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紅學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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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cance時，他立刻大聲呼出“There”一字。
這個字，在我們中國話裡不能譯為“這裡”，而應譯成“正是這話了!”“這才說對了!” 這麼一來，院長們才像釋然，而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講後，德剛兄送酬金，我正訪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
這回聚會，也留了照片。
——我的記憶和叙法有了疏誤：我和夏先生初次見面，是德剛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多位在美華人作家作東作陪，請我和夏先生上座。
我帶了一幅墨書紅樓詩奉贈夏先生，他很高興，立時起立合影，把字幅當作二人的“中間人”。
第二天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時，他又特意将它帶去，展在桌上讓同學們看。
夏先生贈我一冊書，掀開末頁給我看，見一段題記，其末句寫的是他是個“周迷”——指喜讀我的紅學拙著也。
分别後，他有一次在台灣的《傳記文學》上讀到我的紀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詩，特意來函加以贊語(他與胡先生的關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礙見賞拙句，此即可見格高)。
後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在台灣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論《紅》警語，故寄贈請正。
又得賜函，末雲：“兄學大如海，弟萬不能及也!” 這些過獎之言，固不敢當，然亦應當一記，庶不負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論《紅》名著題曰LoveandCompassion(《愛與憐憫》)，多有精辟的識見。
我與夏先生是學術之交，言不及它，此會唐先生撰有專文紀實，發于報端。
夏先生還誇我的英語“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
我試問他：“我若請您到大陸去開紅學會，您去嗎?”他答曰：“你若請我，我就去。
”言外之意是别人請，那是沒門的。
這次到紐約，草草叙來，已如此冗長，誰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訪。
記得那是紐約亞美協會的主事者蕭女士忽惠函來邀，說辦一個夏令年會，要我去講講《紅樓》的事。
我說剛回來不太久，不想再往了。
她不答應，一再懇洽，說一切費用全部由會方負擔，務必前來!我見如此懇切，不宜再辭了，就鼓興再行。
簡而言之，是到一個“島”上的“金氏學院”(本名King'sCollege，義為“國王學院”，南人讀“金”如King也)去聚會。
那兒十分熱鬧，有各種節目。
在美同胞見了我們都很親熱。
講時，有港校兩教授和台灣女作家李昂同台。
主題原是“環境保護與文學”。
三位講了輪我換題。
我演講的題目是“《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的“開場白”說《紅樓夢》也有環境污染——大家很驚奇。
我說：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為随水流出，園外就髒的臭的亂倒——花還是淪于不潔之地了嗎?這正是環境污染之證。
大家一下子把興趣提高了。
我講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價值，與程高僞續後四十回絕然不同。
香港教授在我按時限結束時起立說：我要講的有一點周先生已然講了，不必再述，我願讓出20分鐘，讓周先生續講。
誰知，20分鐘又講完了，台下聽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離晚飯還有一小時，請周先生再續，如何?”聽衆熱烈鼓掌。
于是我一直講下去。
好像有大陸記者還報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開着車來了，把我們接到他府上小住。
也是講紅學的事，聽者是他請來的台灣文界人士，男女多位。
而因此會，才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付台灣出版的拟議。
一位李莉女士為此尤為熱情出力。
在此志之。
這個字，在我們中國話裡不能譯為“這裡”，而應譯成“正是這話了!”“這才說對了!” 這麼一來，院長們才像釋然，而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講後，德剛兄送酬金，我正訪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
這回聚會，也留了照片。
——我的記憶和叙法有了疏誤：我和夏先生初次見面，是德剛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多位在美華人作家作東作陪，請我和夏先生上座。
我帶了一幅墨書紅樓詩奉贈夏先生，他很高興，立時起立合影，把字幅當作二人的“中間人”。
第二天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時，他又特意将它帶去，展在桌上讓同學們看。
夏先生贈我一冊書，掀開末頁給我看，見一段題記，其末句寫的是他是個“周迷”——指喜讀我的紅學拙著也。
分别後，他有一次在台灣的《傳記文學》上讀到我的紀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詩，特意來函加以贊語(他與胡先生的關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礙見賞拙句，此即可見格高)。
後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在台灣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論《紅》警語，故寄贈請正。
又得賜函，末雲：“兄學大如海，弟萬不能及也!” 這些過獎之言，固不敢當，然亦應當一記，庶不負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論《紅》名著題曰LoveandCompassion(《愛與憐憫》)，多有精辟的識見。
我與夏先生是學術之交，言不及它，此會唐先生撰有專文紀實，發于報端。
夏先生還誇我的英語“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
我試問他：“我若請您到大陸去開紅學會，您去嗎?”他答曰：“你若請我，我就去。
”言外之意是别人請，那是沒門的。
這次到紐約，草草叙來，已如此冗長，誰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訪。
記得那是紐約亞美協會的主事者蕭女士忽惠函來邀，說辦一個夏令年會，要我去講講《紅樓》的事。
我說剛回來不太久，不想再往了。
她不答應，一再懇洽，說一切費用全部由會方負擔，務必前來!我見如此懇切，不宜再辭了，就鼓興再行。
簡而言之，是到一個“島”上的“金氏學院”(本名King'sCollege，義為“國王學院”，南人讀“金”如King也)去聚會。
那兒十分熱鬧，有各種節目。
在美同胞見了我們都很親熱。
講時，有港校兩教授和台灣女作家李昂同台。
主題原是“環境保護與文學”。
三位講了輪我換題。
我演講的題目是“《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的“開場白”說《紅樓夢》也有環境污染——大家很驚奇。
我說：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為随水流出，園外就髒的臭的亂倒——花還是淪于不潔之地了嗎?這正是環境污染之證。
大家一下子把興趣提高了。
我講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價值，與程高僞續後四十回絕然不同。
香港教授在我按時限結束時起立說：我要講的有一點周先生已然講了，不必再述，我願讓出20分鐘，讓周先生續講。
誰知，20分鐘又講完了，台下聽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離晚飯還有一小時，請周先生再續，如何?”聽衆熱烈鼓掌。
于是我一直講下去。
好像有大陸記者還報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開着車來了，把我們接到他府上小住。
也是講紅學的事，聽者是他請來的台灣文界人士，男女多位。
而因此會，才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付台灣出版的拟議。
一位李莉女士為此尤為熱情出力。
在此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