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恩裕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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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同代同輩份的紅學同行，人數原極有限，後起的一輩人數就多起來了。
友人曾比為“雨後之筍，過江之鲫”，那有點兒開玩笑，可也确實多得驚人。
人一多，品類不齊，輿論的微詞時有所聞。
也有一友告訴我，一次他在西郊參加有關曹雪芹“故居”的會，親耳聽見旁邊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對人說：“你看×××，哪兒還像個學者?”還有天津一名青年讀者給我來信，中有一句話：“你們紅學界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
”我讀到此處，真是悚然憬然。
鳳兮枭兮，乎鸱乎?難怪人家說話有點兒毒。
我所以先提這些，是因為我敬重吳恩裕先生，數十年的切身經曆品評，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紅學學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們的交誼曆程又不是很順暢的，帶着不少曲折和誤會。
提起這，我是感慨萬分。
最初的隔膜，略無機緣相會，對他一無所知。
當我看到他最早發表的文章時，就見他對我有“意見”，語氣不太正常——不提賤名，隻說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提時也是為了“指謬”(其實沒錯，他後來承認了)。
這使我納悶：我從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會有冒犯之可能。
第一次與他何時何地晤面，已不記得。
記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運動”剛剛啟幕那次，文化部長鄭振铎先生主持大會，到會人很多，大抵文藝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識甚少。
最晚一個趕到的就是吳恩裕先生。
那時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樸素的灰布制服——簡易中山裝，當時人之常服也；右臂夾持一個黑皮包——此則民國時代教授身份的一種标志，也是高層知識分子的惟一“炫耀品”(當時是真皮，無人造物，很貴，隻能夾持，并非後來的手提包)。
他入場時，頗有點兒“風塵仆仆”之緻。
看樣子他認識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談者，就先和我說話。
隻見他一臉的書生氣，十分認真嚴肅，其第一句話就是：“思想批評必要，但是考證還是很重要，不能取消……” 書生氣十足。
他似乎一點兒也意識不到這并非純學術的事情。
我從此識得他為人真誠老實，還保存着“天真”。
在運動中，他的情況如何，我無所知。
真正接觸漸多、熟識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後，他原先對我的一點兒莫名其妙的隔閡與誤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訪也就多起來——還是他屈駕枉顧小舍的次數最多了。
吳先生英國留學，從師于拉斯基(Laski)，治英國政治史，一口純正的不列颠英語發音(與今流行的美國英語不同)，也寫一筆很出色的行書字，給我的很多信劄，一律是毛筆豎寫，絕不帶洋氣味(也能寫大字，非常見功夫)；嗜京劇，唱餘叔岩派須生，也頗有造詣。
總之，是個有才華的人。
但于古代文學卻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對《石頭記》卻生疏——這是他自己承認的。
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時，要我為他每節題一首絕句，雖後來他未采用，卻指着“文星之殒”這一首說深為感動。
他不懂平仄，有一節題為《宗學夜話》，我告訴他“學”是入聲屬仄，四個字也要調聲律，宜改為《宗黉夜話》。
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來，卻是為了問一個“NFDC0”字——一條脂硯齋批說“深得‘金瓶NFDC0奧’”，他不識此字，以為是“壺奧”，不可通矣。
又如永忠吊芹詩“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飲酒者“中聖人(上品佳釀)”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誤等等。
說明他的本行不在這方面。
我們交情深了，誰也沒因為這些瑣屑而看不起誰，一貫以誠相待。
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問世，後來他下幹校時，不斷來信，說：“《曹雪芹》是好書!我到此什麼也不帶，隻帶了這本書，不離身邊。
也不知反複看了多少遍。
……” 一入60年代，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步步升級，熱鬧起來了，他的精氣神也十足地振作起來了，時常來找我。
最值得一記的是邀我同到健銳營去訪張永海——他聽到一個線索，說張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離京城而到山村著書，此村究在何處?我與恩裕兄當然早就忘不下這個題目。
到了1962年紀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動日益開展時，踏尋此村的願望變成了必付實踐的重要項目了。
傳說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銳營的線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獲的。
當時不止一頭緒(互不相涉)不約而同地傳述這一說法，于是引起了我們的重視，以為不會“空穴來風”，應有一定的來由。
他的熱情與活動能力勝我十倍。
一日，來邀我同訪香山的張永海，據傳他知道雪芹的若幹遺聞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駱靜藍)奔到健銳營的正黃旗，找到了張家小院落。
正黃旗是此營右翼四旗的頭旗，位居從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從西向東一排，靠北面坡)。
