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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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此已早成曆史陳言了，但我還是趕上了一點“難之尾聲”，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的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差一學期方能畢業。
何去何從?殊費斟酌。
話要稍稍回轉，“倒插一筆”： 我1935年秋初中畢業，本應1937年秋高中畢業，即升大學。
孰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起，母校南開中學被炸南遷。
幾經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語系，1940年秋方得入學。
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
又經六年淪陷之苦難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學号老同學，并承認已讀的三學期的“學分”(燕大是“學分制”，讀滿規定的學分限數，方能畢業)。
所以我這個“老”學生卻成了解放最初一屆的燕園畢業生。
聞者(聆我追叙自幼齡的學程百般坎坷)稱異，幾乎難以相信! 畢業分配工作，新中國的新聞總署到燕大去要應屆生，條件是中英文須兼長，于是系裡推薦了我。
新聞總署專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談。
正巧中文系來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屆研究院招生。
我又在就業與求學二者之間必須做出明智的決斷。
這兒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學(複學)時，我想轉系，報了新聞系。
及一到選課填表經系主任批準時，他見我選的課都是文學藝術之類，于新聞必修課毫無興趣，當即駁回，說這不行，要大改選課表。
我無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語系主任柯安喜，說“我要回家”(back“home”)。
她見系裡來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十分高興，喜笑顔開地說：“你要回來——太好了!”一下子就在我選課表上簽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聞總署的職位，心裡終覺欠安；加上我是個酷愛中華文學文藝之書呆子，對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簡直無法“抗拒”，就入了院當研究生，婉謝了新聞署。
華大來電聘，事帶有“傳奇性”，也不易得，遂又決計應聘。
我為此去向高名凱先生請教，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顧，說：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學期可以不計，你到華大後在半年内将論文寄來，研究院就承認你的畢業資格。
我還請問：到成都教學，您有什麼指教之言，也當敬聆。
他沉吟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多注意政治。
我懷着感激的心情，辦理離開燕園的手續——這是依依難舍的地方，去就難以兩全的滋味很不好過，然而也隻好拜别師友了。
1951年受聘，離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啟程上路遠赴錦城。
當時并無鐵路，要“爬”秦嶺，循古棧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園，非複少年，人傷老大，曾于本科時作詩，今隻記此七律中一聯雲：“半生書劍經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
”(三化，用《觀我生賦》之語；“二毛”即潘嶽的典故，不煩多注。
)那時入蜀，事非簡易，已做了永離家鄉的打算。
老家是連一條“青氈”也無有了；渾似迅翁之詩所雲“挈婦将雛鬓有絲”。
成都華大知我實況，并非單人獨騎(ｊì)的一個少年學生，而是要“攜家”前往，慷慨地兩次彙給了旅費。
那時要從故裡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車，經河南，入陝西，直到寶雞下車。
從寶雞為始，就要爬秦嶺了。
那一切的經曆，都是新鮮的，此刻也難盡表。
單說怎麼“爬”法呢?—— 一輛很敝舊的破汽車，由它直開到成都。
這可不是小事一段。
但看那司機“貌不出衆，語不驚人”，可是他顯得“若無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經驗太豐富太老練之故。
我們這一車十幾個人，都是千裡之旅，有從滬上入蜀辦事的，有遊子回鄉的，還有軍嫂遠赴新疆探親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屬“特殊身份”。
我們天南海北，結了一個緣：許多日夜，相聚相助，休戚相關，都熟識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從寶雞旅館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襯着雲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聲來。
我也覺得自己是個“詩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盤萬轉，一輛破舊車像個不識世務的牛犢，在無窮無際的山嶺上左旋右轉地爬起來。
望車外，一步一景，難描難畫，連山的顔色都在多變，竟有赤紅色的一座峭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的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差一學期方能畢業。
何去何從?殊費斟酌。
話要稍稍回轉，“倒插一筆”： 我1935年秋初中畢業，本應1937年秋高中畢業，即升大學。
孰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起，母校南開中學被炸南遷。
幾經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語系，1940年秋方得入學。
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
又經六年淪陷之苦難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學号老同學，并承認已讀的三學期的“學分”(燕大是“學分制”，讀滿規定的學分限數，方能畢業)。
所以我這個“老”學生卻成了解放最初一屆的燕園畢業生。
聞者(聆我追叙自幼齡的學程百般坎坷)稱異，幾乎難以相信! 畢業分配工作，新中國的新聞總署到燕大去要應屆生，條件是中英文須兼長，于是系裡推薦了我。
新聞總署專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談。
正巧中文系來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屆研究院招生。
我又在就業與求學二者之間必須做出明智的決斷。
這兒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學(複學)時，我想轉系，報了新聞系。
及一到選課填表經系主任批準時，他見我選的課都是文學藝術之類，于新聞必修課毫無興趣，當即駁回，說這不行，要大改選課表。
我無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語系主任柯安喜，說“我要回家”(back“home”)。
她見系裡來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十分高興，喜笑顔開地說：“你要回來——太好了!”一下子就在我選課表上簽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聞總署的職位，心裡終覺欠安；加上我是個酷愛中華文學文藝之書呆子，對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簡直無法“抗拒”，就入了院當研究生，婉謝了新聞署。
華大來電聘，事帶有“傳奇性”，也不易得，遂又決計應聘。
我為此去向高名凱先生請教，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顧，說：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學期可以不計，你到華大後在半年内将論文寄來，研究院就承認你的畢業資格。
我還請問：到成都教學，您有什麼指教之言，也當敬聆。
他沉吟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多注意政治。
我懷着感激的心情，辦理離開燕園的手續——這是依依難舍的地方，去就難以兩全的滋味很不好過，然而也隻好拜别師友了。
1951年受聘，離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啟程上路遠赴錦城。
當時并無鐵路，要“爬”秦嶺，循古棧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園，非複少年，人傷老大，曾于本科時作詩，今隻記此七律中一聯雲：“半生書劍經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
”(三化，用《觀我生賦》之語；“二毛”即潘嶽的典故，不煩多注。
)那時入蜀，事非簡易，已做了永離家鄉的打算。
老家是連一條“青氈”也無有了；渾似迅翁之詩所雲“挈婦将雛鬓有絲”。
成都華大知我實況，并非單人獨騎(ｊì)的一個少年學生，而是要“攜家”前往，慷慨地兩次彙給了旅費。
那時要從故裡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車，經河南，入陝西，直到寶雞下車。
從寶雞為始，就要爬秦嶺了。
那一切的經曆，都是新鮮的，此刻也難盡表。
單說怎麼“爬”法呢?—— 一輛很敝舊的破汽車，由它直開到成都。
這可不是小事一段。
但看那司機“貌不出衆，語不驚人”，可是他顯得“若無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經驗太豐富太老練之故。
我們這一車十幾個人，都是千裡之旅，有從滬上入蜀辦事的，有遊子回鄉的，還有軍嫂遠赴新疆探親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屬“特殊身份”。
我們天南海北，結了一個緣：許多日夜，相聚相助，休戚相關，都熟識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從寶雞旅館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襯着雲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聲來。
我也覺得自己是個“詩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盤萬轉，一輛破舊車像個不識世務的牛犢，在無窮無際的山嶺上左旋右轉地爬起來。
望車外，一步一景，難描難畫，連山的顔色都在多變，竟有赤紅色的一座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