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翻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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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多年來把我歸入“紅學家”科目中,我隻好“呼牛呼馬”皆應之,心裡并不喜歡,有時還很“反感”。

    實際我的“出身”是翻譯課教師。

     這段曆史是從1949到1954年這段時間的事,分為兩階段:前段是在燕京大學西語系,做趙蘿蕤教授(Prof.LucyChao)的課堂及改卷的助教;後段是在華西、四川兩大學的外文系任翻譯課(三、四年級專修課)的講師(放棄了升副教授的條件,回京當古典文學的編輯,那時還沒産生“編審”的職稱等級)。

    加上從高中時自己練習中英互譯,因此,也積有一些經驗。

     在翻譯界,似乎最常聽說的問題就是“直譯”與“意譯”的仁智之歧論,似乎迄無一個較為合理而大家認同的結果,仍然是各行其“是”(事)。

     再一個似已“陳舊”了的話題,也難盡行忘掉,即“信、達、雅”三大準則。

     我不揣谫陋,在此發一點兒拙論,以供研者思議參采。

     翻譯是個大難題。

    它的任務是解決語文“矛盾”,而這種矛盾貌似語文“互換”,實則處處涉及不同民族曆史文化的最深層的差異,精神活動的不同感受與表達。

    樂觀者以為有了翻譯萬事大吉;悲觀者則十分“痛苦”——甚至懷有根本否定可譯的主張,有點兒“潑冷水”的味道。

     我總提醒同學說:莫忘鸠摩羅什的幾句名言,好好思索一下。

     鸠氏(Kumārajīva)是位偉大的佛經譯家,釋典中的基本一經《金剛經》,即他所譯。

    他雖貢獻巨大,可是他實在是一個極端悲觀論者,筆下不能不譯,心裡卻徹底消極:翻譯本是不可能的事! 證據就是他說的:将梵文譯為秦言(即華語,因他是後秦時來東土的高僧),“如嚼飯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嘔哕!” 這話可謂太不“客氣”——也“厲害”極了! 他的深刻感受是:梵文之美,本無法傳譯,一經變為華文,就如将嚼過的飯吐出來再喂人,不但盡失飯肴之美味,反而讓人反胃嘔吐——那“滋味”太難受了! 我雖不懂梵文,卻深信此理,服膺他的名言——把翻譯根本取消,人類将無法交流,所以還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但我總以為日常生活、一般文字、簡單事實,可靠翻譯傳達交通了解。

    至于文采、智慧、高層哲理、微詞妙緒……那靠翻譯是無能為力的,這是事實,并非什麼樂觀悲觀的看法問題。

    (這很像莊子所喻的庖丁、輪扁,其精微處非言辭所能傳達,道理相似。

    ) 然後再說說直譯、意譯的分歧之見。

     若依拙愚見而言,世上本無所謂“直譯”的事情,不過是個設想名目罷了。

     你若不信,我可舉例為證: Ithasnothingtodowithme.隻能譯作“那與我不相幹”,而不能是“它沒有事可與我做”——因為這“不像話”,沒人懂,可這正是所謂“直譯”。

     我在燕大時,必修一門自然科學課,我就選了地質學geology。

    教師是位美國老者,他每次講完下課時,必說一句That'lldofortoday!我常學他的美國英語,逗得同班兩三個俄國學生大笑。

    此語若“直譯”,應該是“那将會做為了今天”,你可知這是什麼怪話?當然要譯為“今兒就這麼着行了”。

     最簡單地講,我們的“大”風“大”雨,在英國人隻能譯為strongwind與heavyrain,那個“大”是不能采用big或great之類的。

    可見哪兒會有一個真的“直譯”存在? 說到根兒上,真夠個翻譯者,必須先做到精通所譯雙方語文,“知己知彼”才行,不然靠查詞典找“對應字”,生造一些不倫不類、不三不四的“文句”,便膽敢譯“世界名著”,結果不但糟蹋了名著,也污染了純正美好的中華語文。

     我教了三年翻譯課,頗受歡迎,憑的是什麼呢?一是有自己的體會——提升為“理論”;二是廣覽他人實踐的得失利病;三是自己獨創的教授方法——也許可以稱之為“教學藝術”。

     上文舉鸠摩羅什的名言,其實若再追根究柢,還得問一問:鸠氏高贊梵文,以為譯後之華言盡失原味,那麼鸠氏的梵文造詣可以不疑了,但他的華文,水平又如何呢?能盡得其真“味”嗎?竊以為怕不敢估量過高——從今天來說公道話,那他了不起,但他能與馬、班、韓、柳、歐、蘇……相比無愧嗎?他所譯釋典,并無文采可言,也不過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