小院全似山村民戶，早無一點營房痕迹。
院中有樹木，放一張長方矮飯桌，幾個人圍坐，聽主人開談。
張永海其時年已六十多歲，人很樸實，看樣子是個嗜酒者。
恩裕兄訪知此老者舊時曾在城内當過
友人曾比為“雨後之筍，過江之鲫”，那有點兒開玩笑，可也确實多得驚人。
人一多，品類不齊，輿論的微詞時有所聞。
也有一友告訴我，一次他在西郊參加有關曹雪芹“故居”的會，親耳聽見旁邊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對人說：“你看×××，哪兒還像個學者?”還有天津一名青年讀者給我來信，中有一句話：“你們紅學界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
”我讀到此處，真是悚然憬然。
鳳兮枭兮，乎鸱乎?難怪人家說話有點兒毒。
我所以先提這些，是因為我敬重吳恩裕先生，數十年的切身經曆品評，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紅學學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們的交誼曆程又不是很順暢的，帶着不少曲折和誤會。
提起這，我是感慨萬分。
最初的隔膜，略無機緣相會，對他一無所知。
當我看到他最早發表的文章時，就見他對我有“意見”，語氣不太正常——不提賤名，隻說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提時也是為了“指謬”(其實沒錯，他後來承認了)。
這使我納悶：我從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會有冒犯之可能。
第一次與他何時何地晤面，已不記得。
記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運動”剛剛啟幕那次，文化部長鄭振铎先生主持大會，到會人很多，大抵文藝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識甚少。
最晚一個趕到的就是吳恩裕先生。
那時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樸素的灰布制服——簡易中山裝，當時人之常服也；右臂夾持一個黑皮包——此則民國時代教授身份的一種标志，也是高層知識分子的惟一“炫耀品”(當時是真皮，無人造物，很貴，隻能夾持，并非後來的手提包)。
他入場時，頗有點兒“風塵仆仆”之緻。
看樣子他認識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談者，就先和我說話。
隻見他一臉的書生氣，十分認真嚴肅，其第一句話就是：“思想批評必要，但是考證還是很重要，不能取消……” 書生氣十足。
他似乎一點兒也意識不到這并非純學術的事情。
我從此識得他為人真誠老實，還保存着“天真”。
在運動中，他的情況如何，我無所知。
真正接觸漸多、熟識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後，他原先對我的一點兒莫名其妙的隔閡與誤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訪也就多起來——還是他屈駕枉顧小舍的次數最多了。
吳先生英國留學，從師于拉斯基(Laski)，治英國政治史，一口純正的不列颠英語發音(與今流行的美國英語不同)，也寫一筆很出色的行書字，給我的很多信劄，一律是毛筆豎寫，絕不帶洋氣味(也能寫大字，非常見功夫)；嗜京劇，唱餘叔岩派須生，也頗有造詣。
總之，是個有才華的人。
但于古代文學卻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對《石頭記》卻生疏——這是他自己承認的。
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時，要我為他每節題一首絕句，雖後來他未采用，卻指着“文星之殒”這一首說深為感動。
他不懂平仄，有一節題為《宗學夜話》，我告訴他“學”是入聲屬仄，四個字也要調聲律，宜改為《宗黉夜話》。
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來，卻是為了問一個“NFDC0”字——一條脂硯齋批說“深得‘金瓶NFDC0奧’”，他不識此字，以為是“壺奧”，不可通矣。
又如永忠吊芹詩“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飲酒者“中聖人(上品佳釀)”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誤等等。
說明他的本行不在這方面。
我們交情深了，誰也沒因為這些瑣屑而看不起誰，一貫以誠相待。
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問世，後來他下幹校時，不斷來信，說：“《曹雪芹》是好書!我到此什麼也不帶，隻帶了這本書，不離身邊。
也不知反複看了多少遍。
……” 一入60年代，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步步升級，熱鬧起來了，他的精氣神也十足地振作起來了，時常來找我。
最值得一記的是邀我同到健銳營去訪張永海——他聽到一個線索，說張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離京城而到山村著書，此村究在何處?我與恩裕兄當然早就忘不下這個題目。
到了1962年紀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動日益開展時，踏尋此村的願望變成了必付實踐的重要項目了。
傳說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銳營的線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獲的。
當時不止一頭緒(互不相涉)不約而同地傳述這一說法，于是引起了我們的重視，以為不會“空穴來風”，應有一定的來由。
他的熱情與活動能力勝我十倍。
一日，來邀我同訪香山的張永海，據傳他知道雪芹的若幹遺聞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駱靜藍)奔到健銳營的正黃旗，找到了張家小院落。
正黃旗是此營右翼四旗的頭旗，位居從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從西向東一排，靠北面坡)。
小院全似山村民戶，早無一點營房痕迹。
院中有樹木，放一張長方矮飯桌，幾個人圍坐，聽主人開談。
張永海其時年已六十多歲，人很樸實，看樣子是個嗜酒者。
恩裕兄訪知此老者舊時曾在城内當過