那裡得到了精神鼓舞與支持，于是稍稍有“重振”的念頭和勇氣。
60年代初，由于國家大規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引發了不同尋常的學術複興契機。
我在1962年寫了一組關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曾獲不少學者贊揚。
楊先生在4月4日的一封信中寫道：“……近讀大著《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萬馬ND627中，振鬣長嘶，欽佩無量，欣躍無量。
芹圃有知，當亦竊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為發隐闡微也。
惜姗姗來遲，饞眼望穿，始獲一讀片段耳。
深盼早日殺青，以饫愚昧，以啟鄙塞。
……”這封信應是他讀到開篇兩節拙文後的響應，情見乎詞，溢于言表，令我深為感動。
不妨說，楊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輩最老的幾位中的最懇摯者。
沒過太久，“文化大革命”來了。
初期我“表現”很好，大字報寫得頗有“質量”，也許就因此受到“對立派”的重視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緣由，把我“揪”出來“批鬥”了。
一開始，給我的名目是“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标本”(社中大院地上貼出大字标語，每個字大至一整張黃紙，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紅的大叉，令人心驚膽戰!)。
說也奇怪，十年中總是不提“紅學反動權威”一個字，而是将名堂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聲色動人。
到了“文革”後期
楊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室”的老輩人(與孫用、林辰等在一起，編《魯迅全集》)，他早年與魯迅先生的通信，就收在《魯迅全集》裡。
1954年我奉特調到此社工作，一到位，除了見聶绀弩、巴人諸領導人之外，頭一個熱情找我談話的就是楊先生。
他一見我，滿面春風，如逢故交一般地親切，記憶中大約頭一句話就是“你的《新證》寫得好!” 稍久，知道他與聶绀老相與至契，他從“魯迅室”到“古典部”來，總是先訪聶老，而後連帶找我。
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儀表不凡，戴金絲眼鏡，喜著長衫，風度翩翩；在我目中，彼時全社同仁，隻有他最像個文化素養頗高的典型的中華學士。
以後方知，魯迅講授、撰作《中國小說史略》，論到《紅樓夢》這一部分，相關資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證》，全系楊先生提示提供的。
是則不知緣于何故，他自早對雪芹之書懷有特殊的興趣與感情。
我到社不太久，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而“批俞”運動就開始了。
我是“胡适派”，由“紅”變“黑”。
那時想不通，就不想再幹這一行費力不讨好的事了。
于是有些人也就對我“另眼看待”起來。
在那種形勢下，惟有他熱情如故，見面的話題總離不開一點：“你不要把研究《紅樓夢》的事業放棄。
那太可惜!” 我從他那裡得到了精神鼓舞與支持，于是稍稍有“重振”的念頭和勇氣。
60年代初，由于國家大規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引發了不同尋常的學術複興契機。
我在1962年寫了一組關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曾獲不少學者贊揚。
楊先生在4月4日的一封信中寫道：“……近讀大著《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萬馬ND627中，振鬣長嘶，欽佩無量，欣躍無量。
芹圃有知，當亦竊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為發隐闡微也。
惜姗姗來遲，饞眼望穿，始獲一讀片段耳。
深盼早日殺青，以饫愚昧，以啟鄙塞。
……”這封信應是他讀到開篇兩節拙文後的響應，情見乎詞，溢于言表，令我深為感動。
不妨說，楊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輩最老的幾位中的最懇摯者。
沒過太久，“文化大革命”來了。
初期我“表現”很好，大字報寫得頗有“質量”，也許就因此受到“對立派”的重視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緣由，把我“揪”出來“批鬥”了。
一開始，給我的名目是“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标本”(社中大院地上貼出大字标語，每個字大至一整張黃紙，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紅的大叉，令人心驚膽戰!)。
說也奇怪，十年中總是不提“紅學反動權威”一個字，而是将名堂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聲色動人。
到了“文革”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